經濟學界基本上共認一個重要原則：有些事交給市場較有效，這些事該交給市場機制；有些事不可能交給市場而必須交給政府去做，這些事我們要想辦法監督政府；有些事很難說誰來做比較有效率。經濟學的專業論文裡在爭執的是「哪些事該交給市場？哪些事該交給政府？哪些很難斷言？」連 Milton Friedman 都承認不可能沒有政府，不可能沒有稅。所以爭議的焦點是政府要多大，要有哪些功能，哪些該自由化。
贊成芝加哥學派的人主張「小而美的政府」，我在〈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文裡企圖指出：小政府不一定美，因為政府縮小的過程很可能只是縮小政府無可推卸的責任，而沒有縮小官商勾結的範圍。
擁護市場機制的人對我的文章可以反問：「難道政府大的時候就會做比較多的事？難道政府大的時候大出來的部分不是通通被拿去遂行官商勾結」？這樣的爭論沒掌握住我在〈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文的主題：關鍵不在於政府大或小，而在於民眾有沒有能力監督！我要把經濟學界數十年來的爭論從真空狀態拉進真實世界裡！
關於「政府與市場效能」的論辯，經濟學家往往忘記最要緊的一個事實：沒有經濟學教科書裡所描述的「自由市場機制」（在真空裡的「市場機制」），所有真實世界裡的市場運作實況都脫離不了政治力的介入，選民的公民素養，媒體的監督能力等複雜的社會因素，因此連經濟學都不得不談「政治經濟學」。
民眾有沒有能力監督政府，使她的稅收有較高的百分比被用來從事對整體社群有益的事，而同時將官商勾結盡量小化？有可能！北歐政府做到了！如果你問北歐的貪污為何很少，國家地理頻道的一個節目裡回答說：「因為媒體監督機制發達，再小的公器私用都會變成隔天的頭版頭條。」如果你再追問：「北歐的媒體為何監督機制發達？」我看過的分析說：「因為他們的公民意識發達」。我也自問過：「北歐的公民意識為何較發達？」我讀過的許多文獻和書籍告訴我：這是一個社會長期發展的結果。
如果你要問我：台灣人有沒有機會監督政府，讓稅收中被拿去遂行官商勾結的比例逐年下降？我不知道！目前看起來很難。為什麼？媒體監督能力近乎零！媒體為何沒有能力監督？選民不在意（他們晚間新聞的時間只想看美女主播；你如果報導官商勾結，第二天財團會聯合起來撤廣告，民眾卻不一定團結起來支持揭弊的媒體），選民不相信自己可以改變政治的醜陋（「我只想吃完這塊香雞排，你不要用這些沒用的新聞來影響我的食慾」）；台灣選民為何不像北歐國家那麼積極監督政府？因為社會發展仍不成熟，不知道該如何組織這個社會的各種力量。
政府效能跟媒體監督能力有關，跟公民意識的發達程度有關，跟一個社會的發展過程有關。關於「政府效能」的論辯，有意義的回答應該是針對特定國家的實情，以實證研究的結果為基礎去回答。也就是說，可以被清楚地回答的是「2013年時瑞典政府有幾%稅收被拿來遂行官商勾結？瑞典民眾有哪些監督政府的能力與機制？」這樣的問題；至於「政府有幾%稅收被拿來遂行官商勾結？民政有沒有能力監督政府」這種沒有具體對象可供驗證的的問題，根本與真實世界的實證無關，也不可能有有意義的答案──去脈絡化的經濟學辯論與真實世界的運作脫節，根本就是古希臘傳統哲學辯論術（哲學思辯，speculation）的產物。
但是，台灣有關經濟政策的論述卻經常是懸在真空裡，完全不管國家與社會所處的脈絡，去對象且去脈絡地爭辯「大政府較好？還是小政府較好？」這些去脈絡化的爭辯其實根本毫無意義！就是因為經濟學的論爭都去脈絡化，我認為經濟學「半是科學，半是神學（或與事實無關的意識形態之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