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2日 星期一

全民經濟與富人經濟

戰後嬰兒潮的世代應該很難相信:這一代終生的努力竟造成下一代的普遍沉淪──實質薪水倒退十五年,高學歷的年輕人被迫要去做小學畢業就可以做的工作,而房價高到只有少數人買得起。像我這樣放棄歐洲高薪工作而矢志回來建設故鄉的人,更是難堪:一輩子的努力,竟然讓下一代更加看不到未來!


許多經濟評論開始羨慕起德國和北歐:他們的貧富差距遠比美國小,國債遠比美國低(挪威和瑞典的國債甚至是負的),失業率遠低於美國,經濟成長率高於或接近美國,從全球金融風暴中復甦的速度遠高於美國。

英國的BBC這樣形容德國:「工時比鄰國短,學童上學時間僅鄰國的四分之三,工人不特別勤奮,一點都不像是會在經濟上成功。但德國卻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國,可以隻手阻擋歐元區的經濟衰退,富裕到足以拯救歐元。」


教育水準低,工時短,為何反而有較高的產出?靠前人的庇蔭。德國、荷蘭和北歐國家都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公司,勞資關係穩定,前輩的技術和經驗可以整合進公司的組織、管理、研發與製造中,從而用低工時創造高產值。以自動化機械與交通運輸系統的生產為例,百年公司出國競逐國際標時,只需把過去累積的數十萬套設計圖拿來修改、重組,即可符合客戶的需要,且有百年經驗擔保品質;反之,新興公司要從頭設計起,還到處顧慮不周。而且,百年公司的設計與生產皆已模組化,又以全球為市場而有規模經濟的優勢,因此造價也比較便宜。

德國能而英美不能,就因為德國資本流動率低而勞工權益受到充分的保障。德國以超高的資本利得稅防範房地產與金融市場的投機炒作,使資金傾向於長期而審慎的投資;資金流動率低,景氣好的獲利留在公司裡,用以彌補景氣低迷時的財務,勞工才會覺得自己不是資方「用後即丟」的衛生棉或免洗筷子;德國政府用法律規範要求股東會議裡勞工席次要佔一半,勞資各享一半的公司治理權,讓勞工參與公司經營,制度的設計讓勞資雙方有彼此信任的基礎,所以不景氣時可以用勞資協商減少工時與工資而不解雇。資本流動與解僱勞工都太困難,誘使資方積極從事可永續的投資與經營,而勞方也願意將個人智慧與經驗交付給公司,並戮力參予技術升級。因此,資本與技術都留在公司累積,使得後來的人可以繼承先輩的資本、經驗、技術與公司治理的智慧傳承,生產力自然可以持續提升,讓後代坐享前人的餘蔭,只花台灣人一半的工時就可以創造台灣人兩倍的產值。

反之,美國資本流動太快,炒作成風使經濟系統不穩定而風險高,矽谷創業成功率僅百分之三,而成功的果實歸於極少數人。產業變遷快速,前一代人的經驗、技術與智慧皆無法累積,因此絕大多數人的實質生活都無法改善,還反而倒退。

有些論者質疑萊茵模式太保守,欠缺創新能力。這是鬼扯!全世界綠能汽車最先進的技術在德國,全世界最先進的綠能產業在德國和丹麥,全世界最新進的汽車防撞偵測技術在德國。Nokia 輸給美國,與其說是創新能力不足,不如說德國產業界擅長經營耐久財產業,擅長結合傳統與創新,而不擅長消費財與無法累積技術傳給後人的消費性產業。

要不然,美國這些年有多少創新產業?Amazon、Google、FB、Apple?還有嗎?通通都是無法留給下一代的產業!

荷蘭和北歐的制度跟德國相近,屬於庇蔭後代的「全民經濟」,社會可以持續進步,子孫可以活得愈來愈有人味且更有生活品質;美國則是贏者通吃而遺禍子孫的「富人經濟」,社會無法持續發展,還瀕於覆沒的邊緣,每一代的子孫都跟上一代一樣地勞累。

對我而言,與其留財產給子孫,還不如留一個愈來愈人性化、幸福、愉悅的社會制度和產業文化給子孫!這才是比退休金制度更有價值的「社會公共財」(我把這看成是一種更進步的 social welfare)。

但是台灣卻不學歐洲而學美國,甚至比美國更惡劣。台灣的房地產稅是美國的百分之十,日本的百分之二點五,遠比美國更鼓勵金錢遊戲與劫貧濟富,讓想要永續經營的業者在這文化下難以作為。卅年下來,富了個人而毀了整個社會和下一代的未來。

我們這一代是該認真地反省了!到底是要留給下一代一堆遺產和不堪人居住的社會?還是要留給他們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社會制度、價值觀、文化和生活型態?



後記:商周有一系列關於萊茵模式的文章

家電業賓士,一款洗碗機 賠30年也不放棄

全球電鋸龍頭──最壞的時刻 還是堅持發高薪

百年工業巨擘──從董事長到工人 都有創新血液

德國為何敢廢核? 

萊茵模式 孵不出臉書、微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