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升學主義與教育的核心問題

      看了一篇大陸湖北省高中聯考狀元留美念完大學後的感言，感慨於兩岸教育共同的問題：只有升學主義和比成績，而沒有真正的菁英教育，以至於無法培養出能解決社會問題的的思想家、領導者。

       先說台灣。新聞報導說：建中校長去找台大教授設計「大一先修課程」，建中和北一女老師不知道要給學生開什麼選修課程。這表示什麼？在台灣，人才、庸才和蠢材接受的是同樣的價值觀，同樣的教育目標，同樣的教材。這樣還教得出人才嗎？

自力救濟與結構問題，別老是把它們混在一起

       面對 22K 和買不起的房子，你可以有兩個思考方向：（1）誰都不怪，想辦法靠自力救濟脫離苦海，（2）想清楚到底怎麼會有 22K，從結構上去改善問題。台灣的評論老是分不清楚這兩個問題，因而老是把兩個問題混成一個問題，像沒頭蒼蠅般地殺來殺去。

       一般人犯這種錯就算了，被廣大臺灣人信賴的嚴長壽和陳文茜還犯這種錯，那或許真的表示台灣社會浮上檯面的都不是人才。不過，我在檯面下的確見識過很多讓我驚豔的人才，其中很高比例都是六、七年級。所以，我只能推測，台灣的問題是：檯面上沒有人才，人才全被擠壓到檯面下去了；做決策的沒腦袋，只好「將帥無能，累死三軍」。

經濟學界與英美政壇的超級風暴

        過去十四年來全球所出版過的書籍裡，最有機會在未來改變全世界的，很可能就是法國經濟學家 Thomas Piketty 的 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21世紀的資本》）。它一出版就成為亞馬遜網上書店的暢銷書榜首，據說實體書一直缺貨，很多人只能買到它的電子版書。《Financial Times》（FT）的專欄作家 Robert Shrimsley 甚至打趣說：政界與學術界中人見面時都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好像非得討論這本書不可。

如果台灣獨立了

       如果在2016年時台灣終於爭取到獨立，而且朱立倫、蔡小英、黃國昌、柯文哲或者你最喜歡的人選當選了總統，台灣的問題就獲得了解決嗎？沒有！你只是終於可以認真去想：

台灣往何處去？

      這個問題問的不是「我們要發展哪一種產業」，而是「我們要有什麼樣的城市，什麼樣社會制度，什麼樣的生活內涵，成為什麼樣的人」。讓我再度如此發問的，是波蘭人，尤其是生活在Kraków（克拉克夫）的波蘭人。

       離開波蘭之前，我特地撥出一整天的時間，離開觀光區，在Kraków 常民生活的區域內步行五小時，想要淺嚐一般人生活在Kraków 可能會是怎樣的滋味。因為，從到達 Kraków 的第一天開始，我就強烈地感覺到：我喜歡這個城市的程度，遠超過台灣任何一座城市，甚至還超過我想得起來的西歐城市（包括巴黎）。

知識、態度與教養

       延續上一篇〈為什麼我們無法開口說英語？〉，與其說我們的教育問題出在知識的傳授與學習，不如說是出在對待知識的態度，甚至於連對待人、事、物的態度都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我們不敢講英語，不是因為英語能力不足以「溝通、達意」，而是因為「不能犯錯，錯一題扣 5%，錯一題會考不上建中、台大，考不上建中、台大這輩子就無法出人頭地了。」

       我們不是被教成「用知識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而是被教成「用知識表現自己有多了不起」。所以，有沒有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沒關係，但是絕對不可以在人前犯錯（否則還真的會被人譏笑）。

為什麼我們無法開口說英語？

       到波蘭觀光之前，我預期波蘭人的主要外語可能是俄語或德語，而很少人講英語，因此以為這是一趟艱難的旅途，必須克服嚴重的語言障礙。到了這裡，卻出乎意料之外地順利：用英語問年輕人：八、九成可以溝通，得到我所要的簡單資訊。我不禁好奇地問一個年輕女孩：你們在學校有沒學英語？她說：不含大學，一共要學五年。這個回答解除了我一部分的疑惑，卻帶來另外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中學學了六年，大學的教科書絕大部分是用英文的，卻反而往往不敢開口說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