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裡先是看完以色列總統 Shimon Peres 的紀錄片 "Never Stop Dreaming"，覺得被他那永不歇止地前進的意志所鼓舞；接著看完紀錄片「The Social Dilemma」（《智能社會：進退兩難》），整顆心像是繫著碩大的鉛塊直往海底無盡的深淵裡沉下去。接著一顆心劇烈地忽上忽下，像在坐雲霄飛車，甚至暈得幾乎要嘔出來。
看著台灣社會的種種，有時候會不禁自問：假如連我這樣的人都在當下這個台灣社會裡舉步維艱，甚至不斷地想要退縮回到自己內心的龐大世界裡，寧可關起門來跟歷史上的偉大靈魂對話，再也不問世事，那麼其他人要如何地在這個爛泥沼裡找到自己的方向與路徑？
關於社群群體
退休前我的研究主題是機械視覺、汽車自動駕駛中困難度較高的行人偵測與和半導體元件的焊點瑕疵自動檢測，對於以類神經網路為基礎的「人工智慧」（精準地講，其實是「自動分類技術」）知道得遠比一般理工學院的教授多更多。
因此，我在2016年就已經清楚地警覺到網路很容易被操弄，而宣告凍結凍結「關鍵數據網」。那時候，還被無知的網紅和一群盲目的群眾嘲笑。沒有多久，Cambridge Analytica 在網路上操縱川普選舉與英國脫歐的事件爆發，卻始終沒有人「還我清白」。
緊接著，在張景森控告我的期間，我的律師發現有特定人士在中文的維基百科裡用全新的帳號在編輯關於我的條目，意圖引導讀者認定我沒有能力對該案的相關事實負責舉證。明知民進黨長期在養網軍，我對此當然是絲毫都不訝異。
其實，「The Social Dilemma」所揭露的網路隱憂只不過是冰山一角。然而對數位科技所知越少的人（絕大多數人）越以為這一部片子是在杞人憂天。
紐西蘭總理 Jacinda Ardern 在哈佛演講時，指出確實有證據顯示社群媒體在分化社會，促成（深化）對立與仇恨，甚至導致大規模殺害無辜的槍擊事件。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政府調查後的確實真相。
社群媒體興起的嚴重後果之一，就是「鄉民當家作主」，很多人（絕大多數人）的思考能力有限，無法分辨「誰的論述（剖析）比較嚴謹、合理」，就只能相信「音量比較大的那一邊」。而絕大多數網紅的分辨能力，恰恰只比這些鄉民略高——高到比他們知道得多一點，卻不會高到讓他們讀不懂或聽不懂。
社群媒體興起的嚴重後果之二，就是你很難聽到「少數人（清醒者）的聲音」。因為，不管是 Google 或臉書，他們的計算式裡已經把「熱門程度」當作一個重要的參數（如果不是僅次於廣告的第二重要因素的話）。「The Social Dilemma」的一部分受訪者建議觀眾：「刻意關注跟自己意見相反的聲音」。問題是，另一種聲音可能跟自己熟知的聲音一樣地膚淺，一樣地情緒化，一樣地無助於釐清事實。
社群媒體跟傳統大眾媒體（報紙、收音機、電視）有何根本的不同？傳統媒體雖然很容易受到國家機器的操弄與審查，但是在與統治者利益無關的事件上媒體會發揮「專業審查」的功能：包括哪個新聞要放頭版頭條，要如何下標題，字數要多少，標題字要多大等。今天，絕大多數人讀到的新聞是從社群媒體轉傳的，「鄉民審查」取代了國家機器與「專業審查」，其結果不必然更好，實際上截至目前看來是更糟（糟透了）！
更糟糕的是，Google 和 FB 不但榨乾了企業界的廣告費，還讓讀者可以免費閱讀報紙的電子版，使得傳統的大眾媒體失去財源，不得不為了自保而苛待記者（參見〈六年級朝不保夕、七年級薪水如丐幫、八年級被逼得出國流浪〉），連電視台的談話節目都只能用固定的班底嘩眾取寵地討好固定的觀眾群（用固定的政治立場與觀點）。只要看看報紙和電視的字幕裡有多少錯別字，就可以知道現在媒體製作的品質有多粗糙、低劣。
在這樣的時代裡，不願意嘩眾取寵的聲音很容易被淹沒到社群媒體與 Google 計算式的最底層，永遠不見天日。
在這樣的時代裡，知識分子不只是蒼白的，簡直是透明的——你可以聲嘶力竭地喊，成效卻有如「牧師在跟牧師傳教」，唯有那些跟你有類似覺醒程度（和孤單程度）的極少數人聽得到。
我對氣候暖化議題的未來是悲觀的，我對社群媒體的自治或政府的有效管理是更加地悲觀的。
然而以色列總統 Shimon Peres 的紀錄片卻一再重複地告訴我：他一再完成眾人以為不可能的事，他永遠不曾放棄夢想，永遠在探索著邁向夢想的可能路徑。
化不可能為可能：Shimon Peres
Shimon Peres 的紀錄片裡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件事。其一是他祖父在他童年時教他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猶太人的「精英」老是讓孩子從童年起就接觸令人極其困惑又極其深刻的人性問題嗎？
就像多愁善感的齊克果 24歲時就在日記裡寫下：「末日審判真是非常可怕，所有的靈魂又活了過來——並且完全孤獨地站立著，孤獨而且誰都不認得，誰都不認得！」然而他的父親卻在他25歲時向他告白：自己曾在年輕時因為窮苦而在山頭詛咒過上帝，從此他們家族就纏上拋不去的詛咒。這個告白在齊克果內心烙印下永恆的印記，讓他在 1838年記下現存日記的第32則：「於是，發生了大地震，....我們家族出眾的心智天賦，只是為了要撕裂這一個家族。」
以前我早已發現：德語系的猶太人特別容易出現心靈極其敏銳、深刻的人。沒想到波蘭與白俄羅斯邊境上的小小猶太村莊裡依然如此。那些被驅離到外邦的人，再也回不了耶路撒冷，卻一代一代地傳唱著：「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無法再撥弄琴弦。倘若我忘了你，不以你為我的至愛，情願我的舌頭不能再歌唱。」（詩篇 137:5-6）
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民族？怎樣的心靈？
第二件事情是 Shimon Peres 一再跟比他高大的孩童摔跤，屢敗屢戰的故事，讓我不禁想起《舊約·創世紀》（32：22-32）裡雅各與天使摔跤的故事。
連似乎不曾上教堂的林布蘭，都被舊約的故事佔滿了心靈與畫面。一個從小在舊約故事裡長大的孩子，會有著怎樣的心靈？
最後一件事情則是他永遠在試圖實現別人以為不可能的夢想，而且一再成功（雖然也有失敗）：在各國禁運武器給以色列的1950年代，他組織一群人在美國零星地購滿飛機的零組件，然後秘密地組裝完成後偷飛回以色列；在全球都嚴格防範核武外洩的情況下，他從法國取得核子反應爐，並且間接促成了以色列核子武器的發展。
他的名言是：「Never Stop Dreaming」。
行動者與詩人
Shimon Peres 一輩子都是個行動者，而行動者的夢想與土地都是群眾腳下所踩的土地——現實世界裡的土地。當一個行動者停止行動時，他內心的生命也跟著死亡。這一點，他的家人（包括妻子）似乎不盡然了解。
陶淵明和梭羅都是詩人，詩人的夢想在天空，在歷史，在可以覺察而超乎肉眼可見的大自然裡，在沒有人看得見的內心世界裡——不在現實的土地裡。他們都注定是孤獨的，因為沒有人看得見他們心靈裡的那個世界。
當我拿起筆的時候，我是行動者；當我擱下筆的時候，我只屬於自己內心那個無人能觸及的世界。
問題不是「to be, or not to be」，而是「to act, or not to act」。或者，也許這兩個問題原本只是一個問題的兩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