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5日 星期五

不當頂大罐頭(2):找到適合你的好書

     盤點過去六十多年來影響我較深的人、事、物,影響我最深的還是那些能開拓、提升我的觀念和心靈視野的「好書」。
     好書很多,不見得每一本都跟你有緣(讀得下去、有所啟發)。跟你有緣的書,時機不對(對世事與人生的體認不足,或者觀念與心理的準備不足),還是會讀不下,或者沒有任何的吸收與啟發。
      如何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找到當下適合自己的「好書」?這個問題很重要,卻沒有人在教,以至於很多人一輩子都活在一個小小的窠臼裡,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人生或許還有許多其他更合適的選擇。
      一個偶然機會,我跟一位台大電機系的傑出校友餐敘甚久,談的是「台灣的教育與社會發展」,以及我們可以在退休後做什麼。話題很廣,兩個老人興致勃勃地談了三、四個小時。
      鄰近結束時他問我:你怎麼會有那麼多理工學人罕見的觀點?我說:因為我讀過很多不同領域的經典著作。他又問:你怎麼會知道有哪些經典值得讀?我不假思索地說:「要知道每個領域的經典著作,不是很容易的事嗎?」他大不以為然(近乎不平)地說:我高中三年都在台中圖書館度過,念台大時也經常以圖書館為家,為什麼我都不知道你提過的那些書?
      這下子是我傻了!他是比我用功讀書,又整天待在圖書館裡,怎麼會不知道這些好書?

博客來、圖書館、課堂與獨立書店
      其實,想要從博客來的暢銷書排行榜知道有哪些好書,幾乎是緣木求魚。
     市立圖書館裡好書與休閒讀物雜陳一處,有如「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高中生真的很難從中找到有助於自己成長的好書(不是沒有,而是被淹沒,有如大海撈針,卻連「針」長得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大學圖書館裡確實有數不玩的「好書」,卻被淹沒在無數「學術性著作」裡,你往往翻沒多久就厭倦了。
      於是,我不禁倒過來自問:高中時我是怎麼找到當時適合讀的書?大學時又怎麼會知道哪些書是「經典著作」?
      談到高中,我馬上想起一家早已關門的書店「楓城書局」。它在新竹郵局旁,店裡都是老闆精挑過,適合高中生與大學生讀的經典著作。此外,那年頭流行出版經典名著的譯本,譬如新潮文庫,和後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系列。我放學的時候如果不是在頭前溪畔流連、背詩,就是在楓城書局翻書。書名和「譯者序」看多了,就會對個領域的大師以及經典著作的名字有個模糊的印象。
      這樣的獨立書店,功能遠勝於大學圖書館。你在那些被精選過的經典著作裡瀏覽、翻閱,才會知道哪一本書適合當下的你(讀起來有滋味、有啟發)。
      上了大學以後,參加一個「思想性社團」,從學長那裡聽到過許多經典著作,也對不同科系的人看問題的角度略有所知,所以買書的時候比較不會偏食。等到對人文經典與社會科學經典都略有涉獵並且都得到過深刻的啟發之後,就更不容易偏食,也對各領域的經典心存好奇和好感,往往看到就先買,幾十年都還沒讀過。
      問題是,獨立書店已經紛紛倒店,連以賣參考書和雜誌為主的傳統書店也快倒光了。清大學生還跟我說,這年頭辦演講,沒有學生要聽,連維持一個社團都很困難。當大學生都在跟著抖音切土豆,聽館長的時評和蔡ㄚ嘎撩妹時,不想跟著世道一起沈淪的大學文青們該怎麼辦?
      還好,大學還有圖書館,網路時代也有其他研判「好書」的技巧。

好書?誰的好書?怎麼讀?
      偶然的機會下,一個高二升高三的女孩被送來新竹託我們照顧。她在國外長大,回國後念外語學校,會說中文,但讀不懂中文。朋友的意思是「異子而教」,希望這小女孩在我這裡學到一點新把戲。
      她關心人權與性別議題,崇拜剛過世的美國女性大法官(Notorious RBG),原本只想念法律。川普事件後,她關心起政治和民主制度。在網路上亂讀了一些辯論後,發現政治與民主制度的議題很難擺脫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計畫經濟等議題,所以又關心起經濟的問題。此外,這些問題似乎又跟社會學有關。於是她懵懵懂懂地問我:社會學是什麼?還有人跟她說:要有思想就要讀哲學。於是,她腦袋裡充滿網路上的皮毛和似是而非,既雜亂且困惑。
      我給她看牛津大學「哲學、政治與經濟」的課程,她超喜歡。然而這是牛津大學文科最熱門的跨系學位,很難考進去。退而求其次,她願意選擇「一個主科,一個輔系,剩下的利用寒暑假自己讀」。
      我的任務變成是兩個:其一、引導她初步認識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與社會學;其二,培養她的自修能力。
      他從小愛讀課外書,在國外期間經常去小鎮的公立圖書館借書。我帶她去清大人社院的圖書館,她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原來倫理學的書竟然可以排滿一整個書架,政治學的書竟然有那麼多的子分類,.....。我在書架前先引導她了解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分類原則,再利用書架上的各種書向她簡介政治、經濟、社會與法律的關係,以及哲學的大致分類與各自的難題。
     離開前,我幫她挑了一本劍橋著名政治學者 John Dunn 的書 "Breaking Democracy's Spell",提醒她:好書第一次讀時很難逐字逐行地讀懂,所以讀的時候不要勉強自己讀懂,也沒必要一再反覆地重讀;反而要順乎自然地逐頁讀下去,能懂多少算多少,絕不強求。
      我特別強調:讀懂一本好書的十分之一,勝過讀懂十本無助於提升思考能力的書;而真正的經典好書,本來就是可以從高中讀到博士畢業,在不同年紀與不同成熟度時汲取其中不同的養分。
      回家後,我讓她自己讀 John Dunn 的書,每天晚餐之後跟她討論她的讀書心得,有時候針對她的心得加以補充,有時候針對她不懂的部分教她勇敢地繼續讀下去。
      她把整本書都讀完後,我問她:這一本書你讀懂幾成?她說:大約一半。我再問她:你對民主政治的了解有沒有大幅提升?有,包括懂得更多,也包括還有很多問題很重要,只是她目前還無法充分了解。
      在她離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問她:這一趟旅程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她說:「以前我總以為讀書就是要想辦法從頭至尾都懂讀,所以如果一本書裡有一點點不懂的,我就會以為『太難了,這不是我該讀的書。』現在我覺得:圖書館有那麼多好書,每一本我都可以試著讀讀看。」
      我也覺得:這個讀書態度的轉變是個重要的事,因為這可以讓她打開眼界,看見更多值得讀的書。
      不過,讀書的方法有很多種,視時機與目的而定,不一而足。以後我會再另文討論。
      譬如,我自己就有另外一種長期培養出來的讀書方法和態度。

學而不思則罔
      大學期間發生了一些事,讓我對自己的人生感到極端困惑、糾結。畢業後為了專注於回答自己的生命困惑,讀書的範圍反而縮小了。除了康德、柏拉圖和史作檉的形上學著作,幾乎只讀跟數學革命和物理革命有關的書,而且主要是聚焦在愛因斯坦、海森堡、Niel Bohr、David Hilbert 自己寫的書,Morris Kline 等人寫的觀念性的書,跟數學詭論有關的書,以及 Edmund Husserl 的「危機系列」演講集。
      這個閱讀範圍的選擇跟一個事件有關。那時候我已經大學畢業,卻發現我學生時代崇拜過的「中國哲學大師」們一個個講的都是「一廂情願」的道理,經不起仔細的思辨和實踐的檢證,也連帶地徹底懷疑起自己曾經相信過的一切理想。為了走出這個困惑,我參加史作檉老師每個月一次的聚會(在新竹中學圖書館),並且專注地閱讀他的形上學著作。
      有一天,我焦慮到無以自解,中午時間去敲他宿舍的門,先後三次都沒人回答,正想走,聽到裡面他用很不高興的口氣問:「誰啊?」門打開來,我不顧那一張臭臉,劈頭就問:「老師,我要解決的是生命的困惑,而你的書裡卻都是抽象的思辨。為什麼你要寫這樣的書?那對誰有益?可以解決生命困惑的書又要去哪裡找?」他臭著一張臉回答:「你剛剛劈哩啪啦說了一大堆話,你自己到底懂不懂自己在說什麼?譬如,你說了不下十次的『生命』,卻又說你有『生命的困惑』,那麼你到底懂不懂『生命』這個詞的涵義?」「你用一堆自己都不懂的語言,想要去回答自己不懂的困惑,這怎麼可能找到解答?我呢?至少是用清楚的語言在思索清楚的問題,這樣或許還有可能找到答案!」
      成所謂「一語驚醒夢中人」。其實,我學生時代崇拜過的那些「中國哲學大師」們,就是用他們自己也不懂的空洞詞句在講述自己也不懂的生命問題,才會到頭來堆砌出一套又一套「一廂情願」的道理。
      於是,我把自己的生命困惑暫時隱忍下來,決定先培養出精確的語言和思考能力,在回過頭來面對自己的生命困惑。
      在一陣子的思索之後,我很快覺悟到:人類最精確的語言在科學裡,尤其是在數學和物理裡,更尤其是在數學與物理的觀念革命過程。
      於是,我把自己的問題進一步聚焦為:「為什麼自然科學可以把常人無法理解的觀念表達得如此精確?」「科學革命如何可能?」以及「日常生活中時間與空間 vs 希臘幾何與公設法幾何中的空間 vs 相對論與量子物理中的時間與空間 vs 康德範疇論中的時間與空間 vs 柏拉圖哲學中的時間與空間」之間是什麼樣的複雜關係與層次?
      我一邊閱讀一邊思索這些問題,並且每天記下自己思索的筆記。這個自問自答的工作先後延續了將近十年,因而奠定下我自己從事獨立思考(哲學思考)的基礎,以及我後來閱讀哲學經典著作的基礎。其實,就我自己從高中開始閱讀哲學經典著作的經驗來看,除非先有屬於自己的哲學問題,以及自己思索答案的過程和經驗,否則是很難從哲學經典著作的閱讀過程得到思想高度(與深度)的提攜,而頂多只會變成知識的累積,匠氣的思辨,無助於思想與心靈高度(深度)的提升。
      念碩士期間我專注於研究國畫,想要藉由它去了解「人類如何通過視覺藝術表現內在的情感與精神世界」。我到故宮博物院和中央圖書館影印了許多論文,買了坊間能買到的所有古典著作(其實沒幾本),一時間無暇他顧。後來,我在1982年碩士畢業後開始整理這些心得,寫下十萬多字的〈國畫之精神內涵――回顧與前瞻〉,1983年期間在《鵝湖月刊》裡連載了十集(這些心得後來又被我重寫成《崇高之美:彭明輝談國畫的情感與思想》一書)。
      當講師期間,我的心情稍微寬裕,開始較有系統地重讀學生時代沒徹底讀懂過的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卡謬、川端康成等人的小說,用以作為思索人性與人生問題的材料。
      另一方面,我又恢復逛書店的習慣,經常到清大湖邊的「水木書苑」找個領域的經典著作,往往去一趟就抱著一、二十本回家,其中就有一些是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經典。
      等到我在三十二歲那年去劍橋念博士時,我對西方經典的了解程度已經許多同學訝異,更別說是那些還不到二十五歲的英國同學了。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一個人的心靈成長(觀念與精神的高度,以及心靈的寬度與深度)不能沒有書,也不能只靠書。
      然而「行萬里路」是次要的事,首要的是有屬於自己關懷的問題:用你讀的書去協助你回答問題,用你的問題和思索去「讀透紙背」(吸收與詮釋書本文字背後的思想與精神)。
      一個朋友跟我說:「你的最大特色就是:你說的都有屬於自己的思考和實踐基礎,而不是從書本裡直接拿出來的。」我則常常感慨:「許多學者,他們的人、他們的知識,以及他們所處身的社會,任意拿兩個出來比較,其交集都小到讓人驚訝!」意思是說:他們的知識跟自己的生命關懷無關,他們的知識跟他們所處身的社會也無關,而他們的生命關懷也跟孕育他們的土地無關。說穿了,他們只以書本上的知識,而沒有屬於自己的生命關懷,也不認識這個孕育他們的土地。
      這樣的讀書與思考,對於找工作或許有益,對於滿足自己的好奇、求知慾、虛榮心與成就感(自以為高人以等)或許有益,但是很難對自己的心靈成長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