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為了想知道「活著，有什麼值得追求的」，夜夜挑燈苦讀、苦思到凌晨，這才知道：只要你曾認認真真地活過，就會有些生命經驗是無法透過言語跟別人分享的。於是，「寂寞」變成是「用心地活」的表徵——寂寞也好。
更大以後，看清楚成人世界的虛偽、爭權奪利、無聊可鄙，更加覺得：與其喪失靈魂，變得面目可憎，言語乏味，還不如寂寞比較好。
一、世與我而相違
高一開學的第一天，我迫不及待地翻閱國文課本。一看到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就一句接一句地讀下去，愛不釋手。
一篇文章不過癮，下課立即去圖書館借陶淵明的《陶靖節集》。沒想到圖書館竟然限閱兩週，我乾脆下課後就去書店買了一本商務出版社的《陶靖節集》，印刷、紙質皆粗劣不堪，卻如獲至寶。
至今四十多年來，陶淵明一直是我心裡最愛的中國文人（另一個是〈岳陽樓記〉的范仲淹）。
我最愛的是他的自在、真誠。家貧而求官，不以為恥；違己交病而辭官，不曾怨天也不尤人，更不曾孤高自負或貶抑他人，只淡淡然地說：「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
一樣米養百樣人，有人看得見心靈的浩瀚、莊嚴、美麗，有人看不見自己的心，只看得見塵世的囂鬧、華麗；有人愛寂寞裡的寧靜、平和，有人耐不住寂寞。既然是不一樣的人，也就「道不同者不相為謀」，沒必要再多說什麼（不管是抬舉自己，或者是貶抑別人）。
人活著，只求盡心與無愧，沒必要跟人比高低，比輸贏。我只覺得自己比陶淵明幸運，鎮日獨居有如隱者，卻有三、四千粉絲在網路上聽我傾訴；自忖「世與我而相違」而退休，卻無須躬耕南畝，也無須為五斗米折腰，卻能足衣足食。
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寂寞是不得以的，不是求來的。可求的是「有朋自遠方來」，偏偏卻很難求到。
「有朋自遠方來」，其樂如何？一位粉絲從大陸來，手機裡存了八百篇我部落格的文章，熟讀到幾乎都能默念；十幾天的行程，竟然都用來探訪每一處滋養我成長的地點。這一份真情，讓我十分感動，也因而更能深刻揣摩《論語》裡孔子的可能情懷。
先來談談「遠」。據說，2,500年前的中國可能只有 1,300~3,000萬人口，跟今天比起來顯得地廣人稀。
《戰國策‧趙策三》說：「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此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如果把2,000~3,000萬人分屬一萬個城郭，則每一城內平均確實只有 2,000~3,000人，分屬四、五百戶人家，即便大城也很難超過三千戶（上萬人）。
研究古代城市型態的人說：郭內有零星小邑散佈其間（稱為「郊」）；郭內的中心地帶另外築牆為城，城內為商業與行政中心的「都邑」；郭內的都邑與郊（小邑）合稱為「鄉」，其中居民為「國民」；鄉（城與郭）之外為野與牧（合稱為「鄙」，其民為「遂」），恐怕人煙更加地稀少。
看起來，周代的人文地理是以城與郭為中心的經濟、行政組織結構，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與交通都應該是很稀有。
想像中，這個朋友應該是跨越數國來訪，否則就不值得煞有介事地說成是「有朋自遠方來」。但是，在那種交通不便的時代裡，人們整天接觸的都不出同一個村落裡的人，所聽聞的都是同一個國內的事。在這樣地域隔絕的時代裡，怎麼會有「朋」自遠方而來？
根據霍布斯邦的《革命的年代》，18世紀已經有製作精良的馬車（郵車）（見下圖），但是搭乘它去長途旅行仍舊是一件苦差事；此外，工業革命之前的生產剩餘不多，長途貿易的需要極其稀少。因此，倫敦往漢堡和荷蘭的郵件每週才兩次。
孔子周遊列國，「求善賈而沽諸」，卻始終不能得志。因此，這個來自遠方的「朋」似非為國君求賢臣而來。至於常民百姓，要跨越國境去「訪友」，除非是慕名而來求學，或者甚至是「志同道合」，才有足夠的毅力和決心去克服無數的艱難，備齊細軟而上路。這是多麼浩大的盛情呀！
光是憑著這樣一份盛情，就已經叫人感動；如果真的是志同道合的知己，那可是要寬解多少年的寂寞？
想像著 3,500年前，一個一輩子無人能理解的男人，見到另一個知心貼己的男人，不遠千里地跋山涉水而來，那一份深情，豈不遠勝於男女之間因為容顏的吸引而有的膚淺愛情？
三、自我實現的必經之路
我的高中同學裡，印象比較深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我們那一屆的竹中聯考狀元許炳堅，一個是未經聯考而從美國轉學進來的孫以瀚。我們念高中時各自一個模樣，毫不相像；年過耳順，似乎仍舊各自一個模樣，看不出哪裡像。有趣的是，我們似乎始終帶著高中時的影子，似乎從高中的時候就已經選定了自己這一輩子要過的人生。
許炳堅從新竹中學畢業時，平均成績超過九十分，成為日據時代以來唯一畢業成績破九十的人。他念台大電機系的四年裡，連拿七次書卷獎，畢業成績是 180人裡的第一名。在加州柏克萊大學電機與資訊學系拿到博士學位之後，所獲得的學術榮譽以及各學會的頭銜合起來幾乎可以填滿一張 A4紙。如果你拿台大、清華、交大與成大校長的學經歷去跟他比，罕有人能及他，即便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多的是比他遜色的人。可惜的是，他沒當過大學校長，沒當過院士。
孫以瀚是清華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孫方鐸教授的二公子，擔任過國科會副主委。記憶猶深的是，孫方鐸教授在我高一時到校演講，說是走遍南北為孩子挑學校，看中了新竹中學。他們一家三個兄弟（洛杉磯市公共工程局工作的孫以濱，和2015年請辭的北捷總經理孫以濬）都是滿臉文質彬彬的書卷氣。孫以瀚高中畢業時以台大醫科的成績考上第一志願台大植物系，為的是要念遺傳。你如果去看中研院孫以瀚的網頁，只有研究方向、簡歷和實驗室成員，乾淨到連拿過侯金堆獎的消息都不寫。他60歲生日時學生給他辦了慶生，由他主講數十年來學術研究的心路歷程，一點都不像是混過官場的人。
如果你去 Google 他們的名字，沒有多少筆，他們都是那種安安靜靜地做事、做學問的人，不會耐不住寂寞，跟媒體相互勾結來彼此拉抬名氣。
我跟這兩位同學交情很淺，卻又不時會想起他們。孫以瀚是「為科學而科學」者的典型，許炳堅則堪稱我們那一屆「全台灣最會讀書的甲組學生」，以及最傑出的工學院學者（之一）。我若要跟他們兩位比起來，算不上什麼，頂多只能說，我或許是竹中前後幾屆最浪漫的學生。
我常好奇，這兩位同學走過半百人生，他們的心路歷程跟我有多大的差異？
至少從表象上看起來，我一直是那一個關心課外書而不受課本拘束的學生；孫以瀚曾經翻過史作檉的書，目前似乎也甘心當個發育生物學的學者；許炳堅離開台積電之後在想什麼？我不知道，不過在他投身產業界的那18年期間，一直都還保持著跟學術圈的活躍接觸。
我是一直認真地要活出自己本真的樣子，也許他們兩位也是。我相信我們都努力地試圖活出自己最好的可能，也都耐得住寂寞，不會為了權力、名位而亂了分寸。
不管人有多少種，我最有把握的就是這麼一件事：想要活出自己，就要學會寂寞，甚至愛上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