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日 星期日

回應〈台灣困境的文化面思考〉

      〈台灣困境的文化面思考〉這篇「文章」是一個清大電機系畢業生給我的信。他才25歲左右,碩士班念了一年就放棄,直接去當兵、工作,常寫信跟我談他對產業與政治的思索。
      會想貼出這一封信,一來是很多流行的論述都把台灣問題過度簡化,已經很少有人願意(能夠)從這麼多元的角度去有系統地思索台灣的問題。
      此外,文中有兩個問題我想回應,所以先把該文給貼出來供大家參考。

一、產業升級的重要性
      我在《獨立評論 @天下》的專欄《薪火集》裡寫過一系列產業政策的文章,後來覺得太耗神,想找人一起討論,集體創作,卻又沒找到合適人選。最後放棄了。
      上圖顯示我思考架構中產業升級與社會發展願景之間的粗略關係(示意圖)。其中黑框的項目是手段而非目的,藍框的項目本身就是社會發展所追求的內涵(目標)之一。光看圖就可以看到產業升級在台灣整體社會發展居於核心的關鍵地位。
      譬如,台灣必須先產業升級,才能夠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價值的各種代工產業,並提高產業附加價值,創造出勞資協商的有利條件(對資方保持足夠誘因的前提下讓勞方有可觀的加薪空間與合理化工時);改善薪資後才有經濟條件可以談成本較高的綠能發電,改善工時後上班族才有時間與心力去關心公共事務——如果不談產業升級,直接談綠能和公民社會,無異於跟現實脫節。
      而促進產業升級,需要一整套的配套制度,而不可能只靠目前早已證明無效的市場機制(絕非完全競爭,而是充滿各種官商勾結的扭曲機制),以及官方機構和黨政智庫。

二、民族主義➞主權國家➞然後,產業才會生根?
      假如我們的完整社會發展類似上圖,接著還有一個問題:如何尋次漸進,先後有序地追求上述發展目標?
      我的一向建議都是:先擱置外部問題(台灣主權)與政治問題,積極處理內部問題與經濟、民生問題;等外部與內部條件成熟,再來處理外部問題(台灣主權)。譬如說,當兩岸都是高度成熟的均富公民社會,社會發展目標一致,那時候談兩岸關係會很容易有雙方都可接受(甚至堪稱滿意)的解決方案。越急著談,不但解決不了問題,還延誤內部問題不處理,同時逼兩岸提前兵刃相向。
      不過,有一派台獨理論認定程序應該要倒過來:先完成民族主義➞主權國家➞完成國族認同,然後產業才會生根➞建立均富的公民社會。
      他們的理論大致如下:必須先解決族群認同(完成台灣民族的血統與文化認同)以及主權國家(跟中國在政治上完全脫鉤並獲得國際承認)兩大問題之後,產業發展問題才可以端上檯面。因為他們認為台灣歷經明末與日據時期的獨立建國都失敗,是因為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漢人、中國人或台灣人。所以他們從血統論上主張台灣人是平埔族血液大於漢人血液,並且想從文化上建立起「台灣文化主體性」,以及重寫台灣史。
      這一派的理論和行動對今天的「天然獨」世代有很深的影響,而他們的努力也讓「台灣要發展出怎樣的社會內涵」、「什麼是務實的台灣社會發展目標」變成是可以無限往後延議的問題。
      然而,數十年不顧社會發展目標的結果,房價飆漲,產業流失,民生凋敝,青年人看不見未來。很多獨派的人樂觀地認為:台灣建國已經接近完成,現在起可以全民一心地戮力建設台灣的產業和經濟了。
      但是,在這種不景氣的現實下,天然獨是會因為國族認同已經完成而熱血沸騰地努力建設台灣?還是會「我買了單程機票,搭第一班噴射客機先走了」?天然獨世代正在以腳投票,向我們毫無隱瞞地繳交答案卷,願意理性、客觀地思索問題的人自己睜眼看吧。當台灣在現實上無法讓人看到經濟與社會發展上的未來時,只憑意識形態洗腦所形塑出來的民族主義情懷,有用嗎?
      此外,「強權無公理,弱國無外交」在21世紀的詮釋,應該放在「主權」,還是「經濟實力」? 自從退出聯合國以來,台灣的國際地位一直在萎縮,經濟活力並沒有因此而萎縮;近年來台灣的落地遷越來越多,護照好用的程度甚至讓大陸網友羨慕到眼紅,這也不是因為台灣的軍事、外交地位有所提升的結果。

三、偶然+偶然+偶然+...+偶然=必然
      歷史得發展往往是一系列的偶然,最後累積成為一種難以挽回或抗拒的必然。
      台灣在兩蔣時代經濟持續起飛,即便中美斷交與退出聯合國都無法挫折其勢,為什麼?絕不會只是因為當時的專業官僚很專業。
      自從李登輝登政之後,房價飆漲和大陸投資吸引了龐大的資金,也妨礙產業升級,但原因絕對還不只於此。
      政黨輪替之後台灣的高科技代工產業榨乾了工業部門的資金和人才,斷絕了台灣技術升級的道路,但一定還有其他因素。
      我相信其中關鍵因素在於制度設計有問題,高等教育與技職教育跟台灣的需要脫節,產業政策無法吻合「此時,此地」的台灣(變遷中的現實,必須隨時 update),決策體系的 SOP 有問題,etc——總而言之,整體社會的成熟度有問題,環環相扣地卡住一切 partial solution,使得一切種類的 partial solution 都變成無效的提案。
      要突破這樣的困境,必須要有一群人群策群力地想出 holistic solution。德國的 Ordo-liberalism 是一群諾貝爾獎級精英數十年集體腦力激盪的結晶,瑞典制度是一群經濟學家參考德國制度並加上獨特創意研製而成。
      要解決台灣困境,需要的是一個台灣版的「羅馬俱樂部」這種等級的智庫。然而,現實上,台灣連一個有組織的學術社群來長期致力於針對台灣研究適合她的社會發展目標與發展策略也不可能。結果,暢銷書市場與網路論壇裡,充斥著只憑「兩岸三地數十年的創業經驗」就可以連篇累牘地抒發的議論,完全不需要研讀國內外論文,完全不需要跨產學與專業領域的整合觀點。個人化地天馬行空的議論簡單易懂,容易讓鄉民稱頌,但是整個社會迷戀於此,而沒有其他看得見的更成熟模式,看在我眼中真的很可怕。
      歷史的發展沒有放之四海皆準的必然模式,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過程個有其困難,各有其挑戰與困境,也各有其偶然的成功因素。德國與北歐累積太多偶然的成功因素後,成功已經變成是必然;台灣累積30年失敗的偶然後,失敗已經快要變成必然。
      歷史的發展模式不必然是「歷經千辛萬苦,最後必定成功」,它也可以是「作繭自縛,難有出路」,甚至「天造虐加自作虐,每下愈況」。

四、安身立命於亂世
      目前,我太難找到有助於台灣脫困的因素,卻到處看到可以拖垮台灣讓她日益沈淪的因素。我相信我已盡可能地客觀,並努力避免主觀。
      既然這是我所能有的最佳判斷,也就只能在自己能做的事裡尋找時間投資效益最佳的事情去作。譬如,寫作和出版《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冊》一書,就是我「厚植國力,為國養才」的重大計畫。我相信,這本書的出版對台灣所能造成的貢獻,絕對遠超過我在清大教十年書的貢獻——雖然因而造成的退休金損失是極其可觀的,遠超過版稅所能給我的補償。
      寫作(書和部落格)是一種「居亂世而不喪其志」的積極表現和具體表現。我會繼續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