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退休的時候，我是個籍籍無名的人，只想回到 40 歲以前的生活，關在書房讀書寫作。對我而言，寫電影評論和托爾斯泰小傳遠比開系務會議、面對荒唐的學術環境更有趣──因為，在阿莫多瓦的電影和托爾斯泰的生平裡，我面對是最深刻、可貴的人性，也因為終日沉浸其中而感受到人性的尊嚴和可貴；而逐漸惡化的學術環境裡，我面對的卻是學術市場裡最卑劣的人性，因而終日自覺乏味、無聊，有時甚至噁心。
退休時的心，很像是退隱。回到與古人交往的歲月，過著自己最安適、怡悅的生活。在書房裡，我可以從過去中外兩千年裡無數的聖哲賢人中挑出數十個人來交往，只看人性最深刻、高貴的部分，完全不需要去看現實世界裡的卑劣、齷齪、噁心。
這算是我累世修持所積下來的一塊小小福田。
沒料到幾篇文章暴傳後，我數度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我總覺得天份和機緣都是一種責任，不該裝傻地逃避。於是猶如「黃袍加身」般地，我扮演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努力地想要對得起這一份從天上掉下來的責任──其實，扮演這種角色對我而言是100% 的「無歡可言」。
三年後，累了，很想卸下「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角色。恰巧部落格的流量銳減，因而覺得時機已過，責任已了。沒想到卻被阿肥的一句話絆住：「社會運動是無法退休的」。
前幾天，一位好朋友告訴我：「我跟運動圈沒聯絡已經十年了。」突然覺得，也許社會運動也是可以退休的？
這個學期，帶著新竹讀書會的朋友在讀霍布斯邦的《革命的年代》，遠比以前第一次讀時有趣太多：這本書不是寫給中國人看的，很多英國人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對我而言就像是「未定義名詞」，以前碰到書中這些不懂的線索，只能含糊地跳過去，現在卻可以查 Google，自己建立 timeline，還可以 Google 圖片，讀起來不僅遠比以前清楚，而且有趣；此外，今天有能力同時從政治、人權、經濟、制度等多元的角度去看一段歷史，這是年輕時根本做不到的，因此可以看到許多年輕時沒想到的「社會發展史」的脈絡，以及「人類集體互動下各種人性質素與制度、物質條件、文化、價值觀的複雜互動」。
這樣讀書，遠比寫社會評論有趣太多了。看社會發展史，不得不去面對人性的軟弱與卑劣，但是在時空距離下往往是悲憫與體恤的心情超過齷齪、噁心的情緒。
回到21世紀的台灣，看著社會上各種角色無聊、齷齪、噁心的表現，若非放不下對弱勢的同情，其實真的只想關進書房，鑽進歷史裡去。
離開農陣之後，應該不會再參加任何社運團體。
我的心原不屬於21世紀的台灣社會，而屬於歷史，和少數因緣巧合的朋友。扮演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只算是一時間的因緣假合。既是因緣，就聚散有時。
隨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