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帶給世人兩個鮮明的訊息：（1）除非有大規模戰爭或政府政策的介入，資本的年報酬率（r）的長期趨勢非常穩定，約是4%至5%，而經濟年成長率（g）僅1.5%左右；（2）如果一直維持資本的年報酬率大於經濟年成長率（r > g），貧富差距將會持續擴大，使富者越富而貧者越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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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全球（稅前）資本報酬率r與經濟成長率g的比較 |
此外，曾經領導世界銀行研究部門的著名經濟學者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告訴我們：當「r > g」持續成立時，根據定義，資本所得占國民總所得的比例（α）將會持續上升，直到任意趨近於100%，而同時使得工資占國民總所得的比例持續下降，直到任意趨近於0%。這個趨勢將會使得資本主義市場的主要消費者（受薪者）的所得與消費能力持續下降，因而導致市場動能耗竭（Milanovic, 2014）。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戰爭對財富的摧毀和政府法令或稅收的介入，市場的長期趨勢會自動保持「r
> g」，使得工資持續下降，直到市場近乎完全失去動能。
這樣的景象無疑地是再現了馬克思的名言：「資本主義是它自己的掘墓工人」。唯一的差別是：馬克思的預言是純理論的演繹結論，皮凱提的結論是來自於兩、三百年具體數據的實證研究結果，兩者對放任式資本主義與主流經濟學的殺傷力有天壤之別。
不過，皮凱提的倡議並非「擁抱共產主義」，而是要設法規範市場經濟，讓它避免自毀，甚至回到法國人稱為「輝煌的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的戰後時期（1945-1975）。在這一段特殊時期裡，富人的資本受到戰爭的破壞而損失慘重，使得收入銳減；此外，民主國家都很怕過大的貧富差距會是共產主義的溫床，因而致力於以稅賦和政府福利措施來改善所得分配。這些努力使得稅後的資本報酬率r低於經濟成長率g，也使得窮人可以跟富人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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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全球（稅後）資本報酬率r與經濟成長率g的比較 |
不過，要充分了解《21世紀資本論》對經濟學界與政治界的衝擊之前，必須先扼要了解經濟學主流思想在二十世紀的重大轉折，尤其是關於政府責任的辯論、市場神話的誕生，以及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經濟學界的趨勢變化。
政府責任的論爭
1929年發生全球經濟大蕭條（Greet Depression）之前，英美世界的主流經濟學思想是由英國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創立的，他整合了供給理論和邊際效用理論，建立了以供需曲線共同決定價格的理論，成為今天個體經濟學的基礎。他跟後繼者被稱為「新古典學派」（Neoclassical School），該派認為充分就業是社會常態，並且把過去政治與經濟問題交雜議論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改名為「經濟學」（economivs），強調經濟學的數學基礎與實證基礎，企圖把經濟學從論述與思想轉型為嚴謹論證的「科學」。
但是經濟大蕭條造成失業率急速上升，由於這跟「新古典學派」的主張相反，經濟學界再度面臨難解的新課題。1936年凱因斯（J. M. Keynes，1883－1946）發表名著《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解釋說大量失業是因為需求面不足所造成，可以用赤字預算的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以便降低失業並恢復景氣。凱因斯主張市場的均衡狀態是例外，當市場失靈的時候，需要政府的財政刺激才能讓市場加速脫離不景氣，並恢復充分就業。此外，他認為過度儲蓄對經濟會有不良的影響，因此主張對資本獲利等非勞動收入徵稅，並通過財富重分配來降低貧富差距，提升普遍的消費能力。因為他的主張偏重刺激消費來維持經濟成長，所以又被稱為「需求面經濟學」（demand-side economics）。
由於凱因斯學派指出許多市場機制的缺點，並倡議政府作為的各種好處，因此這個學派的理論變成世界各國政府的指導思想，直到石油危機降臨的時候。這是經濟學界擁抱「大有為政府」的時代。
1973年發生第一次的石油危機，引發各國產生停滯性通貨膨脹，也就是高失業率和高的通貨膨脹率同時發生。當時的凱因斯學派無法解釋這個現象，而持續按照凱恩斯主義採行施行赤字預算的國家並沒有獲得經濟發展的改善，反而赤字越來越大，失業越來越多，而通貨膨脹率也越來越高。
第一個跳出來批判凱因斯的，是芝加哥學派的傅利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他主張市場會自行解決失業問題，只不過價格和工資的調整需要時間；而政府的赤字預算只會讓私人投資和消費縮減，而抵銷經濟成長的動能，不會讓景氣因而提前復甦。但是，政府的赤字預算卻可以讓通貨膨脹惡化，甚至根本就是通貨膨脹的元兇。因此，他主張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讓市場機制自行解決景氣循環與失業的問題；而政府的首要責任則是控制貨幣增長，以便切斷通貨膨脹的源頭。因為他偏重的是政府的貨幣政策而反對政府的赤字財政預算，所以被稱為「貨幣學派」。柴契爾和雷根首先在1980年代採取傅利曼的主張而控制了通貨膨脹的趨勢，瑞士與日本也尾隨在後而控制住通貨膨脹。傅利曼因而在全球聲名大噪，取代了凱因斯的地位。
此外，傅利曼在芝加哥大學的其他同事也一再質疑政府管制的錯誤、無能與助長貪腐，因而政府的形象逐漸從「大有為」變成「大成無當」，而「市場大，政府小」的體制則被歌頌為「小而美的政府」。
市場神話的誕生
接著，穆斯（John Muth，1930－2005）、盧卡斯（Robert
E.Lucas Jr. 1937－）、薩金特（Thomas J. Sargent，1943－）等人提出「理性預期」學說，更有系統地批判凱因斯理論的弱點，並主張：（1）人們進行交易或經濟決策時都是合乎理性的，消費者會追求消費活動的最大效用，生產者會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因此市場會自行調節供需，使得有限的資源獲得最佳的利用。（2）只要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各種產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都會通過供需的變動而達致均衡。這個均衡點是唯一的，他所對應的就業率叫做「自然就業率」，其中失業者僅限於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及自願失業。（3）市場上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預期，也可能會過分樂觀或過分悲觀，但所有的人合起來其偏差會相互抵銷，使得市場總體的理性預期具有「平均誤差為零」的特性。（4）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只有短期效果，長期而言市場會自行調節到自然就業率。
在這些主張下，市場變成完美且萬能，相對之下政府反而變成一切罪惡的淵藪。因此，「小而美的政府」變成不脛而走的口號，而政府也很樂於變成「有權無責」的實體：除了對政客有利的事之外什麼也不做，而藉口則是「尊重市場」。
在「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學說的加持下，經濟學者拉佛爾（A.
Laffer，1940－）等人主張的「供給面經濟學派」（Supply-Side
Economics）趁勢興起。他們反對凱因斯主張的「有效需求會自動創造供給」，而主張消費的慾望是無限的，只要設法突破供給面的瓶頸，刺激生產，「供給面會自動創造需求」。因此這個學派主張減稅來刺激投資，並減少政府福利支出來刺激工作意願並消除懶惰，同時放鬆政府管制來解放企業與市場的活力，穩定貨幣供給來降低通貨膨脹。這些主張都被雷根政府接受，因而又被稱為「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
但是雷根又同時違背貨幣學派和供給面經濟學派的主張，大幅擴大國防支出，而使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達到前所未見的地步（這反而符合凱因斯理論的主張）。因此，雖然雷根政府創造了美國史上為期最久的經濟擴張，但是經濟學家一直在爭議主要功臣是供給面經濟學，還是凱因斯理論。
為了討論拉美國家的債務危機與解決方案，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在1989年邀請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和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開了一個研討會，會後提出了十點共識，稱作「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包括：（1）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2）把政府開支的重點從福利支出與補貼轉向有助於提升生產力的方面，譬如基礎建設、教育與基本醫療措施。（3）減稅並擴大稅基。（4）將利率交由市場決定。（5）放鬆對匯率的管制。（6）貿易自由化，對外開放市場。（7）放寬外資投資限制。（8）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9）放鬆政府對市場的管制。（10）保護私人財產權。
這十個共識彙整了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和供給面經濟學的核心主張，成為市場派的集大成，因而被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代表性宣言，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WTO）也從此以後被認定為是在全球推動「新自由主義」的代表性組織。
在新自由主義與市場神話盛行的年代裡，「減稅、削減福利、去管制、國營事業市場化、國際貿易自由化」受惠者是資本擁有者以及各行業的菁英（富人），而中下階層獲得的待遇是工作條件的惡化（跟國外的工作條件看齊），和各種政府補貼的減少，因此貧富差距急遽惡化，中下階層的生活苦不堪言。
譬如2012年全美所得最高的 1% 家庭吃掉美國全部所得的22.5%，這是1928年以來未曾發生過的超高紀錄（Cassidy, 2014）。而且，從1997到2008年這三十年期間，美國的所得增長全部被頂層的10%吃掉，其他90%的人所得是負成長（Blodget,
2011）。
顛撲不破的市場神話
檢討市場神話的人很多，警告貧富差距擴大的人也很多。但是，經濟問題的理解與解釋因時因地而易，很難從實證研究獲得具有普遍共識的結論，因而對學術界具有普遍影響力的著作都是仰賴數學模型的抽象理論，跟現實世界有一段明顯的距離，其政策意涵往往容許不同派別各自表述。
在這背景下，有心人對經濟學可以有極大的操作空間。偏偏，新自由主義對富人有利，富人則控制著白宮、美國國會、媒體和華爾街，而華爾街則通過顧問費控制著許多經濟學者的良心（彭明輝，2014）。因此，過去所有對市場效率的批評和質疑都被政治、媒體，乃至於學術圈所漠視。
事實上，面對歐美國家中下階層生活日益艱困的事實，許多有正義感的左翼學者紛紛仗義直言，其中包括許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譬如，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指出了在資訊不對稱的前提下，市場的效率是有問題的，而且正確的政府干預可以使資源的利用更有效率。克魯曼（Paul Krugman）的國際貿易理論指出，政府有可能在企業的買通下違背兩國的比較生產優勢，犧牲兩國的社會福祉，以便成全較沒有競爭力的企業。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研究指出貧困與饑荒是因為分配不均的機制，而非供應不足；譬如孟加拉的飢荒就是因為都市的經濟蓬勃發展推升了糧價，而底層勞工薪資的調漲速度卻跟不上，以致許多人活活餓死。這個研究顯示了經濟的蓬勃發展不見得能利益均霑，甚至可能會讓窮人的處境雪上加霜。但是這些嚴謹的經濟學著作都無法有效影響經濟學界對市場效率根深蒂固的信仰。
市場基本教義派（market fundamentalist）可以質疑史迪格里茲，雖然市場效率會因資訊不對稱而減損，但它還是比貪腐無能的政府效率更高；他們也可以質疑克魯曼，官商勾結下的無效率，正好是可以通過國際自由貿易的競爭來弱化與改善的，至於阿馬蒂亞•森的質疑，他們可以答以「我們贊成具有排富條件的扶貧措施」──雖然「排富」這個先決條件總是被不負責任的政客拿來當作擋箭牌，藉口現實作業上很難做到「排富」，因而拒絕扶貧。
由於這些辯論過程充滿經濟學的艱深術語與數學模型，經濟系教科書的偏袒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再加上媒體訊息的簡化、模糊化與擠壓，使得一般大眾無法知道這些爭議的真相，甚至連經濟系畢業生都一知半解地用大學部教科書的觀點去理解、批評與評價史迪格里茲和克魯曼的觀點，許多經濟系畢業生更是從來沒聽過「阿馬蒂亞•森」這個名字。
《21世紀資本論》的衝擊與經濟學思潮的轉向
在這個背景下，皮凱提的研究成果變成經濟學界反擊市場神話最有利的武器。首先，它是超過兩、三百年實證數據的彙整，呈現的是資本主義和市場機制長期的趨勢，而非偶然或例外；而且，它指出的不是市場機制的缺點，而是致命的自毀本質。因此，除非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有能力證明這本書的核心結論是錯的，否則只好承認政府對市場的「適切管理」是必要的──至於何謂「適切管理」可以再討論，但是市場神話已經徹底破滅。
不過，要從經濟學的嚴謹學術立場駁倒《21世紀資本論》的核心結論是很困難的。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編輯 Chris Giles對於《21世紀的資本》的質疑與不當攻擊就搞到自己聲名狼藉。他在 5月底發表了 “Piketty findings undercut by errors” 一文，宣稱皮凱提的數據錯誤導致結論錯誤，甚至暗示皮凱提的數據可能造假（thin air）。
這個攻擊超過他所找到的證據，且立場上違背學術界評論的公允尺度，很明顯地帶有惡意，因此引起《經濟學人報》（Economist）不滿，刊出 “Inequality: A Piketty problem?”，指出：（1）沒有鮮明的證據證明皮凱提的數據確實錯誤；（2）就算該數據真的有錯（Economist 並不認為既有證據證明該數據錯誤），也可能只是傳抄錯誤， Chris Giles 不該在沒有具體證據時指控皮凱提捏造數據；（3）即使皮凱提關於英國的數據真的有 Chris Giles 所指出的錯誤，基本上是瑕不掩瑜，也不影響該書主要結論。此外，保羅•克魯曼也批駁Chris Giles 的文章，指出他的錯誤，並且用自己的研究表示：若有人想要反駁皮凱提的主要結論，恐怕很難（Krugman, 2014）。
五月底，經濟專家 Howard Reed很認真地核驗Chris Giles 和皮凱提的數據推算過程，並公佈整個核算過程發表，詳細解釋他自己的依據和推理過程，並做出三點結論：（1）Chris Giles 和皮凱提兩人數據的差異源自處理一個歷史數據斷層（discontinuities）時方法的差異，（2）皮凱提的處理是必要且合理的，（3）皮凱提的處理手法比 Chris Giles 的處理手法更合理（Reed, 2014）。
事實勝於詭辯，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研究顯示：盡管2008年的金融風暴是華爾街惹的禍，但是 2008 年之後這些富人的所得持續成長，而最底下的90%美國人分得的所得份額卻持續下降（Bricker et. al., 2014）。
雖然富人與市場基本教義派絕不會輕易妥協，但是經濟學界的風向已經在轉變了。2008年的金融風暴證實了金融市場確實會有系統本身的誤差（systemic error），這違背了理性預期學派「系統本身的誤差為零」這個根本假設。因為這一次的風暴規模太大，全球受害太深，因此各界對理性預期學派的指責洶湧如潮。這是災難加上皮凱提與其學術夥伴歷年來陸續發表的所得分配不公平研究，充分證明了市場機制有其內在無法自行克服的缺陷。
因此，國際貨幣基金也無法漠視越來越鮮明的各種實證證據，在2011 年發表研究成果，確認皮凱提和其國際合作同僚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上全世界主要國家在 1980 年前絕大多數都經歷了所得差距縮小的過程，但是 1980年代之後財富又開始急劇地向最高所得者（top 1%）集中，而使得所得分配的公平性急遽惡化。惡化速度最快的是英語系國家，美國尤其嚴重；但是德、法、荷、瑞士與日本的財富集中現象並沒有惡化；瑞典仍舊是全球的資優生，其他歐陸國家的惡化程度也相當緩和。因此，該報告質疑Simon Kuznets 的假說，認為在已開發國家中的貧富擴大現象不會因為市場機制而自動縮小。接著，又在2013年建議中國和印度要正視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加稅與宇提供基本工資等積極的政府干預手段來創造貧富均霑的發展模式（Balakrishnan, Steinberg, and Syed, 2013）。
世界銀行就業資深總監 Nigel Twose 也在2014年九月時跟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sation）聯合發表聲明，呼籲要全球一起創造工作機會並改善勞工待遇，否則「已開發國家的貧富差距將會持續增長，而阻礙消費與經濟的成長。」（Donnan and O’Connor, 2014）
新自由主義兩大機構都已經公開聲明放棄「供給面經濟學」而擁抱「需求面經濟學」，剩下的問題不是經濟學上的誰是誰非，而是富人控制的政治機構、立法機構、媒體與學術圈可以用紙把火包住多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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