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年來我至少讀過上百篇經濟學的期刊論文以及國外著名經濟學者的評論，為的是要在新自由主義與我的良知之間做一個清清楚楚的抉擇。
新自由主義一直在壓縮弱勢勞工的生存空間，因為它實際上包含了四大要項：（1）推動國際貿易，加速產業出走（委外生產，out sourcing），因而加速勞工失業，使得勞動力市場對資方有利而對勞方不利；（2）壓制勞工團體，弱化他們的薪資協商權，使他們被資方各個擊破，在不利於勞方的市場氛圍下接受越來越低的實質勞動條件與所得；（3）國營事業民營化，變相取消國營事業對弱勢階層的消費補貼；（4）政府對富人減稅，並削減對弱勢的福利補貼。
在這綜合的變局中，勞工的所得向落後國家看齊（競逐下游的 race to the bottom），生活補助卻下降而導致實質支出上升。至於成本的降幅，則由資方和高階經理人拿去犒賞自己。因此，做為消費者的勞工，失去的工資遠遠高於物價下跌的幅度，而導致實質所得越來越低的事實，底層社會的人也因而越來越難以維生。
如果我們漠然地接受這樣的發展局勢，甚至因為無知而捍衛新自由主義，其實就跟執行納粹大屠殺的阿道夫．艾克曼（Adolf Eichmann）沒兩樣。
較可靠的研究說：二戰期間被納粹殺死的人將近六百萬，其中約有 457 萬人死在波蘭的集中營，而執行這個「最後解決方案」的人就是納粹將領 Adolf Eichmann。漢娜‧鄂蘭想知道 Adolf Eichmann 怎麼面對他所犯下的滔天罪惡，所以主動要求去採訪這個人和對他進行的戰犯審判過程。出發前漢娜‧鄂蘭認定這個人一定是天生邪惡至極，甚至可能有嚴重的人格異常，才能做出這樣泯滅人性的罪行。沒想到，這個 Adolf Eichmann 對自己所做的事毫無悔意，甚至根本不覺得那是什麼罪行，而只不過是「忠於我的旗幟」而已。他對漢娜‧鄂蘭說：「We shall meet again. I have believed in God. I obeyed the laws of war and was loyal to my flag.」，而漢娜‧鄂蘭則在這一場採訪過程中毛骨悚然地感受到：「It was as though in those last minutes he （Adolf Eichmann） was summing up the lesson that this long course in human wickedness had taught us the lesson of the fearsome word-and-thought-defying banality of evil.」
漢娜‧鄂蘭把這一份採訪報導出書，並用了「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當書名的副標題，因為她想告訴我們：一個平庸的人只需要放棄良知的判斷，而服從上級的命令或者專家的威權，就可以毫無悔意地接受或執行看似泯滅人性的滔天惡性。因此，除非我們真的確知新自由主義是「必要之惡」，否則我們在接受新自由主義或捍衛新自由主義時，其實跟 Adolf Eichmann 沒什麼兩樣。
三年下來，我很篤定：新自由主義不是必要之惡，而是無知之惡。因為，我們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我讀很多學術期刊，也讀了一本發展經濟學的教科書，目的是要確定新自由主義背後的理論基礎和假設。最後可以很篤定地說一句：新自由主義和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的基本假設離現實的世界太遙遠，根本就是「伊甸園經濟學」。在現實世界裡，北歐模式和萊茵模式都是更好的選擇。
德國、荷蘭和奧地利都被稱為「萊茵模式」，他們的人均 GDP 很高（名目所得：美國 53,101>奧地利 48,956美金>荷蘭 47,633>德國44,999>英國39,567>日本38,491>台灣20,930），貧富差距遠比美國小（財富重分配後的基尼數：奧地利0.26<德國0.27~0.28<荷蘭0.31<台灣0.34<英國 0.34~0.40<日本0.38<美國0.45），長期失業率趨勢接近美國或比美國低，生活的節奏悠緩但是工作很有效率與秩序，普遍地遠比美國人有文化涵養。
雖然德國在東西德合併後的1990年代經歷了將近二十年的高失業率期間，而一步被稱為歐洲病人，並有人將禍首指向德國對勞工在制度上的保護。但是較仔細的研究報告指出：沒有明顯證據顯示勞工制度與工資的僵硬性是德國 90年代高失業率的主因，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許多複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2008金融風暴之後德國的失業率是比美國低。
我無意主張「北歐模式和萊茵模式是完美無暇的經濟與社會展模式」，經濟與產業的問題太複雜，任何制度都有機會因為運作上的失當或未能有效因應潛在危機而遭遇未可預期的困難，因而長期找不到有效的脫困之計，且脫困後仍舊無法找到大家都一致認同的解釋。因此，不管是怎樣的經濟與產業制度設計，都需要國人一起努力去隨時因應挑戰，而沒有一勞永逸的處方。
但是，在上述前提下，北歐與萊茵模式起碼可以有效維持高所得並處理財富重分配，以便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安心地去追求比較有品質的生活──而不是像台灣這樣沒日沒夜地工作，犧牲一切只為經濟成長（而結果經濟還不見得會成長）；也不像美國那樣既沒有文化又惡質地對待社會上的弱勢，任由他們活在溫飽的邊緣，看不到未來。
這三個國家的勞工都有強大的組織，可以跟資方平起平坐地談公司治理與產業發展等攸關勞方工作條件的問題。但勞工組織只不過是社會建設的起點，他們之所以能做到美國主流經濟學認為不可能的事，是因為很多其他的因素。以後有機會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