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9日 星期一

台灣社會發展的首要困境

       台灣社會發展的首要困境在於「沒有培養學生(公民)的公共精神」,以至於連學術界都不知道學術的公共性。結果,從學生、高中老師到大學教授,太多人都只想「出人頭地」,碰到意見略為不同的人就想要辨識敵我,劃清立場,「辯出輸贏」,而不想發揮學術精神,集眾人之力去釐清問題的全貌。
        這是一個只在乎個人輸贏,而不在乎公共福祉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只會越來越自私,連產業與經濟也都會越來越退步(這句話絕非鬼扯、亂牽拖,我後頭會負責說明)。
        在英國,教育是公共財,學術也是公共財(私人辦學,但目的並非營利);爭的是學校的總體績效與公共福祉,而只爭個人名利。英國教育部前幾年受到美國影響,想要推動「傑出教師」獎勵制度,被國會議員質詢:「請問,你個人所獲得的傑出教育成效,是少數傑出教師的貢獻,還是教師群們共同合作的結果?」部長無言,只好取消提案 ── 學校是一個致力於公共福祉的「團隊」』,而非個人爭輸贏的地方。
        學術界叫做「academic circle」,原本是一個純屬公共性而不追求個人名利的地方,目的是要集合眾人之智慧,釐清事實真相。學術界的重大發現雖難免事涉個人的榮譽,但初衷絕對是為了整個學術圈。所以,你的博士論文口試委員會問你:「In your opinion, what’s the contribution of your thesis to the circle field)?」──博士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貢獻學術社群,而非成就個人名利。
        我在劍橋的入學典禮一共不到五分鐘,只有系主任過來講了以下的話:「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here to push back the frontier of existing knowledge, and we are here to help you doing so.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 in this regard, please knock our door. Any question? I guess not. So,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wish everyone of you a very good day.」然後典禮就結束了。
        我的心裡非常地震撼!我來到了一個無私的地方,為了成就一個無私的目的,這跟台灣那些小鼻子小眼睛的教授群和小鼻子小眼睛的教育目標比起來,何止天壤之別?這才有資格叫做「academic circle」。
        台灣呢?我從來就看不到「學術圈」,只看到一大堆山頭、門牆、學閥、大老。英國教授有階級,從 Prof. 到 lecturer,但是大家合起來是一個團隊,一起努力提昇團隊的研究與教學品質。台灣呢?一個系就像一個百貨公司,每各老師關起門來拼個人的國科會計畫、傑出獎、講座教授,etc,彼此搶優秀的學生來當廉價勞工。這樣沒有團隊而只有個人的教育單位,績效怎麼可能會好?資源的利用怎麼可能會有效率?就算要強調「競爭」,至少也該是用不可分割的「團隊」單元去進行「團隊」與「團隊」的競爭,哪有笨到先在制度上製造教師之間的對立,然後再來談教育?
        據說高中老師也要評鑑,也要跟大學一樣地製造教師之間的對立,讓同一班級的英文老師跟國文老師比喧頭,看誰可以吸引學生投入最多時間,以便自己的成績可以贏過隔壁班的英文成績?
        到了公司,一樣,爭個人輸贏而不在乎團隊輸贏。公司年終分紅,看見自己不服氣的人領的獎金比較多,就辭職,到敵對公司去上班。
        員工沒有團隊感,不搞對外競爭而搞對內鬥爭,公司怎麼可能贏有合作能力的外國公司?員工沒有團隊感,老闆對員工也沒心栽培(「誰知道他在這裡會做多久?誰知道他會不會學到技術之後就到對手那裡去上班?要學?自己偷學,我幹嘛教你?」),這樣人均產值怎麼提升?
        台灣產業界20年來鮮少進步,老闆怎麼想?「又不缺錢,做到不能做就收起來啊。」「那員工怎麼辦?」「咦,公司做不下去,又不是我不做,這種問題幹嘛問我?我又不是做慈善事業的,要我養他們一輩子啊?有本事自己去找別的工作啊!」也對,員工不替公司想,老闆怎麼會替員工想?當一個社會裡每個人都自私時,你就說不清楚誰對不起誰了。
        不過,德國跟北歐可不一樣。他們的企業可以維持上百年,並且以此自豪。老板跟員工難免有矛盾,但制度上一直設法讓他們可以平等地合作。所以他們可以一代又一代地把技術傳承下來,精益求精,員工有機會像武俠小說的男主角那樣,一離開學校沒幾年,就可以繼承前人上百年的功力。台灣呢?做到老死,也不過就是一甲子功力。這樣怎麼可能贏?人家可以工作時間短而產值高,靠的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為什麼我們不是通過教育和制度性設計,來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在利益不同的情況下卻還能相互合作?至少,讓聰明人願意幫助弱勢,並從而獲得尊敬與肯定,以此滿足自己的成就感與意義感?更進一步,讓大家有能力為找出更好的社會制度而進行公共討論與學術研究?
       以前寫過一篇文章〈評「法國高中畢業會考的哲學考題」〉,講了一堆感慨,質問:我們想培養出怎樣的學生?我們想要讓台大收怎樣的學生?假如台大是要培養「社會領袖」,這些學生該有怎樣的價值觀?怎樣的思考能力?
        我心裡的答案一直就是:我們要把大學公共化,培養學生以「創造公共福祉為榮」的價值觀,要把外國當競爭對手,不要以「累積個人名利」為目的。尤其台大等國立的名校更應如此。
        後來,去台大演講,就把這期待當作演講的主題。講題名稱「雞排博士與台大名模的是是非非」,表面上很八卦,其實是在問台大老師和學生:「台大為何存在?要培養出什麼樣的學生?」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 YouTube 看這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