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見過郭台銘一次，在1989年的一次經濟部科專計畫審查委員會，聽他說起鴻海崛起的關鍵。在那之前不久，鴻海只不過是一個塑膠射出成形廠，核心技術是金屬沖壓模具。郭董相信全球化下只有前三名有利可圖，前十名有機會生存。因此他請國外顧問公司回答一個問題：如果他可以籌足一億資金，該挑哪一個產業，才可以一開始就在資本額上擠進全球前十名，並且以金屬沖壓模具技術的優勢向上攀升？顧問公司給他的答案是電腦產業的 cable connector。鴻海就往這方向走，一進去就是前十名，第二年擠進前五名，第三年擠進前三名。
台灣過去產業政策與科學政策的最大盲點就是：跟著美國走，沒搞清楚人家是超重量級資本額，我們連輕繩量級資本額都夠不上。跟著美國的跨國企業搞生物科技與奈微米科技，但是公司資本額比人家小千、萬倍，怎麼可能拼得過人家？
我在台灣還很少有人研究奈米科技時就完成奈米級定位技術，並且發表在美國第一流的學術期刊上。但是一聽說這項技術在 Applied Material（美國半導體設備公司）有一百多個博士共同研究（含相關精密定位平台、以及定位控制的軟硬體），我就放棄了。
我從1989年回國後就企圖把研究能量分成兩等分：一半做無國界的純學術研究，一半做提昇國內產業技術的應用研究。我在劍橋的研究成果可以用在化工控制與造紙機控制，聽說竹南有一家全亞洲最大的造紙機廠，徵詢他們的合作意願，被回絕――他們的控制器全部從瑞典進口，而且沒有大學以上的工程師可以配合我做研究。國外有用的技術，如果跟國內產業的技術層級脫節，在國內還是會變成沒有用。
有一種三度空間的機構叫 Stewart 運動平台，可以當作最先進的五軸工具機使用，並被稱為「21世紀的工具機」。但是它有兩個問題：在某些特定姿態與位置的組合下會垮掉，切削金屬時常會發生波浪紋的瑕疵。我從學術文獻上發現這個機構的一些弱點，從而解開波浪紋成因之謎，最後並且發明一套設計流程，保證設計出來的機構永遠不會垮掉，也不會產生波浪紋瑕疵。我這一系列研究成果迄今未發表，一直想給國內工具機業當全球競爭的關鍵技術。去問一位擔任工具廠總經理的學長，他告訴我：全世界沒有任何業者會相信台灣有能力領先全球產出最先進的五軸工具機，就像沒人敢搭台灣人製造的噴射飛機。因此，我的技術對台灣工具機業沒有任何價值，只能拿到國外去賣。無法跟台灣產業現實條件接軌的超先進技術，對台灣的產業沒有價值。
歷經一系列跟本土脫節的研究經驗後，我重新調整研究方向。首先，學鴻海，利用台灣半導體產業代工的產業聚叢優勢，鎖定資本額能跟國外一拼的產業。我找到的是半導體產業的自動光學檢驗技術。我去日本參觀好幾次相關商展，利用教授的頭銜跟他們的工程師討論，發現：（1）東京帝大畢業的都在超級大廠工作，生產高精度、高單價的晶圓廠設備；（2）PCB板的檢驗技術層級較低，單價低，在日本屬規模較小的廠，只能聘到日本的三流人才。我就開始投入這技術的研究，因為：（1）國內外產業規模相近，我自認為是一流人才，絕對打得過日本的三流人才（戰國策最猛的應用：上駟直接對下駟）。我跟一個廠合作，發揮搜尋與分析既有文獻的技巧，半年內就找到現成的關鍵學理；當年冬天又去日本看商展，幾個日本大廠發展方向全錯了（因為他們聘不起日本的一流人才）。兩年後我協助這個國內大廠推出一台機器，次年打敗壟斷市場30年的全球最大廠，三年內（從無到有）變成世界第一。
說起來勝之不武：用一流人才打三流人才，加上遠低於美日的成本優勢，台灣團的勝算當然遠大過輸的機率。只有一個問題：這樣的研究成果無法發表論文――能賺錢的技術是公司的秘密，誰願意發表？
假如台灣每一個中小企業跟一個大學研究團隊長期合作，專門跟歐、美、日資本額相當的中小企業爭市場，一定是十之八九會勝利――這些國外廠只能吸收到他們國內的三流人才，當然會輸台灣的一流人才與成本優勢；這些市場的利潤與規模小到跨國企業不想吃，但是對台灣卻利潤與市場都夠肥，何樂不為？
其實，利用台灣的一流人才，很容易可以把先進國的三流產業擠下去，佔據他們的市場，提昇自己的利潤。Arthur D. Little 公司替台灣寫的「The Opportunities for Taiwan in the Year of 2000」，主要地就是利用這個策略。
但是現行的五年五百億與正教授分級制卻是施行這策略的最大阻礙！
我提議發展醫療檢驗設備，很多人告訴我：不可能通得過美國的FDA認證。我跟他們說：鎖定大陸與印度市場，就不用管 FDA。前一陣子發現大陸有一個大廠就在做這生意，擴張極迅速。我們的產業與研發策略一直脫不了「留美學生」的僵固視野，看不到屬於台灣的眾多機會。
大陸與印度是台灣的新大陸，假如行政院花錢請三個國際顧問公司研究最適合台灣進軍這龐大市場的產業，再擇其中三家都同意的項目，引導國內企業跟學、研單位一起發展，應該是很好打的一場仗吧？
產業政策真的有那麼困難嗎？為與不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