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層級理論來看，社會富裕的結果使得最低階的生理需要和安全感很容易獲得滿足；因此年輕世代在婚姻與職場中都會轉而追求更高階的需求：穩定的情感歸屬、人格與能力的被肯定、人生的意義感與價值，以及自我實現。要滿足這些較高階的需求，所需要的能力也更高：要有能力更細膩地處理情感關係、有從事創造所需要的能力，以及對自我實現的迂迴過程有足夠的認識、耐性與堅持等等，甚至還要有能力辨識太高調而脫離現實的愛情與婚姻觀，認清職場中的現實條件以便逐夢時的腳步夠踏實。
可惜的是，這些高階的能力學校幾乎都沒有教，而且在社群媒體壟斷傳播管道的情況下嘩眾取寵的資訊淹沒了值得借鏡的洞見。由於庸俗的網紅與偽文青當道，使得很多人只有對高階需求的渴望，而欠缺追求的能力，甚至經常在追逐虛假的目標而不自知。
富裕社會的工作、自我與意義
凱因斯（John M. Keynes）在1930年底發表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樂觀地宣告：富裕國家在百年內的資本累積會達到八倍左右，再加上技術的持續進步，百年內歐美社會的人美洲只需要工作15小時，就可以徹底解決經濟上的需要。如果那時候的富裕社會還沒有學會「生活的藝術」，許多人將會因為有太多閒暇時間而無聊致死。
後來歐美社會的財富累積與技術進步的速度都超過凱因斯的估計。盡管貧富分配日益不均，歐美許多青年都有各種社會福利的保障，甚至還可以從父母得到必要的經濟挹注，即便失業或工作不穩定，基本生活需要還是都不虞匱乏。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上班族對薪資的重視程度確實像馬斯洛理論所預期地下降，而工作的意義和價值則變得比較重要。2018年底的《哈佛商業評論》刊出〈十個人中有九個願意領較少的錢從事較有意義的工作〉，該文指出：為了從事較有意義的工作，受訪者平均願意少領二三％的錢；相較之下，他們的房子平均只花費全部所得的二一％。
事實上人們一向都渴望從事較有意義的工作，只不過在溫飽問題尚未能解決的時代裡，「工作的意義」是遙不可及的話題。然而從2005年以來，工作的意義在上班族心中的地位穩定地上升，2011年3月的《哈佛商業評論》就有一篇文章直接題名〈意義是新的錢〉。這些作者真正驚訝的是，人們願意為有意義的工作所付出的代價，竟然超過房子！
此外，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的研究逐漸發現：當人們失去工作時，連帶地失去工作所帶給他們的意義感，這種損失所造成的痛苦往往超過金錢的損失！
緣此，管理學界有越來越多人投入「如何讓工作有意義」的研究，連經濟學界都開始有學者坦承：過去把工作當作是不得人心的（痛苦的）事，把薪資當作是對上班族的補償；然而這樣的觀念與態度是錯的。
問題是，社會的組織、結構有其慣性，調整與改變的速度非常地緩慢。過去的經濟活動旨在滿足人群的物質需要、舒適感、虛榮心和打發無聊，生產的目標本來就欠缺意義感；而企業的組織則完全是從營利和效率出發，上班族只是被利用的工具，是跟土地、資本並列的「生產要素」，因而大陸有「九九六」，日本上班族自嘲為「社畜」，而英語裡則有「薪資奴隸」（wage slave）一詞。在這背景下，若想要把「意義感」導入有給職的工作，只能先求量變再求質變。結果，等不及的人便發展出「斜槓人生」：以一份工作滿足食衣住行等低階的需求，外加一份工作來滿足意義感和自我實現的需求。
然而想要兼顧職場壓力與家庭生活原本就已經夠難，以至於長期以來學術界投入許多心力在在研究「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如果還想要同時追求「斜槓人生」，會不會一心多用而一事無成；或者像在模仿特技表演那樣，一不小心就摔得鼻青臉腫？
換個尋次漸進的策略，先找到一個自己可以接受的工作，安頓最低階的需求（飲食男女與安全感），並且培養自己的專業能力與跳槽的籌碼，等確實找到更吻合自己志趣與能力的職場角色時，再換一次軌道，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最後，等到現實的問題都安頓妥，再帶著二、三十年的職場歷練去從事既吻合自己理想，又有現實可行性的志業。這樣的生涯規劃會不會比較實際而可行？譬如前一章的露西‧凱拉韋和她在「現在去教書」的夥伴們，都是先在職場累積了約莫三十年的經驗，再將這些經驗轉化為教書時的特色與資源。對於許多人而言，這有可能比「一隻蠟燭兩頭燒好一點」更務實。
事實上，想要兼顧工作的現實面（收入、社經地位等）與理想面（意義感、自我成長、自我實現）絕非容易的事。譬如，那些曾說「願意犧牲二三％收入」的人中，最後真正會付諸行動的只有很少數人。很多人會因為必須繳房貸、準備子女教育基金和養老金，而不得不遷就高薪的工作；很多人會因為捨不得跟高薪工作緊密連結在一起的社經地位與虛榮心，而不得不繼續「身在曹營心在漢」；很多人只是厭倦既有的工作，卻還沒有找到真正吻合個人能力、興趣、價值、意義感的工作，甚至不確知這世上是否真的有那種工作。
因此，想要在工作（收入）、自我成長、自我實現與意義感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絕對不能只靠一廂情願的想像或「我願意」；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你必須一邊工作，一邊探索自我成長的機會與空間，一邊了解現實世界裡的機會與極限，一邊在財務上有足夠的準備。此外，你還必須在價值觀上徹底的釐清，尋找屬於自己的人生價值和意義，用它所帶來的滿足抵償你在名利、地位與虛榮心上的損失。
此外，越是盡情擁抱自我，就會離主流世界的價值觀越遠，因而越是孤單、寂寞。因此你還必須培養自己內在的力量，讓它強大到足以支持你跟全世界的距離，讓你有能力擁抱寂寞與孤獨。這種力量絕非來自浪漫的憧憬或者單純的憤懣，而是源自清晰、透徹、能讓自己信服的價值觀、人生觀與世界觀；它需要靠長期的培養，還要找到正確的方法。
因此，你必須有好的引導和啟發，才能盡量減少過程中的衝突、困頓和痛苦；如果誤信嘩眾取寵的「假先知」，很可能會浪費許多心力在冤枉路上，甚至一再挫折且一無所成。
後來歐美社會的財富累積與技術進步的速度都超過凱因斯的估計。盡管貧富分配日益不均，歐美許多青年都有各種社會福利的保障，甚至還可以從父母得到必要的經濟挹注，即便失業或工作不穩定，基本生活需要還是都不虞匱乏。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上班族對薪資的重視程度確實像馬斯洛理論所預期地下降，而工作的意義和價值則變得比較重要。2018年底的《哈佛商業評論》刊出〈十個人中有九個願意領較少的錢從事較有意義的工作〉，該文指出：為了從事較有意義的工作，受訪者平均願意少領二三％的錢；相較之下，他們的房子平均只花費全部所得的二一％。
事實上人們一向都渴望從事較有意義的工作，只不過在溫飽問題尚未能解決的時代裡，「工作的意義」是遙不可及的話題。然而從2005年以來，工作的意義在上班族心中的地位穩定地上升，2011年3月的《哈佛商業評論》就有一篇文章直接題名〈意義是新的錢〉。這些作者真正驚訝的是，人們願意為有意義的工作所付出的代價，竟然超過房子！
此外，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的研究逐漸發現：當人們失去工作時，連帶地失去工作所帶給他們的意義感，這種損失所造成的痛苦往往超過金錢的損失！
緣此，管理學界有越來越多人投入「如何讓工作有意義」的研究，連經濟學界都開始有學者坦承：過去把工作當作是不得人心的（痛苦的）事，把薪資當作是對上班族的補償；然而這樣的觀念與態度是錯的。
問題是，社會的組織、結構有其慣性，調整與改變的速度非常地緩慢。過去的經濟活動旨在滿足人群的物質需要、舒適感、虛榮心和打發無聊，生產的目標本來就欠缺意義感；而企業的組織則完全是從營利和效率出發，上班族只是被利用的工具，是跟土地、資本並列的「生產要素」，因而大陸有「九九六」，日本上班族自嘲為「社畜」，而英語裡則有「薪資奴隸」（wage slave）一詞。在這背景下，若想要把「意義感」導入有給職的工作，只能先求量變再求質變。結果，等不及的人便發展出「斜槓人生」：以一份工作滿足食衣住行等低階的需求，外加一份工作來滿足意義感和自我實現的需求。
然而想要兼顧職場壓力與家庭生活原本就已經夠難，以至於長期以來學術界投入許多心力在在研究「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如果還想要同時追求「斜槓人生」，會不會一心多用而一事無成；或者像在模仿特技表演那樣，一不小心就摔得鼻青臉腫？
換個尋次漸進的策略，先找到一個自己可以接受的工作，安頓最低階的需求（飲食男女與安全感），並且培養自己的專業能力與跳槽的籌碼，等確實找到更吻合自己志趣與能力的職場角色時，再換一次軌道，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最後，等到現實的問題都安頓妥，再帶著二、三十年的職場歷練去從事既吻合自己理想，又有現實可行性的志業。這樣的生涯規劃會不會比較實際而可行？譬如前一章的露西‧凱拉韋和她在「現在去教書」的夥伴們，都是先在職場累積了約莫三十年的經驗，再將這些經驗轉化為教書時的特色與資源。對於許多人而言，這有可能比「一隻蠟燭兩頭燒好一點」更務實。
事實上，想要兼顧工作的現實面（收入、社經地位等）與理想面（意義感、自我成長、自我實現）絕非容易的事。譬如，那些曾說「願意犧牲二三％收入」的人中，最後真正會付諸行動的只有很少數人。很多人會因為必須繳房貸、準備子女教育基金和養老金，而不得不遷就高薪的工作；很多人會因為捨不得跟高薪工作緊密連結在一起的社經地位與虛榮心，而不得不繼續「身在曹營心在漢」；很多人只是厭倦既有的工作，卻還沒有找到真正吻合個人能力、興趣、價值、意義感的工作，甚至不確知這世上是否真的有那種工作。
因此，想要在工作（收入）、自我成長、自我實現與意義感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絕對不能只靠一廂情願的想像或「我願意」；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你必須一邊工作，一邊探索自我成長的機會與空間，一邊了解現實世界裡的機會與極限，一邊在財務上有足夠的準備。此外，你還必須在價值觀上徹底的釐清，尋找屬於自己的人生價值和意義，用它所帶來的滿足抵償你在名利、地位與虛榮心上的損失。
此外，越是盡情擁抱自我，就會離主流世界的價值觀越遠，因而越是孤單、寂寞。因此你還必須培養自己內在的力量，讓它強大到足以支持你跟全世界的距離，讓你有能力擁抱寂寞與孤獨。這種力量絕非來自浪漫的憧憬或者單純的憤懣，而是源自清晰、透徹、能讓自己信服的價值觀、人生觀與世界觀；它需要靠長期的培養，還要找到正確的方法。
因此，你必須有好的引導和啟發，才能盡量減少過程中的衝突、困頓和痛苦；如果誤信嘩眾取寵的「假先知」，很可能會浪費許多心力在冤枉路上，甚至一再挫折且一無所成。
攀登馬斯洛高峰：富裕社會的婚姻、愛情與自我
財富累積的結果不只是改變了工作的態度，對待婚姻的態度也改變了。傳統婚姻的首要目的是滿足飲食男女等基本需要，然而這些需要都已經不要婚姻就可以獲得滿足。於是，婚姻的基礎（目的）逐漸轉變為情感上的滿足、相互的尊重與肯定，乃至於促成彼此的自我成長與自我實現。
有鑑於此，2014年出現一篇長達41頁的期刊論文〈婚姻的窒息：攀登馬斯洛峰頂而沒帶足夠的氧氣瓶〉（The Suffocation of Marriage: Climbing Mount Maslow Without Enough Oxygen），憂心忡忡地指出：當代婚姻是在挑戰最難以達成的目標，然而卻沒有投入足夠的時間與精力去維繫彼此的感情，因此婚姻隨時因會缺氧而窒息。
其實更值得擔心的是，當代的夫妻還嚴重地欠缺維繫這種婚姻所需要的知識和能力；甚至錯怪夫妻不合的原因，低估對方付出的心力，因而輕率地毀損值得珍惜的關係。
質言之，不管是傳統上的家族結盟，或者「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夫妻的分工是靠著世代相承的習慣與社會共有的默契，從小浸淫於其中而不需要彼此的溝通和了解。台灣俗諺甚至說：「女人是油麻菜籽命，落到那裡就必須想辦法在那裡活下去。」換句話說，只有男人可以有自我，女人根本不容許有自我。因此，婚姻的幸與不幸取決於命運與父母的決定，而婚姻的維繫則是仰賴社會強加的外部規範，和夫妻功能上的互補與彼此需要。
然而當男人和女人都在婚姻中尋找親密感、相互的尊重與肯定，以及自我的成長與實現時，婚姻變成為高難度的挑戰。它不只需要雙方貢獻出時間去了解對方，還需要雙方保持密切的溝通，了解彼此價值觀、偏好與觀點的差異和變化，以便隨時相互配合。
很少夫妻曾經被充分告知：在這個多元社會裡，相愛的兩個人很可能因為家庭文化或成長過程的差異，而帶著許多連自己都未曾察覺的隱性價值觀、世界觀與人生觀。這些差異在戀愛與同居的過程中都不易察覺，往往要到孩子出生之後才逐漸突顯出來。要容納這些差異，必須先有能力彼此同理、接納和尊重，才有可能相互調整彼此的價值觀和階段性職場目標與人生目標。這是非常高難度的挑戰，其艱難程度絕不下於人類學家想要了解異文化，或外交官想要緩解兩國的緊張關係，因而也需要有類似文化人類學家那種專業等級的傾聽、同理、接納能力，以及外交官的那種溝通能力。
相反地，各種一廂情願的幻想和訛傳比既往更加大行其道。大陸四大名校中的某位網紅教師便在課堂裡如此說：「因為我已經愛上妳，所以渴望認識妳；因為認識妳，所以更加認識我自己，也因而更清晰地看見自己的殘缺。了解自己的不足後，我更加渴望跟妳在一起；就像柏拉圖（Plato）說的那樣，唯有通過愛情的結合，你我才能變成為完整的人。」而講台下聰穎過人的學子們聽得如癡如醉，就像是剛剛嗑過大麻。
事實呢？柏拉圖一輩子不曾結婚，而且對上述「靈魂伴侶」的傳說嗤之以鼻。根據《饗宴》對話錄，喜劇作家亞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曾在一場宴會裡轉述一則希臘神話：人類原本都有四手、四足和兩個面孔；後來被宙斯劈成兩半，此後每個人都渴望著找到他失去的另一半，以便獲得徹底的療癒而再也沒有缺憾。然而蘇格拉底（Socrates）聽完後立即指責亞里斯多芬：我們要歌頌的是真實的愛情，而不是用虛構的愛情神話來蠱惑人。
其實，只要你略有人世閱歷並靜下心來細思，就會發現：兩個殘缺不全的人相遇，即便因為偶然因素而熱烈地相戀，也不可能因為結合就立即變成兩個成熟、完整的人。譬如，熱愛邏輯與哲學的羅素跟熱愛文藝的莫瑞爾夫人剛好是互補，結果卻沒能跨越彼此的差異而分手。事實上，更常見的發展反而是：因為彼此的不成熟，在戀情退燒後有越來越多的衝突，卻沒有能力化解，使得佳偶終成怨偶。哲學家羅素的歷次婚姻如此，詩人徐志摩亦然。
徐志摩篤信陸小曼是他的「靈魂伴侶」，婚後卻彼此口角不斷，甚至惡言相向，直到徐志摩飛機失事而喪命為止。這一則故事同時也告訴我們：就算有所謂的靈魂伴侶，就算真的有機會在千百萬人中跟他（她）相遇，我們也經常會認錯人。
因此，著名的人文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愛的藝術》裡說：愛情的維繫需要靠成熟的人格，以及長期培養出來的能力；而不能只靠兩情相悅與命運，更不可能是靠兩個不成熟的人相互彌補對方的不足。
社群媒體時代的新難題：假先知當道，盲從成風
不管是在職場上或婚姻中攀登馬斯洛理論的峰頂，都是極高難度的挑戰。它們需要有好的嚮導，充足的山訓，以及必要的能力和配備。而這一切始於被「充分告知」。
譬如，哪些婚姻的願景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哪些是高難而可遇不可求的？從戀愛、新婚、育子、空巢期到白髮，不同的人生階段裡婚姻會遭遇到哪些挑戰與助力？在這些不同的階段裡，哪些因素與能力有助於維繫婚姻的品質，哪些因素或作為可能會傷害兩人的親密關係？這些問題在婚姻諮商與婚姻社會學裡都有長期的研究和累積，可以幫助「新手夫妻」和「新手父母」預見前方的冰山，而不需要像鐵達尼號那樣在濃霧與自負中覆沒。
同樣地，關於職場的理想與現實、自我實現，以及人生的價值、意義與抉擇，前人也都有許多很值得借鏡的經驗累積，甚至指路明燈。
可惜的是，在社群媒體興起以及高教普及之後，校園裡、網路上和出版界都是嘩眾取寵的聲音淹沒了可資借鏡的資訊，連酷愛哲學的德國都不能免。
德國在2016年底出版《愛無能的世代》一書，用閒談的筆調描寫一群沒有能力維持親密關係的男性，他們分不清楚感情、性愛與消費品之間的差異，更換伴侶就像在換最新版的手機。它的內容聳人聽聞，充滿話題性，因而在《明鏡周刊》上連續十一周蟬聯暢銷書榜首，然而他的粉絲超過九成是對男人感到失望的年輕女性。
另一方面這本書充滿誇大不實的情節和強烈的偏見，因而惡評如潮：「總是同樣的文章結構：前幾天朋友跟我說、我曾有過一次約會……」「非常單調的書，讀過幾頁之後你就大致上了解它的主要訊息。」「充滿反科學的主觀認知，以及性別歧視。」「老是用流行文化的幻覺來支持自己的論點。極端地以偏概全，又嚴重地高估了自己的真實性與重要性。」
譬如，他用「消費社會」的習性和「約會軟體讓我們隨時有機會遇到更好的對象」來解釋男人的輕浮，好似整個世代已經被社會制約而毫無自主、反抗的能力。他甚至用膚淺的生物決定論支持「男人不適合一夫一妻制」：多重性伴侶有利於男人繁衍後代，而多重性伴侶不會增加女性的後代；因此男性天生就比女性更難以抗拒多重性伴侶的渴望。
事實呢？一份外遇傾向的研究顯示：美國男人外遇的機率比女人高出約76％，然而這個差異主要是因為社會對男人的外遇相對地寬容；一旦消除這個差別待遇的影響後，男女的外遇機率沒有明顯不同。這一篇論文同時指出：認為「外遇並非都是不對的」的人之中，有76％坦承曾經有外遇；而認為「外遇都是不對的」的人之中，只有10％坦承曾經有外遇。可見得外遇與否跟個人的態度、價值觀有明顯的關係。
他又說，手機約會軟體讓他的朋友「在最近幾個月裡跟127個女人上過床」。認真算算，如果「最近幾個月」是指四個月，那就是每天都要跟不同的女人上床。但是人都會有偏好和習慣性，即便是每日拋眼鏡或保險套都還會有偏好的品牌；怎麼有可能每天換一個性伴侶，持續四個月還不厭倦？不信的話，你試著每天有一餐外食或叫外賣，但是每天都要換餐點或店家，連續四個月，看你煩不煩！
作者認定一夫一妻制是教會強加給男人的束縛，而沒離婚的夫妻只是為了保全面子。然而作者出生在東柏林，而東德的宗教信仰早已在共產黨統治期間嚴重式微，英國《衛報》還曾以〈東德：地球上最不信神的地方〉為題報導。此外，1945年以後東德的非婚生子女比例一直高於西德，而且差距日益擴增：2000年時東德的非婚生子女超過50％，而西德還不到20％。硬把一夫一妻制賴給信仰，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事實上羅素的故事告訴我們：不管我們有多麼理性，觀念多麼開放，都很難忍受親密關係中的第三者。緣此，我們在婚禮上誠懇地承諾，不管在現實上這有多麼難以做到。
此外，對於自己沒有能力維持親密關係的事實，作者辯說是因為忙於自我實現，追求完美的自我，所以沒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來維繫親密關係。「沒有任何一代人對自我實現的渴望像我們這麼巨大。」「我們處在一種持續自我優化的狀態中。我們知道一切都可能變得更好，直到完美為止。問題只在於，我們永遠不可能達到完美的地步。」然而所謂的「自我實現」與「自我優化」會不會僅僅只是逃避責任或遮掩無能的藉口，甚至病態的自戀？
他自承沒有能力維繫親密關係，其實他也沒有能力維持專業工作：他「接受書商專業訓練未結業，之後創立兩個唱片廠牌，並任職於不同廣告代理公司，最後職務為藝術總監。」我忍不住自問：那兩個唱片廠牌是不是也無疾而終？他到底懂不懂藝術？
這到底是一個「愛無能」的作者，還是「什麼都無能」的作者？他會不會只是拿「自我完善」在遮掩愛情、工作與自我成長的種種失敗？更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這樣的一個人卻可以被吹捧成教父級的「愛無能世代」代言人，而且到處巡迴演講都座無虛席？
結語
千古以來愛情、婚姻、自我與孤獨都是人類既關切又難以安頓的老問題，根本問題是我們都太仰賴直覺，而鮮少從過去的歷史汲取智慧。譬如，婚姻的制度與觀念確實在變，然而我們對愛情卻始終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期待與想像，並且因而讓我們看不見珍惜難得的情分。此外，職場與物質生活的水準一直在變，然而我們始終分不清楚職場的成就和自我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我們喜歡跟著大家說「忙、盲、茫」，卻始終現在相同的困境裡而不知道要如何尋找出路。
我們需要釐清愛情與婚姻的「能與不能」，以便對婚姻有著貼近事實的期待，從而懂得珍惜難得的情分；我們需要了解自我與孤獨，以便在婚姻、工作、家庭與自我之間找到取捨與平衡的依據。
另一方面這本書充滿誇大不實的情節和強烈的偏見，因而惡評如潮：「總是同樣的文章結構：前幾天朋友跟我說、我曾有過一次約會……」「非常單調的書，讀過幾頁之後你就大致上了解它的主要訊息。」「充滿反科學的主觀認知，以及性別歧視。」「老是用流行文化的幻覺來支持自己的論點。極端地以偏概全，又嚴重地高估了自己的真實性與重要性。」
譬如，他用「消費社會」的習性和「約會軟體讓我們隨時有機會遇到更好的對象」來解釋男人的輕浮，好似整個世代已經被社會制約而毫無自主、反抗的能力。他甚至用膚淺的生物決定論支持「男人不適合一夫一妻制」：多重性伴侶有利於男人繁衍後代，而多重性伴侶不會增加女性的後代；因此男性天生就比女性更難以抗拒多重性伴侶的渴望。
事實呢？一份外遇傾向的研究顯示：美國男人外遇的機率比女人高出約76％，然而這個差異主要是因為社會對男人的外遇相對地寬容；一旦消除這個差別待遇的影響後，男女的外遇機率沒有明顯不同。這一篇論文同時指出：認為「外遇並非都是不對的」的人之中，有76％坦承曾經有外遇；而認為「外遇都是不對的」的人之中，只有10％坦承曾經有外遇。可見得外遇與否跟個人的態度、價值觀有明顯的關係。
他又說，手機約會軟體讓他的朋友「在最近幾個月裡跟127個女人上過床」。認真算算，如果「最近幾個月」是指四個月，那就是每天都要跟不同的女人上床。但是人都會有偏好和習慣性，即便是每日拋眼鏡或保險套都還會有偏好的品牌；怎麼有可能每天換一個性伴侶，持續四個月還不厭倦？不信的話，你試著每天有一餐外食或叫外賣，但是每天都要換餐點或店家，連續四個月，看你煩不煩！
作者認定一夫一妻制是教會強加給男人的束縛，而沒離婚的夫妻只是為了保全面子。然而作者出生在東柏林，而東德的宗教信仰早已在共產黨統治期間嚴重式微，英國《衛報》還曾以〈東德：地球上最不信神的地方〉為題報導。此外，1945年以後東德的非婚生子女比例一直高於西德，而且差距日益擴增：2000年時東德的非婚生子女超過50％，而西德還不到20％。硬把一夫一妻制賴給信仰，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事實上羅素的故事告訴我們：不管我們有多麼理性，觀念多麼開放，都很難忍受親密關係中的第三者。緣此，我們在婚禮上誠懇地承諾，不管在現實上這有多麼難以做到。
此外，對於自己沒有能力維持親密關係的事實，作者辯說是因為忙於自我實現，追求完美的自我，所以沒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來維繫親密關係。「沒有任何一代人對自我實現的渴望像我們這麼巨大。」「我們處在一種持續自我優化的狀態中。我們知道一切都可能變得更好，直到完美為止。問題只在於，我們永遠不可能達到完美的地步。」然而所謂的「自我實現」與「自我優化」會不會僅僅只是逃避責任或遮掩無能的藉口，甚至病態的自戀？
他自承沒有能力維繫親密關係，其實他也沒有能力維持專業工作：他「接受書商專業訓練未結業，之後創立兩個唱片廠牌，並任職於不同廣告代理公司，最後職務為藝術總監。」我忍不住自問：那兩個唱片廠牌是不是也無疾而終？他到底懂不懂藝術？
這到底是一個「愛無能」的作者，還是「什麼都無能」的作者？他會不會只是拿「自我完善」在遮掩愛情、工作與自我成長的種種失敗？更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這樣的一個人卻可以被吹捧成教父級的「愛無能世代」代言人，而且到處巡迴演講都座無虛席？
結語
千古以來愛情、婚姻、自我與孤獨都是人類既關切又難以安頓的老問題，根本問題是我們都太仰賴直覺，而鮮少從過去的歷史汲取智慧。譬如，婚姻的制度與觀念確實在變，然而我們對愛情卻始終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期待與想像，並且因而讓我們看不見珍惜難得的情分。此外，職場與物質生活的水準一直在變，然而我們始終分不清楚職場的成就和自我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我們喜歡跟著大家說「忙、盲、茫」，卻始終現在相同的困境裡而不知道要如何尋找出路。
我們需要釐清愛情與婚姻的「能與不能」，以便對婚姻有著貼近事實的期待，從而懂得珍惜難得的情分；我們需要了解自我與孤獨，以便在婚姻、工作、家庭與自我之間找到取捨與平衡的依據。
在我的那個世代裡，很多人初中或高中就畢業，在江湖上闖蕩，愛情、自我與婚姻都只能仰賴直覺去處理，甚至是靠著社會規範的強制在維繫著空洞的自我和婚姻。
大學教育與碩士班的普及，讓許多人可以（或者不得不）在較成熟的年紀才進入社會，可以在19~25歲這一段身心都遠比高中生更成熟的階段裡在大學校園裡較深刻地探索自我、愛情與婚姻。而且，通識教育原本可以扮演著引領他們深刻探索的歷程。
可惜的是，通識教育變成了營養學分，許多大學畢業生只嚐到「畢業即失業」的苦果，而沒能在通識課或校園裡的其他活動中對自我、愛情與婚姻有比我們這個世代更深入的探索和了解。
結果，21世紀的台灣充滿令人困惑的表象：我們享有歷代難以想像的財富，心靈卻倍感迷惘與空虛；許多人在相戀數年後才結婚，卻很快地無話可說，甚至任何小事都可以引起尖銳的口角與衝突；我們花在家事上的時間是史上最少的，休閒時間是數千年來最長的，卻經常疲憊到對什麼都提不起勁。大學教育普及了，暢銷書的內容卻越來越淺薄、空洞：插圖越來越多而字數越來越少，輕小說取代了文學名著，輕散文取代了散文與詩，連法國的哲學書都變成了繪本，出版界的暢銷書趨勢分析則一再提醒作者們「讀者累了」。
從 Neil Postman 在《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與《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所揭示的角度看，社群媒體與手機的入侵青少年期絕對難辭其咎。
問題是，教育部門可以做什麼？還是說，除了設法自救之外，能做的其實少得可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