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候充滿熱情與理想，至今依然。我曾說過：「絕不做不具理想性的事。」至今依然。
然而我對生命、正義與社會發展的願景卻在一截截地往下調整——盡管我不以為自己是在「妥協」。
關鍵的原因在於：我越來越體會到自己和他人的有限性。
第一堂課：《不完美的社會》
當年這兩本書是被當作反共書籍出版的，然而《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卻讓我了解當年歐洲原始共產黨員有多稀有、傑出（能力過人，熱情與理想性罕見，樂於犧牲奉獻而不求回報），以及如此稀有、傑出的人如何在獲得不受節制的權力之後腐化。
《不完美的社會》則讓我第一次警覺到：當領頭的人理想過高的時候，有可能會把整個社會帶進災難的深淵。
然而當時我只知道「人非聖賢，不能期之以聖賢之所為」，而對於這個世界必然的不完美仍舊所知極其有限，依舊是「不知天高地厚」，嚴重地欠缺現實感。
第二堂課：動機論與結果論
當二個重要的教訓發生在劍橋大學，那時候我依舊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依舊堅持著毫不妥協的道德感。所以，我跟一位哲學系的朋友討論問題時，依舊堅持：道德上的善是只問動機與情懷，而不算計後果。
這位朋友聽多了之後極端反感，開始舉出許多道德原則上似乎值得嘉許的作為，以及其貽禍世人的後果（兩次歐戰期間各國的「愛國情懷」導致慘絕人寰的殺戮，連納粹滅絕猶太人的慘案都是出自於「對德國民族的愛」）。
這些案例聽多了以後，我逐漸懂得「通往地獄的道路上鋪滿了善意」，也開始懂得兼顧倫理學的「結果論」。
後來，我也常提醒社運圈內的年輕朋友：「好心好意有時候會害死人。」
第三堂課：理論、結論與隱藏的假設
讀《國富論》的時候，我想知道的是：愛丁堡大學的倫理學家為何會主張「每一個人都自私的話，這個世界會更好」。
後來發現，亞當·史密斯的原意是：「如果每一個人都自私地捍衛自己的利益，結果你想要從我手中拿走一塊錢，就必須同時對我做出值得一塊錢的貢獻。」也就是說，他捍衛的是「所得等於貢獻」的完全競爭市場，而不是人類的自私。
亞當·史密斯對市場經濟的想像是基於 1776年他對家鄉 Glasgow 手工匠人的觀察——他們的規模都很小，誰也無法壟斷生產與交易，因此可以維持完全競爭市場裡「議價權平分秋色，徹底的公平交易與心甘情願，誰也不無須委曲求全」的基本特色。[註一]
然而近代經濟社會學的「商品鏈」（commodity chain）已經用充分的證據指出：當代商品幾乎都是由世界上許多國家分工生產的結果，然而最大的利潤被最具有壟斷地位的環節寡佔（lion-share），其他參與分工生產的人所得嚴重地不成比例。
這個故事告訴我：亞當·史密斯因為沒有覺察到一個錯誤的假設（公平交易），而造成了後世資本主義的大災難，還被有心人斷章取義地曲解，被一知半解的人廣為傳播、實踐與捍衛。
我終於學到：不只是動機和結果都很重要，預設的前提是否成立也同等重要。[註三]
第四堂課：不完美的人性
上述三堂課都把錯誤指向別人，所以我對自己的有限性依舊欠缺警覺。
後來讀到托爾斯泰說的：這個世界最大的問題是，每一個人都想要獲得比別人更多，同時又付出得比別人更少。
反身自省，其實我也是。
只不過有些人比一般人聰明，所以可以用正當的手段達到「所費心力比一般人更少，獲得比一般人更多」，但是對社會的貢獻不會低於一般人，也不會低於所得。
沿著托爾斯泰說的方向去思索，逐漸體會到馬克斯的共產主義也只是犯了一個假設上的根本錯誤：當所有權被取消時，所有的人就通通都平等了。
事實卻是：唯有分工才能促進技術進步；然而只要有分工，就會有組織，有組織就必然會有決策與決策權的分配；只要有決策權的分配就會有階級，只要有階級，就會因為「想要獲得比別人更多，同時又付出比別人更少」而逐漸地在權力中腐化。
反諷的是，如果亞當·史密斯的假設可以成立，資本主義社會將會是均富的，這恰恰是共產主義的最終理想；而且，假如馬克斯的假設可以成立，共產社會將會是最公平、進步的社會，這恰恰是亞當·史密斯的理想。
原來，大家為這兩家理論吵翻天，卻鮮少有人警覺到：問題不在理論的對錯或最終目標的差異，而在於隱藏的假設根本都不成立。
而使他們的理論終歸無效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們都想要獲得比別人更多，同時又付出比別人更少！[註四]
第五堂課：有限的心力，有限的正義
有人以「一碗麵的捐款故事」為例，跟我說：台灣人只要看到真正的弱者和需要，捐款從不手軟。我相信這基本上是事實，也相信這是台灣社會比其他社會更溫暖的具體證據。
然而這些捐款的人不必然是台灣的多數人，而更像是不到成人人口總數一半（乃至於不到十分之一）的少數人——雖然這樣的人數確實就已經夠溫暖到外國人都有強烈的感覺。
不過，我還是得說說台灣人的另一方面：大多數人（或絕大多數人）不會花心思去了解別人的委屈和是非曲直；涉及個人利益時，很人更往往是先捍衛自己的利益，而寧可犧牲是非正義。
然而再想想自己在國外的各種親身經歷，「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又豈止台灣人？尤其是社會底層的人，顧溫飽都已耗盡心力，如何還能有多餘的心力顧他人？好打抱不平的人在每個社會都稀有，不獨台灣為然。
不過，這幾天又學到新的一課。
前幾天聽到電視名嘴質疑宜蘭縣長被起訴的案件是政治迫害。事實如何？我不知道，也從沒去認真細查相關的報導。自問為什麼？才警覺到：盡管我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數十年，其實自己的心力也有限，只夠選擇有限的事件去關心；況且台灣的媒體品質又那麼差，要根據媒體去查索事實的真相，往往是既費力，又很容易徒勞無功。
這時候我才終於驚醒：假如連我自己都不願意去追查宜蘭縣長被起訴案的是非曲直，那還會有多少人願意認真去追查？假如絕大多數人都像我一樣地沒有多餘的心力去追查，那麼國家機器豈不是可以被執政黨任意操縱，而不受民意制裁？
可惜，最後我還是放棄去追查宜蘭縣長案的真相。至此，我不得不清楚地面對一個事實：人的能力與心力有限，只能關心很有限的事。
有限的人，有限的心力，必然只能促成有限的公平與正義；再加上不完美的人性，必然只會有不完美的社會。
不管哪一個國家，絕大多數人都只有有限的能力、有限的心力和充滿瑕疵的人性。我最後終於不得不面對這個事實。
很籠統地說，即便是最在意人權的歐洲，會走上街頭的人還是極端少數（不到成人人口的1%），會願意搞清楚是非的還是非常的少數（視議題而定，往往不到投票人口的5~10%），而願意當「社運人士」（activists）的人，更是往往不到總人口的0.01%！
然而在這「舉世皆然」的背景下，台灣跟美國還是有些明顯的不同。
第六堂課：美國能，台灣卻是「以前能，近年已經不能」
盡管要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不容樂觀，2015年以來美國的基本工資的運動「爭取15美元」（Fight for $15）還是蔚然成風，且美國眾議院也在2019年通過決議，要慢慢地將基本工資給調整到時薪15美元（中文報導參見1、2、3）。
為什麼在美國這樣的改變是有可能的？
一部分原因是有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當後盾（參見 [註一] 和 [註二] 的事實），一部分是美國的人口基數大（3.295 億），即使是人口的0.01%也有3.2萬人。
這些長期獻身於社會運動的人一旦有效地組織起來，確實足以慢慢地推動一些深遠的改革。譬如，Netflix 上面的紀錄片《拯救資本主義》（Saving Capitalism: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就側寫了「爭取15美元」的一部分運動過程，以及美國前勞工部長 Robert B. Reich 長期而不懈的努力。（很值得看喔！）
那麼，台灣呢？人口的0.01%就是2,300人，不也是一鼓力量嗎？他們能改變什麼？
要說大的變革，也是有的：解嚴、廢除憲法中的思想犯（憲法100條與101條的修與廢）、政黨輪替、同志婚姻，etc。
要說社運力量的弱化，也是有的：美豬、核食、空污、「反低薪、禁派遣」，ect。結果都是執政黨（民進黨）「依然故我」！
為何台灣的社運力量時大時小（國民黨執政就極其活躍，民進黨執政就冬眠）？根本原因是社運團體跟民進黨早就已經「褲帶結作夥」。你沒看到農陣成員如何成為民進黨的新權貴？你忘記范雲曾經是社民黨主席？其他跟民進黨「利益均霑」的社運團體我也就不去一一清列名單了。
結果，低薪依然，派遣依然，民進黨也依然故我。唯一的變化是，2016年起就沒有再聽到「反低薪、禁派遣」的運動號召，也沒有再聽到農民的聲音。
新權貴當然不會站在街頭上反權貴，堅持在野的也往往對昔日戰友心軟。結果是，社運人士只會跟民進黨政治人物談「江湖道義」，面對昔日的同志卻往往不惜翻臉！
面對這種台灣社會（社運圈）獨特的事實，該怎麼辦？我也一籌莫展。
附記：以後將於每個月的 1日、11日 ＆ 21日刊出新文章
註解
[註一] 其實，今天 IMF 與世界銀行等經濟組織所提倡的「包容型成長」（inclusive development）才是亞當·史密斯對市場經濟的想像。
此外，較新的研究顯示（文獻1、文獻2）：所得分配越均勻的國家，有利於長期維持較高的經濟成長率；而二次所得分配所需要的稅收，對未來的經濟成長沒有明顯影響。這兩位 IMF 的研究者甚至在美國國會作證說：美國因為 1980年以來日益惡化的貧富不均，很可能已經讓經濟成長率被犧牲了 1/3！
[註二] 諾貝爾獎得主 David Card 帶動的「基本工資的新經濟學」研究已經有充分資料顯示：勞動力場的真實表現極端接近資方寡佔市場，而遠離完全競爭市場。譯成白話文：企業的所得分配絕大部分被資方寡佔，上班族（勞工）所分配到的比例隨著經濟成長而下降。其實，這也是《21世紀資本論的主要結論》。
[註三] 工學院的人都知道：所有理論都可能會因為假設跟現實不吻合，以至於結果跟預測大相逕庭。當結果攸關人命時，我們不僅會事前做實驗，還會事後收集結果來繼續修正理論與假設。所以，我們會把整輛汽車拿去做撞擊試驗，還會在每一架飛機上面裝兩個黑盒子，每一次空難都一定徹底分析出所有可能的肇事原因，再進行模擬以確認分析的結果吻合所有找得到的證據。
經濟學界卻要等到 1995年 David Card ＆ Alan B. Krueger 出版了《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之後，才開始認真重視實證研究——根據兩位作者在 2015年的「20週年版」序言裡說，1980年代的經濟學頂尖期刊裡只有不到 40%的論文有實證研究，2011年時終於上升到 72%。
[註四] 私心對社會好不好，牽涉到太多複雜的事實，無法「一言以蔽之」。
以技術進步而言，它的火車頭是科學觀念的創新，既而是科學帶動的技術創新，繼而是創新性技術的擴散，繼而是經濟的成長，而後者又促進了分工且讓科學與技術創新的工作者人數增加，因而加速了科學與技術的創新。
科學的創新主要源頭是政府的經費和科學家的好奇，私心的推動力貢獻較小；技術的創新有些是因為好奇和好玩，更多的是因為私利的動機；技術的擴散主要是源自企業的牟利行為。
總的來說，打壓私利的結果有礙技術創新與技術擴散；鼓勵私心的結果對科學革命的直接幫助很小，但是間接幫助不小（因為促進經濟成長而增加科研人員的就業機會）；但是過分鼓勵私心的結果卻會讓勞動階層有嚴重的相對被剝奪感，而且對底層勞工極端不公平（間接鼓勵資方對勞方的剝削）。
所以，過度鼓勵私心與貧富不均的結果，是窮人與富人一起受害！
過度壓抑私心的結果，使得蘇聯瓦解；過度鼓勵（放縱）私心的結果，使韓國內部的各種對立極端化到變成 OECD 的第三名，而美國則製造出白人勞工階層的不滿與川普這個怪物。[註二]
從結果論的角度看，最麻煩的就是：過度壓抑私心不好，過度鼓勵（放縱）私心也不好，最佳的均衡點卻沒有人知道，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為自己的立場找到以偏概全的證據，所有的人都可以指著對方的鼻子說他們是白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