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1日 星期四

不完美的社會,不完美的人性,有限的公平與正義

     年輕時候充滿熱情與理想,至今依然。我曾說過:「絕不做不具理想性的事。」至今依然。
      然而我對生命、正義與社會發展的願景卻在一截截地往下調整——盡管我不以為自己是在「妥協」。
      關鍵的原因在於:我越來越體會到自己和他人的有限性。

第一堂課:《不完美的社會》
      大概是念大學的時候,買到了吉拉斯(Milovan Đilas Đido,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書記、國民議會議長、副總統)的《不完美的社會》(1975年,今日世界出版社)和《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
      當年這兩本書是被當作反共書籍出版的,然而《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卻讓我了解當年歐洲原始共產黨員有多稀有、傑出(能力過人,熱情與理想性罕見,樂於犧牲奉獻而不求回報),以及如此稀有、傑出的人如何在獲得不受節制的權力之後腐化。
      《不完美的社會》則讓我第一次警覺到:當領頭的人理想過高的時候,有可能會把整個社會帶進災難的深淵。
      然而當時我只知道「人非聖賢,不能期之以聖賢之所為」,而對於這個世界必然的不完美仍舊所知極其有限,依舊是「不知天高地厚」,嚴重地欠缺現實感。

第二堂課:動機論與結果論
      當二個重要的教訓發生在劍橋大學,那時候我依舊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依舊堅持著毫不妥協的道德感。所以,我跟一位哲學系的朋友討論問題時,依舊堅持:道德上的善是只問動機與情懷,而不算計後果。
      這位朋友聽多了之後極端反感,開始舉出許多道德原則上似乎值得嘉許的作為,以及其貽禍世人的後果(兩次歐戰期間各國的「愛國情懷」導致慘絕人寰的殺戮,連納粹滅絕猶太人的慘案都是出自於「對德國民族的愛」)。
      這些案例聽多了以後,我逐漸懂得「通往地獄的道路上鋪滿了善意」,也開始懂得兼顧倫理學的「結果論」。
      後來,我也常提醒社運圈內的年輕朋友:「好心好意有時候會害死人。」

第三堂課:理論、結論與隱藏的假設
      讀《國富論》的時候,我想知道的是:愛丁堡大學的倫理學家為何會主張「每一個人都自私的話,這個世界會更好」。
      後來發現,亞當·史密斯的原意是:「如果每一個人都自私地捍衛自己的利益,結果你想要從我手中拿走一塊錢,就必須同時對我做出值得一塊錢的貢獻。」也就是說,他捍衛的是「所得等於貢獻」的完全競爭市場,而不是人類的自私。
      亞當·史密斯對市場經濟的想像是基於 1776年他對家鄉 Glasgow 手工匠人的觀察——他們的規模都很小,誰也無法壟斷生產與交易,因此可以維持完全競爭市場裡「議價權平分秋色,徹底的公平交易與心甘情願,誰也不無須委曲求全」的基本特色。[註一]
      然而近代經濟社會學的「商品鏈」(commodity chain)已經用充分的證據指出:當代商品幾乎都是由世界上許多國家分工生產的結果,然而最大的利潤被最具有壟斷地位的環節寡佔(lion-share),其他參與分工生產的人所得嚴重地不成比例。
      譬如,咖啡豆的生產過程中,咖啡農只獲得一杯咖啡售價的3%,5%的售價歸中間商,13%歸烘焙業者,79%歸零售商。然而因為這些人經手的咖啡豆數量差異甚大,且成本不同,結果獲利最大的是大品牌的貿易商和連鎖店,付出最多而所得最少的卻是咖啡農。這個事實也是後來有人提倡「公平貿易」的背景。[註二]
      這個故事告訴我:亞當·史密斯因為沒有覺察到一個錯誤的假設(公平交易),而造成了後世資本主義的大災難,還被有心人斷章取義地曲解,被一知半解的人廣為傳播、實踐與捍衛。
      我終於學到:不只是動機和結果都很重要,預設的前提是否成立也同等重要。[註三]

第四堂課:不完美的人性
      上述三堂課都把錯誤指向別人,所以我對自己的有限性依舊欠缺警覺。
      後來讀到托爾斯泰說的:這個世界最大的問題是每一個人都想要獲得比別人更多同時又付出得比別人更少
      反身自省,其實我也是。
      只不過有些人比一般人聰明,所以可以用正當的手段達到「所費心力比一般人更少,獲得比一般人更多」,但是對社會的貢獻不會低於一般人,也不會低於所得。
      沿著托爾斯泰說的方向去思索,逐漸體會到馬克斯的共產主義也只是犯了一個假設上的根本錯誤:當所有權被取消時,所有的人就通通都平等了。
      事實卻是:唯有分工才能促進技術進步;然而只要有分工,就會有組織,有組織就必然會有決策與決策權的分配;只要有決策權的分配就會有階級,只要有階級,就會因為「想要獲得比別人更多,同時又付出比別人更少」而逐漸地在權力中腐化。
      反諷的是,如果亞當·史密斯的假設可以成立,資本主義社會將會是均富的,這恰恰是共產主義的最終理想;而且,假如馬克斯的假設可以成立,共產社會將會是最公平、進步的社會,這恰恰是亞當·史密斯的理想。
      原來,大家為這兩家理論吵翻天,卻鮮少有人警覺到:問題不在理論的對錯或最終目標的差異,而在於隱藏的假設根本都不成立。
      而使他們的理論終歸無效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們都想要獲得比別人更多,同時又付出比別人更少![註四]

第五堂課:有限的心力,有限的正義
      有人以「一碗麵的捐款故事」為例,跟我說:台灣人只要看到真正的弱者和需要,捐款從不手軟。我相信這基本上是事實,也相信這是台灣社會比其他社會更溫暖的具體證據。
      然而這些捐款的人不必然是台灣的多數人,而更像是不到成人人口總數一半(乃至於不到十分之一)的少數人——雖然這樣的人數確實就已經夠溫暖到外國人都有強烈的感覺。
      不過,我還是得說說台灣人的另一方面:大多數人(或絕大多數人)不會花心思去了解別人的委屈和是非曲直;涉及個人利益時,很人更往往是先捍衛自己的利益,而寧可犧牲是非正義。
      然而再想想自己在國外的各種親身經歷,「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又豈止台灣人?尤其是社會底層的人,顧溫飽都已耗盡心力,如何還能有多餘的心力顧他人?好打抱不平的人在每個社會都稀有,不獨台灣為然。
      不過,這幾天又學到新的一課。
     前幾天聽到電視名嘴質疑宜蘭縣長被起訴的案件是政治迫害。事實如何?我不知道,也從沒去認真細查相關的報導。自問為什麼?才警覺到:盡管我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數十年,其實自己的心力也有限,只夠選擇有限的事件去關心;況且台灣的媒體品質又那麼差,要根據媒體去查索事實的真相,往往是既費力,又很容易徒勞無功。
      這時候我才終於驚醒:假如連我自己都不願意去追查宜蘭縣長被起訴案的是非曲直,那還會有多少人願意認真去追查?假如絕大多數人都像我一樣地沒有多餘的心力去追查,那麼國家機器豈不是可以被執政黨任意操縱,而不受民意制裁?
      可惜,最後我還是放棄去追查宜蘭縣長案的真相。至此,我不得不清楚地面對一個事實:人的能力與心力有限,只能關心很有限的事。
      有限的人,有限的心力,必然只能促成有限的公平與正義;再加上不完美的人性,必然只會有不完美的社會。
      不管哪一個國家,絕大多數人都只有有限的能力、有限的心力和充滿瑕疵的人性。我最後終於不得不面對這個事實。
      很籠統地說,即便是最在意人權的歐洲,會走上街頭的人還是極端少數(不到成人人口的1%),會願意搞清楚是非的還是非常的少數(視議題而定,往往不到投票人口的5~10%),而願意當「社運人士」(activists)的人,更是往往不到總人口的0.01%!
      然而在這「舉世皆然」的背景下,台灣跟美國還是有些明顯的不同。

第六堂課:美國能,台灣卻是「以前能,近年已經不能」
      盡管要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不容樂觀,2015年以來美國的基本工資的運動「爭取15美元」(Fight for $15)還是蔚然成風,且美國眾議院也在2019年通過決議,要慢慢地將基本工資給調整到時薪15美元(中文報導參見123)。
      此外,拜登上任後也成功地推動一系列旨在縮小貧富差距的立法與政策(參見1234,僅隨手舉例),甚至有評論說:拜登上任18個月內完成的立法超過「歐巴馬+川普」兩位總統(共三任)的總和。
      為什麼在美國這樣的改變是有可能的?
      一部分原因是有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當後盾(參見  [註一] 和  [註二] 的事實),一部分是美國的人口基數大(3.295 億),即使是人口的0.01%也有3.2萬人。
      這些長期獻身於社會運動的人一旦有效地組織起來,確實足以慢慢地推動一些深遠的改革。譬如,Netflix 上面的紀錄片《拯救資本主義》(Saving Capitalism: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就側寫了「爭取15美元」的一部分運動過程,以及美國前勞工部長 Robert B. Reich 長期而不懈的努力。(很值得看喔!
      那麼,台灣呢?人口的0.01%就是2,300人,不也是一鼓力量嗎?他們能改變什麼?
      要說大的變革,也是有的:解嚴、廢除憲法中的思想犯(憲法100條與101條的修與廢)、政黨輪替、同志婚姻,etc。
      要說社運力量的弱化,也是有的:美豬、核食、空污、「反低薪、禁派遣」,ect。結果都是執政黨(民進黨)「依然故我」!
      為何台灣的社運力量時大時小(國民黨執政就極其活躍,民進黨執政就冬眠)?根本原因是社運團體跟民進黨早就已經「褲帶結作夥」。你沒看到農陣成員如何成為民進黨的新權貴?你忘記范雲曾經是社民黨主席?其他跟民進黨「利益均霑」的社運團體我也就不去一一清列名單了。
      結果,低薪依然,派遣依然,民進黨也依然故我。唯一的變化是,2016年起就沒有再聽到「反低薪、禁派遣」的運動號召,也沒有再聽到農民的聲音。
      新權貴當然不會站在街頭上反權貴,堅持在野的也往往對昔日戰友心軟。結果是,社運人士只會跟民進黨政治人物談「江湖道義」,面對昔日的同志卻往往不惜翻臉!
      面對這種台灣社會(社運圈)獨特的事實,該怎麼辦?我也一籌莫展。

附記:以後將於每個月的 1日、11日 & 21日刊出新文章

註解
[註一] 其實,今天 IMF 與世界銀行等經濟組織所提倡的「包容型成長」(inclusive development)才是亞當·史密斯對市場經濟的想像。
      此外,較新的研究顯示(文獻1文獻2):所得分配越均勻的國家,有利於長期維持較高的經濟成長率;而二次所得分配所需要的稅收,對未來的經濟成長沒有明顯影響。這兩位 IMF 的研究者甚至在美國國會作證說:美國因為 1980年以來日益惡化的貧富不均,很可能已經讓經濟成長率被犧牲了 1/3!

[註二] 諾貝爾獎得主 David Card 帶動的「基本工資的新經濟學」研究已經有充分資料顯示:勞動力場的真實表現極端接近資方寡佔市場,而遠離完全競爭市場。譯成白話文:企業的所得分配絕大部分被資方寡佔,上班族(勞工)所分配到的比例隨著經濟成長而下降。其實,這也是《21世紀資本論的主要結論》。

[註三] 工學院的人都知道:所有理論都可能會因為假設跟現實不吻合,以至於結果跟預測大相逕庭。當結果攸關人命時,我們不僅會事前做實驗,還會事後收集結果來繼續修正理論與假設。所以,我們會把整輛汽車拿去做撞擊試驗,還會在每一架飛機上面裝兩個黑盒子,每一次空難都一定徹底分析出所有可能的肇事原因,再進行模擬以確認分析的結果吻合所有找得到的證據。
      經濟學界卻要等到 1995年 David Card & Alan B. Krueger 出版了《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之後,才開始認真重視實證研究——根據兩位作者在 2015年的「20週年版」序言裡說,1980年代的經濟學頂尖期刊裡只有不到 40%的論文有實證研究,2011年時終於上升到 72%。

[註四] 私心對社會好不好,牽涉到太多複雜的事實,無法「一言以蔽之」。
      以技術進步而言,它的火車頭是科學觀念的創新,既而是科學帶動的技術創新,繼而是創新性技術的擴散,繼而是經濟的成長,而後者又促進了分工且讓科學與技術創新的工作者人數增加,因而加速了科學與技術的創新。
      科學的創新主要源頭是政府的經費和科學家的好奇,私心的推動力貢獻較小;技術的創新有些是因為好奇和好玩,更多的是因為私利的動機;技術的擴散主要是源自企業的牟利行為。
      總的來說,打壓私利的結果有礙技術創新與技術擴散;鼓勵私心的結果對科學革命的直接幫助很小,但是間接幫助不小(因為促進經濟成長而增加科研人員的就業機會);但是過分鼓勵私心的結果卻會讓勞動階層有嚴重的相對被剝奪感,而且對底層勞工極端不公平(間接鼓勵資方對勞方的剝削)。
      所以,過度鼓勵私心與貧富不均的結果,是窮人與富人一起受害!
      過度壓抑私心的結果,使得蘇聯瓦解;過度鼓勵(放縱)私心的結果,使韓國內部的各種對立極端化到變成 OECD 的第三名,而美國則製造出白人勞工階層的不滿與川普這個怪物。[註二]
      從結果論的角度看,最麻煩的就是:過度壓抑私心不好,過度鼓勵(放縱)私心也不好,最佳的均衡點卻沒有人知道,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為自己的立場找到以偏概全的證據,所有的人都可以指著對方的鼻子說他們是白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