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興起之前，歐洲早已在聖奧古斯丁「原罪」觀的影響下對感性（以及不吻合社會規範的個人情感）戒慎恐懼。理性主義興起之後，更亟欲將感性與個人情感置於理性的管理之下。即便是漢娜·鄂蘭這樣在存在主義哲學中成長的人，也認為納粹的殘忍暴行是因為「思想上的平庸、無能」所造成。
事實呢？理性是一把雙刃劍，用得好時能破除中世紀的意識形態與教條，從而凸顯獵巫的荒謬、殘忍；然而當理性也可以被用來鞏固意識形態與教條，振振有詞捍衛令人髮指的殘忍迫害。
週末將在MOD 頻道 CinemaWorld 重播（3/19，週五，20:00~22:00；3/20，週六，12:20~14:15）的電影《擊出自由夢》（Indian Horse），就是一個值得深思的例證。
電影與原著小說簡介
這是2017年在多倫多電影節首映的加拿大電影，原著小說 Indian Horse 是由加拿大籍印地安人 Richard Wagamese 在 2017年出版，該書曾獲得2013年加拿大原住民文學獎，並且入圍2013年加拿大最佳出版品的競賽；2017年被加拿大的著名劇作家改寫成電影劇本，並由一位克林·伊斯威特團隊的長期成員執導而拍成電影。
故事描述一位加拿大印地安人 Saul Indian Horse 從小到大的故事。他很小就被強迫安置在天主教會經營的「寄宿學校」裡，親眼目睹修女的殘忍，以及孩童因而自殺的事件。後來因為超凡的冰上曲棍球天賦，而逐漸在這項運動中崛起，成為地方與全國矚目的新星，並且被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成為加拿大原住民的驕傲與希望。最後，他卻因為無所不在的種族歧視而放棄這項運動，自暴自棄地酗酒、流落街頭。
這部電影刻畫的是極端殘忍而令人髮指的歷史事實，然而調性極端冷靜、壓抑，畫面卻一點都不血腥，甚至刻意壓低情緒的表現（避免使用臉部特寫鏡頭、幾乎沒有流淚、哭號、情緒失控地大聲抗議或衝突的畫面），一點都不煽情。
它所刻畫的是 1876-1948 的一段加拿大歷史，受害者是原住民孩童（約佔所有原住民孩童的三成），最不可思議的是施暴者是教會的基層神父與修女，背後的支持者是加拿大政府，發生地點是教會經營（政府出資）的「寄宿學校」（Canadian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根據事後調查，因為不當體罰與因而自殺等因素，死在這些「寄宿學校」的原住民孩童大約有 3,200~6,000位，其中一個「寄宿學校」的孩童死亡率竟高達 69%。
這部小說與電影同時跟加拿大原住民的人權運動、孩童權利運動以及轉型正義運動結合，並且有一個專屬網站「Indian Horse」。
值得深思之處與推薦的理由
這部電影至少有兩點值得深思之處：（1）修女的殘忍與鐵石心腸竟然是用「這一切都是因為愛你」為名，仔細揣摩這一部電影的所有情節，你會對「理性如何被用來強化人的殘忍」感到寒心；（2）電影中細膩入微地刻畫出「種族歧視」無所不在的事實，使我不得不相信：即便是在今日的美、加，不管兩國政府如何強調人權與正義，印地安人照樣是活得沒有希望、沒有未來；盡管體制性的迫害表面上已經消除，許多白人內心的種族歧視總是存在，甚至自己不覺察，而印地安人的痛苦則沒有消失的一日。
關於第一點，我想再附加一些提醒。在《惡的平庸性》（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一書裡，漢娜·鄂蘭認為艾希曼（以及其他納粹）的殘忍暴行是「思想上的平庸、無能」所造成。我不盡然同意。
思想上平庸、無能的人比比皆是，但是這些「平庸、無能」的人絕大部分不忍心從事殘忍的大屠殺，更不可能日日為之還處之泰然。因此，我們還需要其他的共同作用因素。
我認為，這些納粹頭目可以一邊彈奏巴哈，一邊在波蘭「猶太管制區」（Jewish ghetto）內進行地毯式屠殺，真正的原因是他們相信：「領袖的智慧超乎我們的智慧」，以及一再用希特勒說過的話來合理化自己所參與的每一場大屠殺。
同樣地，在電影《擊出自由夢》裡，修女的每一個殘忍舉措都先被她合理化過；而她用來合理化這些殘忍舉措的「思辨基礎」，則是某種超乎一切理性論辯的威權（她強背過且被她曲解的某些天主教教義）。
漢娜·鄂蘭可以說：納粹與電影《擊出自由夢》中的殘忍都是因為思想能力太平庸、無能，所以誤用理性。然而有能力靠理性看透威權的人畢竟是人類之中的極少數。如果要像漢娜·鄂蘭的主張那樣，培養社會大眾高超的思辨能力，使他們個個有能力突破威權與意識形態，那無異於緣木求魚，妄想天開。
事實上，如果你鼓勵（利誘、強迫）所有的人去學倫理學與哲學思辨，結果應該是：90%以上的人都承認自己的思辨能力不足，還是乖乖相信倫理學教授的思辨結論比較可靠。
然而「放棄自己的價值判斷」等於是放棄自己的良心（不忍心），其結果將會是硬找理由去將「領袖」或威權的指示合理化，或者把被曲解的教義合理化。也就是說，令人髮指的惡之所以可能，根本原因是放棄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良心——不管是因為相信「領袖」，或者被曲解的教義，或者因為相信倫理學教授的思辨比較正確。
而且，從中世紀神學開始，社會精英（中世紀的教會最高權威，理性主義時代的康德，乃至於今日許多倫理學的教授）對群眾最不放心的，與其說是他們的感性與衝動，不如說是對他們的理性思辨能力沒信心。結果，強調「理性思辨」的人，其實是經常在企圖綁架群眾的理性思辨，逼他們放棄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良心。
防範理性的誤用，不能只靠理性
其實，若要消除令人髮指的罪惡，只需要很簡單的理性判斷原則就夠了：「個人的自由以不損及他人的利益為前提」；或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如果前述的原則還不夠用，那是因為行為者感受不到被害者的痛苦。就像一部古老黑白電影（忘了片名）的故事，它讓一個軍中記者全程採訪（見證）紐倫堡大審判後，下了一個結論：「一個人只要感受不到被害者的痛苦，就有能力對他進行任何殘忍的迫害。」
「感受不到被害者的痛苦」可能是因為意識形態的洗腦，也可能是因為在威權面前放棄個人的價值判斷。
因此，在《慾望的美學：心靈世界的陷阱與門徑》裡，我特別強調要提升、細緻化個人的覺察能力（具有人文深度的感性，而非本能慾望與本能衝動），以便把價值判斷還原給每一個個人。我相信，這才是道德與價值判斷的真正基礎。
至於更複雜、細膩的理由，絕大部分已經寫在《慾望的美學：心靈世界的陷阱與門徑》裡，不在此重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