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劍橋大學兩年，常常騎著腳踏車四處探險，從來沒有看到過「補習班」。然而這並不表示英國學生沒有「補習」。
教育部電子報刊載了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提供的文章「英國補習（輔導）教育的現況」介紹了的英國的各種「補充教育（Supplementary Education）」，幾乎都是針對特定族群所需的補充教育，且泰半免費，迥異於台灣所謂的「補習教育」。然而這並不表示英國學生沒有「補習」。
如果你 Google「uk paid-private tutoring」，就會找到一大堆私人家教的廣告。根據私人基金 Sutton Trust 的調查報告「Extra time report」，「倫敦地區 11~16歲的學生大約有一半有請過私人的付費家教」。
傳統上英國是個階級森嚴的學校，而階級的僵固性是以無形的、不自覺的方式烙印在勞工、白領與精英階層的生活習慣與潛意識裡。這種不自覺的「文化基因」發展成英國截然不同於亞洲模式的「升學競爭」，以及因應這種不同競爭模式的社會機制（廣義的「補習」）。
引導社會發模式的「既有社會基礎建設」
80年代以前英國是在學童完成基礎教育（約11歲）後立即用一場考試把學生分成「升學班」（Grammar school，佔考生的25%）、「放牛班」（secondary modern school）、「技職班」（secondary technical school）。
因此除了國小有可能需要補習之外，11歲以後的學童命運已定，掙扎也沒用，從而失去補習的動力和需求。
然而這一場考試的結果大致上是：只有中產階級的孩子有機會上「升學班」。因此「經驗法則」讓勞工家庭在小學階段就預期孩子會考不上「升學班」，因而欠缺送他們去補習或請家教的動機（投資報酬率太低，家教學費太高）。
其次，1980以年英國中產階級的「補習」是主要是採取「私人付費家教」（paid-private tutoring）形式，每小時的收費極高，不但勞工家庭負不起，中產階級家庭也負擔不起「每一科都請一個家教」的費用。這個因素使得勞工家庭更加沒有給孩子請家教的動力，連中產階級也只能根據孩子的確實需要與考上gramar school 的機率來決定要不要擇要給孩子請一兩個家教。於是，英國沒有「補習班」的市場，連私人家教也不會普及。
最後，英國的貴族學校多半是寄宿學校，以便無縫接軌地有效地整合學生白天的常態性課程與晚餐後的「自習╱課輔」，這是英國沒有「補習班」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說，台灣的廉價補習班和英國的「寄宿學校＋私人家教」體系各有其興起的社會背景與歷史淵源，各有形成某種的「軟性社會基礎建設體系（文化性的、意識形態性的、潛意識裡不自覺的「經驗法則」與自我制約等所共構而成）」。
就像美國的高速公路遠比鐵路網絡發達，而印度的鐵路網絡則遠比高速公路體系發達，各有其社會背景與歷史淵源，無法用「印度的鐵路網絡比美國發達」推論出「印度的交通建設比美國進步」。
因此，要了解英國為何沒有補習班而只有「寄宿學校＋私人家教」，我們必須要先了解他們過去的教育制度和歷史沿革。
1945~1970s 的中學三軌制（Tripartite System）
在這個制度裡，學童會在11歲左右歷經一場考試，並且根據考試成績被區分成三個升學管道（三種階級）：成績最優秀的（25%左右）進入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其課程以準備進大學或技術學院為目標；未能進文法學校的則選擇進入技職體系（技術工與事務員的培養學校，通常只到高工畢業的水準），或者「次級現代學校」（secondary modern school）；由於「次級現代學校」的資源遠比文法學校少，學校也鮮少用心培養他們考大學預科考試（A-level），甚至還不見得積極培養他們去考普通中學文憑（O-level），所以往往被視為「升學路上的放牛班」。
在這個制度影響下，有機會進大學的學生屬於極少數（甚至不到 25%，比幸運地進入 Grammar school 的人數還少），因此英國的高等教育一向被稱為「精英教育」。
也是因為這種制度的存在，表面上英國人是根據考試成績被分為階級，實質上進入 Grammar school 的學生幾乎都是中產階級的小孩（他們可以通過父母的基因遺傳、家庭教育，以及私人家教取得 11+ 那一場考試的先發優勢）——這幾乎就是一場階級複製的認證儀式：進入 Grammar school 的學生從此開始競爭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無法進入 Grammar school 的學生開始認份地往技術員或事務員的軌道去發展。
然而進入 Grammar school 的學生雖然有機會競爭英國的「紅磚大學」（雪非爾大學、伯明罕大學、曼徹斯特大學等工業革命後興起的大學），卻鮮少有機會進入英國最頂尖的劍橋與牛津大學（合稱 Ox-bridge）。
通往牛津、劍橋的第四個管道
真正想要進劍橋、牛津這種頂尖學府的學生，根本是從小學階段就開始念學費昂貴得不得了的貴族學校。這些貴族學校的教師通常是劍橋、牛津的畢業生，學生通常是住宿，課程內容除了傳授貴族階層的生活禮儀、言談、舉止之外，還精準地針對劍橋、牛津的入學考試，以及入學後跟上課程所需要的完整技能（譬如，批判性的閱讀、思考、論辯，以及口頭語書面的表達、溝通）。也就是說，高中課程與大學課程是無縫接軌的。此外，他們會有晚自習，以及必要的升學輔導與課業上的補救教學——也就是說，常態課程與「補習」也是無縫接軌的。
如果你沒有念過這樣的寄宿學校，根本考不上劍橋、牛津；就算僥倖考上了，也難以在生活禮儀、言談、舉止，以及課業上跟上其他貴族學校畢業的同學。
因此，你可以把這種寄宿學校（貴族學校）當作「全天制、高效劍橋、牛津衝刺班」。這種學校的學生不見得會把他們的學校視為「補習班」，因為 所謂的「補習」已經有效地融入於「常態」的教學裡。所以，這些貴族學校有「升精英大學專班」之實，卻不會有「惡補」的超時熬夜、反覆練習等弊端——他們的確是在最佳師生比、最佳設備、最佳課程、最佳師資、最佳課程內容上受到最有效的精英教育，也因而培養出英國傲視全球的頂尖精英，使他們在現代科學的貢獻上罕有其他國家能及。
如果你的學習模式是仰賴「Grammar school」的正規教育＋課後私人家教，學習效果以及時間使用的效率絕對比不上這些貴族學校。
因為這些升學管道的有效分流，使得個管道的升學競爭大幅降低；此外，因為私人家教費用高昂，中產階級頂多只能負擔一兩門課的私人家教，廣大的勞工與事務員階層根本負不起私人家教，因而又進一步降低了升學競爭。
在這些背景下，大規模招生學生的補習班在英國根本沒有立足之地——就像：台灣有地攤和夜市等廉價小吃，和價格低廉的自助餐，而英國沒有；英國有消費水準相對地高昂的 Pub，而台灣沒有；這種差異不代表誰的餐飲事業較發達或成功，而是反應著非常複雜的歷史沿革、社會組織和機制，以及延承過去的消費習慣。
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英國的孩子平均上學（與做功課）的時間遠少於亞洲孩子，但是最頂尖的學生表現（以及所受到的教育品質、時間使用效率）卻遠高於亞洲的孩子（我們浪費太多時間在往返補習班的時間，以及在學校課程與補習班課程不整合所產生的時間重複，最後再加上只重升學考試的反覆練習而不重視思考能力的啟發和練習）。
不過，英國卻為這樣的制度（軟性的社會基礎建設）付出很高的代價：社會的階級流動性遠低於亞洲。
英國的階級世襲與複製
一份 2019年的調查顯示，英國的內閣與新興科技業的CEO不成比例地被掌握在貴族學校校友（雖然他們只佔人口比例的 7%），以及劍橋與牛津的校友（雖然他們只佔人口比例的 1%）。實際上英國各界的最高決策權有超過一半掌握在這些少數精英手中。
你可以說：劍橋與牛津的校友受到英國最好的教育，且有出色的能力，所以把國家交給他們管理是明智的。這個表面理由我可以勉強接受，問題是：進入劍橋與牛津的管道並非人人平等，而是階級複製的結果。
英國私人家教的現況（蓬勃發展）
然而近年來英國的勞工失業率越來越高，就讀大學越來越有必要，因此升學的競爭也日益白熱化。
問題是，寄宿學校與私人家教早已是社會最發達的基礎建設，因此學生家長的教育投資也就既有的習慣（基礎建設）吸納過去，而發展成私人家教的日益普及；相形下，廉價的補習班體系因為欠缺既有習慣（基礎建設）的支撐，一直都無法形成夠大的市場規模，也至今尚無法跟私人家教爭地盤。
關心社會流動性與教育機會均等的私人公益基金 Sutton Trust 在「Extra time report」裡稱私人付費家教為「陰影裡的教育（shadwo education）」（意味著「看不見」，或者「地下教育體系」），並且概估這個行業的年產值可能有 20億英鎊。BBC的摘要報導也稱這個行業「one of the great invisible forces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It's difficult to measure its impact because it operates outside the formal, state-regulated education system.」
近年來每小時的私人家教平均要價約25英鎊（薪水階級平均年收入約27,000英鎊），資深的私人家教可能要價每小時 100英鎊（有個華人說曾聘過每小時500英鎊的），勞工階級很難付得起；然而 BBC 的報導卻說大約有 25%的中學老師有在擔任收費的私人家教。此外，專業的私人家教仲介機構林立（很容易找到他們的廣告），小學的私人家教機構（類似補習班）的廣告也很容易找到。以升大學導向與績效自豪的私人學校廣告一樣很容易找到。甚至還有資深的私人家教被問到「可不可以去擔任某位大學生的私人家教，並且住在那個大學城」。
只不過台灣的補習班招牌是林立於補習街的陽光下，因而蔚為奇觀，讓人驚嘆其規模；而英國的各種私人家教與升學導向的私人學校則很像是躲在陰暗處的地下經濟，很容易讓人低估它們的規模和存在。
因此，如果你一定要問：台灣的升學壓力比較大或英國的升學壓力比較大，千萬不要用補習班的家數去當比較的基準。
我們或許只能說：台灣的補習教育廉價而成效低，英國的「補習教育」價昂而成效高。然而我們還必須注意，因為台灣的補習教育價格親民，因此比較不容易使早已存在的階級僵固性（階級流動性的反面）進一步惡化；英國廣義的補習教育成本高，成為鞏固階級的幫兇。
台灣的教改成效
「補習」和「寄宿學校＋私人家教」是極為複雜的社會現象，未曾充分探索其背後的歷史沿承與社會組織、結構之前，不宜用「隨手拈來」的指標妄議一個社會的「進步程度」。
譬如，「天下雜誌」用「補習班近30年來爆增45倍」當指標，質疑「教改成功了嗎？」這個論述就很粗糙。
補習班的爆增有可能是許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譬如：產業政策與政府資源集中在少數科學園區，其他產業薪水停滯不前乃至導退，逼得所有年輕人不得不為了擠進頂大熱門研究所而卯足全力。假如產業成功地多元化，而且技職體系、頂大與其他大學校友出路三者的落差縮小了，說不定補習的人潮就消退了。
韓國補習業遠比台灣更驚人，絕對跟「進入三星上天堂，不進三星下地獄」有密切關係。
所以，「台灣的教改有沒有成功之處」這個問題，必須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檢視，並審慎地比較。
事實上，雖然教改的許多目標沒有達成（譬如，消滅補習班），原因有可能是產業政策錯誤所造成的後遺症，與教改無關，有些原因則可能是定錯目標（想要消滅補習教育，事實上只要頂大是「供不應求」，經濟學原理就會推論出：競爭者願意付出的代價隨供需落差的擴大而上升），不必然可以怪罪到教改。
另一方面，數學零級分也有機會進台大外文，這就是教改成功之處（學生可以適性發展，不需要再分分計較，也不需要「那科不行補那科」地痛苦面對自己的短處；而申請入學時書審與口試成績比重的增加和任隨大學各科系依自訂特色設定各科篩選及分門檻，也造就了考生可以「那科厲害就超前發展哪一科」的現象——韋詠祥就是典型的受惠者）。就這些事實而言，教改不見得已取得全面性的成功，但是絕對已經取得局部的成功。
真正使得教改成效極端有限的原因，其實是家長與媒體對教改的認識太膚淺，以至於家長和學生（整個社會）對於升學一事的體認（和對策）仍舊停留在過去，因此教改的潛在利益始終無法發揮。
這才是今天台灣教育界最大、最難以克服的瓶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