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進行「無條件基本薪資」的公投前，很多台灣人熱切盼望它會在台灣實現，卻很少人站在台灣的現實條件裡認真思索：在一個連最基本的所得保障與稅負正義都推不動的社會裡，真的可以直接推動難度遠高上好幾倍的「無條件基本薪資」嗎？
當瑞士在推動無條件基本薪資公投時，有些歐美的右翼人士邁向另一個極端：一方面對富人的不滿日益增高，另一方面則對窮人的不滿也日益升高。
德國「亮點」雜誌記者 Walter Wüllenweber 就寫了一本專書 die Asozialen（大陸翻譯為「反社會的人」），以不滿的口吻控訴富人與窮人對中產階級的雙重剝削。那種語調，讓我不禁想起法國大革命前的一幅漫畫。
一、苦命的德國中產階級？
Walter Wüllenweber 的書 die Asozialen 指控德國的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都不願意像中產階級那樣地參與創造社會的財富，卻反而製造了金融危機與沈重的社會福利負擔，而讓中產階級既要獨撐大樑地負擔起下階層「優渥」的生活（不勞而獲），還要支付上層富人鉅額的資本利得（另一種不勞而獲），等於是一條牛被剝了兩層皮，在上層富人與底層「窮人」的雙重壓榨下挺不起身（有如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法國第三階級）。
如果從 Walter Wüllenweber 的角度看，大概會罵死倡議「無條件基本薪資」的人，說他們是在加重中產階級的負擔？
二、卑劣的人性？錯誤的制度？
盛行於德國的新教倫理鼓勵教徒努力創造財富，而不是用不勞而獲的手段積聚財富。Walter Eucken 的 Ordo-liberalism 追求的是亞當史密那種「每個人的所得 = 他對社會的貢獻」那種公平的社會。此外，工業革命以來的德國傳統富人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創新技術，經營產業，而獲取讓人尊敬的財富，並且在 social market economy 的共識下用厚實的肩膀承擔起較大的社會責任（累進稅）。
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在 1980年代以後逐漸取代了 Ordo-liberalism 和 social market economy 的共識，現在的德國已經在 Walter Wüllenweber 眼中變成「上層階級是否仍然像大多數人認為的那樣擔當著社會生產力的骨幹角色？事實是那些過去的企業奠基人及開拓者早已完成轉型，變成了純粹的投資者。他們現在更喜歡在高風險的金融投資領域用資本獲取更多的資本。德國的財富精英們也絕非像他們宣稱的那樣被稅收壓得喘不過氣來。恰恰相反，他們厚實的肩膀上僅僅承擔著微不足道的稅賦。」
許多德國企業家至今仍懷抱著傳統的價值，用心經營企業，把員工視為夥伴。但是德國也不乏合法節稅與非法逃漏稅的企業家（或富人）——富人的貪婪一部分根植於普遍的人性底層。
但是錯誤的制度也在鼓勵富人的不勞而獲以及逃避社會責任。資本所得稅、薪資所得稅與消費稅的負擔比例是政府規定的（它們決定了富人與中產階級的稅負負擔比），稅負佔 GDP的總比值也是政府規定的。此外，就像 Joseph Stiglitz 在「不公平的代價」這本書裡詳細闡述的，金融產業獲利率不當地偏高（其效果等於是金融產業對全社會課徵「金融稅」），以及今天的貧富差距，都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的「當為而不為」以及「不當為而為之」所造成的——這些錯誤的政策最終也導致今天全球「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經濟困境。
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發展願景在1980年代起被政治人物引用和 IMF、WB、WEF 等全球機構的積極推廣，而開始了全球將近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時代」。但是因為這個願景裡沒有充分考慮到理論與現實的落差，以及政治人物、富人與媒體（背後還是富人）對理論的扭曲，因此四十年來造成全球的禍害。
錯誤的理論與制度比貪腐還可怕！沒有紮實的研究基礎，願景很容易變成禍害。
三、騎在中產階級背上的下層階級？
上層階級剝削中產階級是常見的事，但是中產階級的一念之仁會不會被制度扭曲，而使得下階層也騎到中產階級的背上去？
在 Walter Wüllenweber 眼中，德國龐大而奢侈的社福產業是上層階級（經營社福產業的政客）和下層階級共謀下的產物，無節制地擴張以至於臃腫不堪，吸乾了中產階級的血液。我不確知德國社會的相關統計，無法判斷 Walter Wüllenweber 是否有誇大之處（是有德國的評論者把他的言論歸類為較激進的右派）。
不過 Walter Wüllenweber 的論述中確實引發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給錢」就是對待下階層的最有效辦法嗎？不當地「給錢」會不會反而是在製造貧窮？
要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必須先找出問題的根，而不能止於表象與病徵地「治標不治本」。
四、愛之適足以害之？
以「窮」這個表象而言，它的 root course 有很多種，「缺錢」是表象，缺錢的背後有很多種不同的 root courses，各自需要不同的對治方法。權且舉五例：
（1）因景氣循環而失業的，應該想辦法輔助他們再就業；
（2）因產業結構調整而失業的，應該協助他們取得新的就業專長；
（3）外來移民區，應該在制度上想辦法，讓其中絕頂聰明的人可以獲得最佳的培養，成為頂尖人才，甚至回到社區去創業或擔任公職，以便帶動社區發展；
（4）因為無法改變的天賦而工作能力不足的，創造適合他們的工作，並且補成本差額，使他們可以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下就業；
（5）工作能力確實無法提升的，無條件給予最低收入補貼。
貧窮不完全取決於個人的工作意願，而至少局部地是導因於個人所無法克服的結構性問題——在德國那種高度自動化，高度競爭，以及產業附加價值超高的現實條件下，加上外國低廉工資的競爭，能力較弱的德國人確實無法在市場機制下掙得就業的機會，而一定要靠政府的協助才能有一個就業機會。
但是，與其只是給窮人錢，不如把其中一部分的經費用來為他們創造就業機會（德國在基本的所得補貼下，以制度創造了「一歐元時薪」的就業機會，使窮人有額外收入，競爭力較低的產業環節可以活下去，這其實是值得肯定的）。
假如以制度創新提供下階層人各種參與經濟活動的管道，讓他們至少局部地創造自己的所得，這不但可以減輕中產階級的負擔，也積極地提供下階層各種融入社會的管道，以及從「自食其力」中建立自尊與生活意義等多元的價值。
反之，如果只看到「窮」的表象、病徵，而沒有找到病根（root courses），就沒辦法對症下藥，反而會投入的金錢越來越多，貧窮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貧窮社區（往往是外來移民社區）的絕望、失望、販毒、違法等社會問題還越來越嚴重。
五、埋怨與恨解決不了問題
Walter Wüllenweber 的書名是 die Asozialen，對應的英譯應該是 The Asocial（無法融入社會或不願意融入社會的人），而非 The Anti-social（反社會的人）。他的書名反應德國人普遍的共同價值：人要設法融入社會，社會也要設法讓人融入（social inclusion, not social exclusion）。
他借書名控訴上層富人與下層窮人拒絕「融入社會」（參與創造社會的總財富，參與承擔社會責任），終而騎在中產階級身上，成為中產階級的負擔（吸血蟲）。他並且警告，當上下兩階層都不願意融入德國社會時，德國社會將會分崩離析。
但是，窮人的無法融入社會，有一部分是因為欠缺融入的管道。只要社福經費有一部分被用來協助他們融入社會，他們不見得不願意融入。
埋怨解決不了問題，仇富恨貧解決不了問題。能解決問題的是「深入問題核心，提出有效解方」。
另一位德國人 Albrecht von Lueke 在 "George Orwell in the Government: The Rich Come from the Poor" 這篇文章裡警告：如果德國的中產階級拒絕接納下階層而自己封閉起來，中產階級也將成為第三個「拒絕融入社會（asocial）」的階級，那時候德國可就真的崩解了！
換個角度看，如果像一位激進的德國記者那樣子建議「不納稅就不給他投票權」，這樣的辦法真的比德國的既有制度好嗎？
倫敦 2011年的暴動過後，一群社會學家跟 Guardian 合作，去訪談參與暴動的人。許多參與者都說他們預期暴動會再發生，且規模還會更大，因為警察對他們的歧視讓他們極端憤怒。
這場暴動起源於警察查緝販毒與槍枝時執法過當，殺死一位嫌疑犯（有色人種）；該嫌犯的社區朋友與親戚到警局要求給出交代，但政府回應誠意不足，以致事端越鬧越大。事後調查發現，類似社區（有色人種聚居，低收入）裡的人長期有被警察以過當手段搜身（歧視）的經驗，積怨已久。
當一個社會有一群人無法融入社會時，絕非社會之福，他們隨時可以變成社會的動亂之源。
六、務實的社會發展願景
「所得保障」只不過是眾多社會發展目標之一，人盡其才是更積極的社會發展目標——後者可以讓當事人獲得成就感與意義感，且參與創造社會財富（或者在社會總產值不變的前提下參與創造社會財富，而讓中產階級可以降低工時，增加休閒時間），減少中產階級的負擔，還減少 social exclusion 的人口，促進 social inclusion。
但是要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融入社會，並且「人盡其才」，需要的是一個設計週延且面面俱到的社會制度。
因此，台灣社會的務實願景必須有深刻的研究基礎（research based），兼顧國際發展與台灣社會的現實，才能全方位地照顧到未來的各種利與弊，而真的產出「利>>弊」的社會願景。
至於各種欠缺深思的倡議，猶如「機智問答」、「脫口秀」與「才藝競賽」，絲毫無助於台灣走出當前與未來的困境和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