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名目人均所得和以購買力計算的人均所得都接近美國之後，而遠高於德、英、法。很多人試圖解釋「瑞典何以如此富有」，常看到的兩大解釋是：（1）瑞典有豐富的天然資源，（2）瑞典在兩次大戰期間都沒有被波及而可以順利地持續成長。但是在〈可以開除不適任的老闆嗎？〉我完全聚焦在她的制度，在〈台灣是不是選錯了戰場〉我聚焦在她的產業特質。
瑞典歷史上只有貴族階級而不曾有過封建社會，因此歷史上她有機會比其他民族更公平；而且，海盜社會裡貢獻最大的是戰死的人，如果不重視撫恤，將不會有人願意在戰場上犧牲，這也有助於解釋瑞典社會的公平性。但是，要這樣解釋的話，我們如何去面對台灣社會今天的冷漠跟我小時候「奉茶」制度、白賊七、義賊廖添丁等台灣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在今天這種極端全球化的時代裡，過分仰賴歷史、文化、民族性去解釋經濟現象，遠比從制度面去解釋更冒險。況且，我們可以從別人取法的，主要的是制度。
天然資源與歷史發展
天然資源與歷史只足以解釋瑞典的工業化，而不足以解釋她為何比英、德、法更富庶。
17世紀時瑞典曾一度是歐洲的政治與軍事強權，到19世紀初，她已經變成歐洲最窮的國家之一。
1829年全球第一條鐵路鋪設後，歐洲需要大量鋼鐵，瑞典開始在1850年代大量輸出鐵礦，並在1870年代起陸續發展出鋼鐵工業、造紙工業與民生工業。由於這些產業的發展，瑞典在1860-1914年期間成為全球人均所得成長最快的國家之一，都市人口在這期間增加兩倍，國內的儲蓄使她擺脫對國外資本的仰賴，也使得電機工業和機械工業可以在1920年代開始發展。
但是，這些都不保證她可以持續地繁榮，也不保證瑞典可以成為社會福利國家。
一個人口僅963萬的小國，要在人均GDP上打敗美國，她必須要找到屬於自己的利基產業，並且發展出研發密集、知識密集且能充分發揮工人技藝的產業特色。這是台灣最該學，也最有機會取法的。
有人說瑞典人有創業精神，事實上台灣人的創業精神僅次於美國，工作人口中有8.2%在新創事業，超過英國和新加坡，比第五、六名的韓國和日本幾乎多出一倍，只可惜我們的歇業率也居全球之冠。[1]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裡，不同國家的經濟表現，關鍵性差異在於制度，而不是傳統文化或民族性。
勞資協商的起源與制度化
1907年10月美國的股票市場在三周內掉到只剩前一年最高頂點的50%，導致經濟的大衰退。這個衰退潮席捲全球許多國家，經濟上嚴重仰賴出口的瑞典受傷尤其慘重。瑞典全國雇主協會 SAF 要求降低工資，許多瑞典工廠更無限期休工，而導致八萬工人家庭生計陷入嚴重困境。瑞典全國勞工總工會 LO 因此發起 1909 年的大罷工，超過30萬工人參與，導致資方損失超過2,500瑞典克朗。
從此之後勞資衝突不斷，勞資雙方都不堪長期的經濟損失。1932年勞工支持的瑞典勞工社民黨 SDP 開始長期執政，但是她在 1935年提出的解決方案卻被國會否決。不堪繼續在對抗中耗損下去的雇主協會 SAF 和全國勞工總工會 LO 在 1938年達成著名的 Saltsjöbaden 協議，決定從此跨越政黨協商與政府運作，全國一切直接勞資衝突直接由全國雇主協會 SAF 和 全國勞工會 LO 商議，各產業與地方工會及雇主皆必須服從 SAF 和 LO 的決議。因為這種運作方式具有高度的「中央集權制」性格，有別於德國以產業為勞資協商的單位，因此被稱為「中央集體協商制」（centralized wage bargaining）。
之後，LO的兩位經濟學者 Gösta Rehn 和 Rudolf Meidner 在 1951 年提出著名的經濟發展模式 Rehn-Meidner model，其核心精神被體現於1952年開始逐步推動的全國「跨產業、跨企業」「同工同酬」制度（參考〈可以開除不適任的老闆嗎？〉）。
這個制度對於瑞典後來的社會福利制度與產業發展有深刻的影響，其地位猶如德國的 Ordo-liberalism。我在〈可以開除不適任的老闆嗎？〉一文中主要是介紹這制度如何克服許多台灣人直覺上認為必然矛盾的發展目標，也企圖指出：社會福利的制度是建基在比放任式資本主義（美式資本主義）更有效率的市場制度基礎之上。
我本來也企圖要指出社會主義的最終理想跟亞當史密的最終理想沒有本質上的差異。但是這個跳躍太大，需要太多的補充說明和闡述，所以放棄，只在部落格版的
參考文獻
[1] 李立心，2015，〈新創企業為何活不下去？〉，《天下雜誌》，56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