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畢業二十多年的學生回來看我，苦澀地說：「四十歲那年我們辦了同學會，每個人都在講未來二十年的壯志、宏願；五年後我們又辦了同學會，每個人都看不到自己跟台灣的未來，只想等退休。」而他呢，全家陪著兒子去東南亞念英語學校，準備在兒子高中畢業後陪他去美國唸大學：「我賺了很多錢，卻已經看不到自己的未來，以後能做的就只有幫兒子找未來了。」
我在1989年獲得劍橋大學特許，兩年拿到博士，打破校方「博士生修業期間至少三年」的一般性規定。指導教授要留我下來，德國魯爾區一個化工集團的總廠長要幫我辦全家移民，而我選擇回到台灣，許願要「跟她度過最艱難的歲月，留給子孫一個更值得居住的社會，讓他們不需要在白人社會當二等公民。」沒想到，今天我的兒媳卻被迫長年滯留海外，孫女們以後恐怕也很難回台灣。
造化弄人，但我不曾因此而對台灣失望。因為，我一直記得英國人怎麼走過他們的愚蠢，法國人如何走過民主的血腥，以及德國人如何走過他們的絕望。
況且，台灣確實有許多進步的表現，而看似倒退的現象往往是從極權走向民主的必經歷程，不需要過份悲觀地看待。一個社會的成長原本就是曲折、坎坷的學習過程，如果你愛自己的故鄉，請給她最深情而堅定的持久陪伴。
泰晤士河裡的一條魚
1987年的秋天，泰晤士河裡發現了一條魚，英國舉國為此狂歡慶祝。我剛到英國不久，對這新聞完全無法理解，問了許多剛認識的英國同學，勉強從他們矜持而簡短的回答裡拼湊出一個像是答案的圖像：泰晤士河曾經因為缺氧，使得底棲生物全部滅絕，因而一百年來都沒有看到魚。
整治一條河為何需要一百年？因為它需要時間去教育英國人，翻轉英國人普遍的價值觀，讓大家把河川的生命看得比工業革命賺到的錢更重要，讓英國的納稅人願意把他們從工業革命賺到的所有錢投入泰晤士河，甚至還再加上一倍的錢，才終於將整個泰晤士河流域和英國所有的河川都徹底整治成功。
是的，英國曾經跟我們一樣地愚蠢，甚至曾經比我們更愚蠢。十九世紀的英國人把糞便和工業廢水一起沖進泰晤士河，在1832年和1865年之間先後引發四波霍亂，連阿爾伯特親王（Albert, Prince Consort，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也死在溫莎堡內。1858年時，泰晤士河的惡臭甚至逼迫英國停止使用河邊的下議院。1859-1875年的下水道工程解決了霍亂的問題，卻沒有徹底解決泰晤士河的其他污染源，以致於這條河流在1950年代開始毫無任何生物跡象。
後來，英國人終於決心花錢整治所有的河川。我在劍橋期間，非常喜歡那裡的溪流，水清見底，乾淨得很想直接捧來喝。去訪問「黑鄉」伯明罕時，看著美麗的街道、河川和天空，我無法相信這裏曾經煤煙蔽日，難以呼吸。但是，這樣的社會學習過程沒有捷徑，不但要耗費好幾代的時間，甚至要付出極高昂的代價──錢的好處大家都「生而知之」，不需要溝通就可以獲得眾人的普遍重視，但是要讓英國的納稅人和決策者了解下水道工程的必要性，卻要四次的霍亂和一個王夫的性命；而想要他們下定決心去整治這一條英國最重要的河流，甚至還要再經過一百年，直到泰晤士河的生物完全滅絕。
我曾跟一位英國貿易商聊起泰晤士河與台灣的河川，以及「人們到底從歷史學到多少教訓」。我們確實從英國歷史學到下水道工程，而免去了霍亂的痛苦教訓；但是我們卻讓河川與沿海充滿工業污染和醫療廢棄物，以致於沿海再也撈捕不到魚，而我也不敢讓孫女們到海邊去玩──她們甚至從來不曾吃過我從小最喜歡的蚵子煎。
每一個社會都要通過自己的痛苦經驗去理解另一個社會有過的苦難，並且通過自己的痛苦去累積解決問題的知識和決心。我們是在鎘米、戴奧辛、多氯聯苯與一系列痛苦的污染與食安問題之後，才催生了環保團體、環保意識和環保法規；我們是在四大基金瀕於破產之際，才學會不叫政府護盤；我們是在電子產業進入毛利時代後，才警覺到產業過度集中的危險，以及隱形冠軍的重要性；我們是在下一代買不起房子之後，才警覺到高房價非全民之福；我們是在賺到的錢抵不上犧牲的生活品質時，才開始思索要如何在金錢、環保、家庭生活和其他價值之間尋找平衡。
不是我們笨，社會的學習原本就是這麼慢；我們確實有從別人的歷史學到教訓，但只能用它來縮短我們的學習曲線，而不可能完全免除嘗試錯誤的過程。
民主化是一條跌跌撞撞的坎坷道路
雅典人在2,400年前投票判了蘇格拉底死刑，而希伯來人在兩千年前把耶穌送上十字架。民主的核心價值不在於投票或政黨輪替，而在於公民素養的普遍提升。但，這絕非一個世代就可以完成的。
法國在1789年革命成功後，先歷經一年的君主立憲，和12年的第一共和（1792-1804）。第一共和肇始，他們先用斷頭台處死貴族，再用斷頭台殺害異己；在雅各賓黨長達三年的血腥統治裡，至少斬首7萬人，嚇得隔海的英國人永遠不敢廢棄君主和上議院，也不敢把國家完全交給連名字都不會寫的群眾。然後法國還需要再經歷第二共和（1848-1852）、第三共和（1870-1940）和第四共和（1946- 1958），才在1958年建立起今天的第五共和。
從極權轉向民主的過程，最大難關不是過去的特權肯不肯釋放權力，而是烏合之眾根本沒有能力承接任何權力──他們只能變成暴民，或者被自己嚇壞而慌亂地把權力交給拿破崙皇帝，或者被不一定高明的政客愚弄；必須等他們累積出足夠的知識和能力，才能有效地跟統治者分享權力。
尤其當一個社會從極權直接走向自由經濟時，被壟斷的政治權力會立即變形為壟斷性資本和經濟上的特權，然後再偽裝成貌似「自然壟斷」的不公平競爭，並曲解各種經濟學理論來將自己的利益合理化，藉著媒體名嘴似是而非的評論來捍衛、擴大自己的經濟特權與壟斷。1989年以來的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都如此，韓國亦然如此，台灣當然無法自免於這個歷程。
蔣經國在1988年初過世，李登輝在權力核心的激烈反對與簇擁下繼任，開始了國民黨內部瓜分權力與財富的激烈鬥爭。要處理、分配蔣氏王朝斂聚的權力和資產，或許就足以耗盡李登輝的全部心力。在他長達13年的任期裡，我們看不出明確的產業發展方向，只看到「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這一個超級大明星。他在1992年出任（行政院與世界銀行合作成立的）中華開發董事長，並於1993年起兼掌國民黨黨營事業，而讓國民黨的黨產從虧損百億元到獲利近800億。[1-3] 他如何處理蔣氏王朝的黨產與國產？其中有多少進入今天資產破兆的開發金控？誰又是背後的實質受益者？陳水扁上任後為何亟欲染指開發金？2000年之前的炒股、炒房是不是這個權力與財富分配過程的副產品，以及洗錢的工具和煙幕彈？從1988到2000年的這一段期間，或許可以被斷代為「藍營內部權力與財富的分配期」。
接下來，陳水扁在2000 年意外地當選，並在綠營群眾的含淚投票中獲得八年的政權。這八年期間，不管是公營金融機構或中華電信的民營化，「賤賣國產」的傳聞總是不絕於耳。此外，陳水扁更欽點兩兆雙星產業，指示公股銀行以特惠條件融資，甚至縱容股票分紅與內線交易，以致連駙馬爺都因此被判刑4年。或許，這些也只不過是綠營政要分享解嚴後各種權力與財富的手段和必經過程。[4]
解嚴以來房市、金融、財經與產業的諸種亂象，表面上看起來是經濟問題，實質上很可能是伴隨解嚴過程的權力分配和財富重分配。這些亂象常常被解讀成台灣人卑劣的民族性（嗜賭、貪財、難教、好騙），實際上它可能只不過是殖民社會民主化過程必須歷經的學習過程。
其實，我們不需要看輕自己，畢竟我們的民主化程度還是遙遙領先所有華人社會。雖然許多選民被省籍、藍綠與統獨的意識形態綁架，老是含淚投票，我們還是完成了解嚴、國會改選、廢除思想犯、兩次政黨輪替，甚至把一位卸任元首關進看守所。伴隨著經濟發達與權力下放的過程，過度競爭的媒體在生存的壓力下嚴重地庸俗化了，但也換來媒體的多元性，讓我們可以一再通過網路號召出數十萬支持者，甚至逼迫江宜樺下台。雖然小黨仍舊很難突破藍綠兩大黨的權力壟斷與分贓，2014年的九合一選舉顯示泛藍的鐵票部隊已經嚴重生鏽，而柯P的崛起更暗示著許多選民在等待值得信任的第三勢力。
台灣的民主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畢竟我們離開1987年的解嚴才只有28年。回顧過去，我們的民主素養有進有退，但整體上是在持續進步的。我們沒有理由對自己的前景悲觀，我們只是需要更多的時間與耐性。
德國的沮喪與絕望
德國人對政府與市場的定位能夠充分發揮兩者的互補功能，而其制度設計的精細與巧妙更是值得借鏡。
以房屋市場為例，他們把房價交給市場機制去決定漲跌，但是用充分供應的公有房屋和發達的租屋市場來穩定房價；此外，為了增強租屋市場的競爭力，他們讓私有租屋市場跟公有租屋市場享受相同水準的政府補貼，使得私人租屋市場的品項從豪宅到溫馨小窩兼備，而消除台灣和美國國宅的貧民窟形象──德國政府的腳色不是干預市場，也不是放任市場，而是強化市場的公平競爭與多元發展，以便資源獲得最有效的利用，勞、資與消費者可以同蒙其利而合諧共處。[5]在職業教育的案例裡，他們把立場相反的資方代表、勞方代表與學校教師聚在同一個審查委員會裡，讓他們在完全對等的談判裡協調出一套最能公平地兼顧各方利益且彼此制衡私心的結果，政府代表只是盡力維持談判過程的公平性。[6]
但是，德國社會並非一向都充滿效率與秩序。活在1920-1930年的德國人，遠比今天的台灣人更混亂、更絕望，更看不到未來。
德國在1918年底的革命中結束了德意志帝國和興登堡元帥的軍事獨裁，接著威瑪共和國在1919年成立。剛掌權的左翼政府既不知道要如何支付戰後的巨額賠款，也不知道要如何解決資本主義對工人的殘酷壓榨，反而聯合右翼份子去鎮壓德國工人的第二次革命，並處決創立德國共產黨的羅莎•盧森堡。
經濟上，威瑪政府亂印鈔票的結果，引起馬克的超級通貨膨脹：1923年這一年裡，馬克對美元貶值了52.6億倍，以致於一籃子的馬克只能換一顆甘藍菜；同時，失業率也在1924年飆高到10%。雖然新鈔的發行讓通貨膨脹在1925年開始逐漸獲得控制，但是1929-33 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卻緊接而來，使得1932年的失業率飆漲到超過30%。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雖然在五年內將失業率降低到5%，但是工資與生活水準並沒有因此而明顯的改善，因此全國的怒氣被納粹導向猶太人和周邊的鄰國，德國徹底陷入非理性的法西斯狂熱之中。
而且，1920年代的通貨膨脹期間，企業家更聯手組成各種卡特爾，壟斷價格來保護資方利益，讓消費者苦不堪言。
因此，在弗萊堡學派（Freiburg School）領導人Walter Eucken（1891－1950）的眼中，現實世界裡的市場機制充滿著扭曲的價格、對勞工的野蠻剝削與壓榨、廠商間弱肉強食的不合理利潤分配，以及官商勾結下的不公平競爭，並且無可避免地會將社會導向非理性的群眾暴動。
基於這種對現實世界的深刻感受，他們相信，唯有在嚴密的法律保障和政府強力維持秩序的前提下，市場機制才能避免政府的不當干預和商人的壟斷，而得以實現符合倫理原則的「公平競爭」，確保勞資雙方的和諧相處，從而實現亞當•史密在《國富論》裡許諾的經濟繁榮。因此，他們稱自己的主張為「有秩序的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
1927年Walter Eucken到德國南部邊境的弗萊堡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他聚集經濟學者與法律學者一起研究，目的是提出一整套法律規範來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以及在經濟上可行的社會福利制度。他們批駁只強調競爭而不重視公平、倫理與社會和諧的「放任式自由主義」，以及亂開支票而無法落實的空想型社會福利，並且在1937年起辦了一份德國最具影響力的刊物Ordnung der Wirtschaft（經濟的秩序），藉此教育了一整個世代的知識份子與公務員，使他們可以在「有秩序的自由主義」指導下，同心協力地推動戰後的「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7-9]
總結德國ordoliberalism的精神，其實只有兩大原則：（1）政府的任務是維持國內所有市場的公平競爭，以及所有交易過程中兩造議價權的平等，以便市場發揮最大的生產效率來創造社會的總財富，而每一個人的所得等於他對社會的貢獻，沒有人可以佔別人的便宜，而勞資和利益衝突的各方都可以在公平有序的社會裡合諧共處。（2）然後政府再以適當的稅率劫富濟貧，確保弱勢與不幸的人可以維持一個有尊嚴的起碼生活水準。
Walter
Eucken在1932年發表德文版的重要文獻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state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而篤信ordoliberalism 的經濟部長Ludwig Erhard在1949年推動社會市場經濟，前後相距17年，卻匯聚了德國一整個世代的困思與心血，使得德國人找到清楚的政府和市場定位，以及社會發展目標。如果從1919年的威瑪共和國算起，德國至少花了30年才找到自己要走的路，設計好自己的社會發展藍圖。
政府拼公義，企業拼經濟
不管是亞當•史密肇始的古典經濟學，芝加哥學派肇始的新古典經濟學，或者德國的ordoliberalism，它們都隱藏著共同的假設而導致共同的結論：只要維持市場的公平競爭，市場機制就會調度所有資源，讓它們達到最佳的生產效率，而且每一個人的收穫都會等於他對社會的貢獻。
不過，當每一個人的收穫都等於他對社會的貢獻時，那很可能會是一個公平且「富而不仁」的社會──弱勢的人和不幸的鰥寡孤獨者都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維持一個有尊嚴的起碼生活水準。而Thomas Piketty 的《21世紀資本論》則告訴我們，當市場不夠完美時，市場機制會持續地擴大貧富差距與資方的不勞而獲，最終使得工資為零且市場完全失去動能。還好，要解決市場機制的這兩大缺失也很簡單，通過稅收進行二次所得重分配就可以了。
因此，該拼經濟的是市場、企業、投資者與勞工，而絕對不該是政府。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維持市場的公平競爭，確保國內每一項交易都是公平的、甘願的、互惠的；其次是從富人那裡截長補短，用以救濟弱勢和不幸的人，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
如果我們可以清楚掌握政府與市場的這個腳色分際，要大幅度改善被嚴重扭曲的政治和經濟，絕對不是遙不可及的事。
（原載獨立評論@天下網站）
參考文獻
[1] 李美惠，2001，〈劉泰英談中華開發董監改選內幕〉，《商業周刊》
[2] 葉偉強，2003，〈前台灣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人民網》
[3] 姚惠珍，2014，〈國民黨大掌櫃 功過留待歷史評價〉，《風傳媒》
[4] 最高法院檢察署，2015，〈重大偵結起訴案件〉，《最高法院檢察署網站》。根據這份本文，陳水扁已三審定讞而被判有罪的案件有五件，刑期累計達40年，三審定讞而被判無罪的案件有三件，其他各案尚在審理中。
[5] 彭明輝，2015，〈打房總是打假的〉，《獨立評論@天下》
[6] 彭明輝，2015，〈萊茵模式（1）──德國的雙軌制職業教育〉，《獨立評論@天下》
[7] Viktor J. Vanberg, 2011, “The Freiburg School:
Walter Eucken and Ordoliberalism,” Discussion Papers on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Freiburg University.
[8] Werner Bonefeld, 2011, “Freedom and the Strong
State: On German Ordoliberalism,”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7, no. 5, pp. 633-656.
[9] Werner Bonefeld, 2013, “Adam Smith and
ordoliberalism: on the political form of market liber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no. 2, pp 233-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