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朋友問我：你竟然連高科技產業的教父都敢批評，是不是根本就看不起高科技產業界的所有人？我很驚訝！
我是因為太相信台灣人的能耐，而不得不懷疑「將帥無能，累死三軍。」而且，我不只是懷疑，我花了五年的功夫在認真求證！
反過來說，如果你對台灣的現況感到滿意，那是你看不起高科技產業界和台灣人的能耐；如果你認為台灣產業界的領導人都不需要為現況負責，你是看不起台灣人！
我有足夠的信心和佐證說：台灣人的能力和素質絕不會輸過英國人、美國人和日本人，但是他們的拼命程度卻遠遠比不上台灣人；因此我們絕對有足夠的能耐侵吞先進國家的一部分世界市場，挑戰他們的隱形冠軍，持續提升自己的產業附加價值與技術水準，而沒有理由陷入過去二十年來的困境──除非，我們一直抓著過時的觀念、戰略與制度，以致作繭自縛，在困境中越鑽越深（就像困在魚籠裡的野生蘆鰻，拼命地往錯誤的方向前進）。
我不是憤世嫉俗或喜歡罵人，而是不忍心看年輕世代沒有未來，不願意看台灣人在不該有的困境裡消磨鬥志和志氣。相信我，台灣人早已累積出足夠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只要能擺脫二十年來制度上的扭曲和戰略上的盲點，早就可以脫胎換骨地進入另一個層次的發展階段了。
別低估台灣人的能耐
我在劍橋見過好幾位絕頂聰明的歐洲學者，他們的聰明與智慧確實是台灣人罕能企及的；但是大陸、香港和台灣留學生在劍橋的平均表現，絕對勝過英國學生的平均表現。回國後，我也在好幾位學生的推荐信裡這麼寫：「他的能力絕不輸我在劍橋的同學。」──我是真心的，而非謬讚或誇獎。
我有很多同學和學生在美國矽谷和高科技公司工作，他們的工作能力絕不輸外國人，只不過因為膚色而無法獲得公平的升遷機會。
1990年代初期，我比較了清大教授和英國大學教授的學歷，我們的學歷之整齊遠超過絕大多數的英國大學，足可挑戰英國前十名的大學。一位美國教授來訪時說：以你們的師資和研究能量，有機會跟美國前十名的大學競爭。
二十世紀初，我陪幾個廠商去日本參觀訪問，藉著日商對「教授」的敬意而較深入地跟他們討論技術問題。我有把握，台灣人的聰明程度至少足以打敗日本的中、後段產業。實際上我也帶著一個台灣企業，在一項設備的研發上打敗了日本著名的Omron和美國的安捷倫科技。
我不敢說台灣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族群，但我有足夠的佐證說，我們絕不輸給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我不敢說台灣人可以打敗全球百大企業，但我有足夠的佐證說，我們絕對有能力打敗歐美許多規模跟我們相當的企業，威脅或取代許多全球的隱形冠軍。
因為，在歐美國家裏，沒有人像我們這麼勤奮工作：我們的人均每年工時是德國的1.82倍，英國的1.56倍，美國的1.43倍，日本的1.26倍，連有過勞死現象的韓國，也只不過是我們的85.5%。
以我們這樣的聰明和努力，卻陷入薪資導退、非典就業常態化、兩兆雙星變五大慘業的困境，甚至「降低環保標準與薪資水準，加速兩岸貿易，換取生存空間」的聲浪越來越高。我們真的只能靠降低環境品質與薪資水準來換取苟活嗎？我們真的只能靠大陸市場爭一口飯吃，而屈服於中南海和兩岸台商「以商逼統」的陽謀嗎？我們的能耐真的這麼差嗎？
這五年來，經常跟我接觸的年輕人中，台大校友超過半數而清大校友居其次。我總是跟這些年輕人說：「We don’t deserve this! We deserve more!」
為什麼是韓國，而不是台灣？
發展經濟學裡有一個重要的分支叫演化經濟學（evolutionary
economics），它跳出新古典經濟學均衡分析的侷限，把研究焦點放在不同發展階段所需要的制度性演化與策略，以及中等收入陷阱、後進國家追趕策略等議題。這個領域的關鍵字是「latecomers」（後進國家）和「catch-up」（追趕），而台灣和韓國則是兩個最常被當作「模範生」來研究的案例──只不過韓國的光芒逐漸蓋過台灣。
最近，韓國學者不再研究「追趕」，而是研究「後追趕期」（post
catch-up）的策略，以及「全球領導權的更替」（changes in industry leadership），而研究案例都是韓國：韓國如何取得鋼鐵業與造船業的全球霸權，如何擠身汽車的重要出口國，而半導體、面板與其他IT產業又如何逐鹿全球。[1-3]
韓國和三星各有其黑暗面，但是你無法否認韓國的總體經濟成就，以及她已經在技術與創新能力上擠身「先進國家」（developed country）的事實。彭博新聞社（Bloomberg News）在2014與2015年的全球創新指標（Global
Innovation Index）都把韓國評為全球第一，並且在2012和2013年分別給她第三名和第二名的評價。
三星的產值高達韓國GDP的20%，她用官商勾結換取特權和國際競爭力，用國際級資本換取國際級創新與研發能量，但是韓國不等於三星。實際上韓國產業的多元化發展程度遠勝過台灣，所以鋼鐵、造船、汽車、半導體設備、IT產業與生技代工都有能力挑戰全球冠軍賽。就像三星集團經濟研究所所長鄭求炫說的，韓國大學生起薪比台灣多一倍，不是一家三星就可以完成的，它是韓國所有企業的總體表現。
我不得不承認一個國際學術早已公認的事實：韓國的技術能量已經明顯超越台灣，從模仿與追趕進入創新與追殺先進國，而我們依然在追趕、模仿與代工。
對於這樣的事實，我願意承認，但是不甘心！我們起步比韓國早，追趕先進國的資源遠比韓國豐厚，留學生在國外的表現不輸歐美人，為什麼我們還在代工？我不忌妒韓國人，但無法理解台灣人的實力為何一直無法發揮出來。
台灣留學生之多，曾經遠冠亞洲而聞名世界：我在劍橋的時候，從沒見過韓國人；我的同學在美國，很少人見過韓國留學生；早期的矽谷和國際學術會議裡，黃臉孔的都是台灣人，那有韓國人、大陸人和印度人？除了日本之外，我們曾經是亞洲學術與高等教育最發達的國家。1997年韓國向IMF借貸195億美元的時候，我們的GDP成長率仍舊有6.11%，根本感受不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存在──我們曾經遠比韓國更先進，不只領先，而是遙遙領先！
為什麼20年後我們卻輸給韓國，而且輸得很慘？
別用「韓國企業集團化，且綁架了政府，可以發揮台灣所沒有的資本與規模優勢」來作答。別忘了，韓國企業的集團化是在朴正熙總統的特許權下發展並早已完成的，而且集團化原本是韓國貪腐、無能、經濟落後的關鍵因素。改變韓國的，是企業家精神──三星李健熙在1993年說出了「除了老婆和孩子之外，一切都要改變」，標誌著韓國由弱轉強的分水嶺。
李健熙還沒掌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不擇手段地追求世界第一。他到矽谷用愛國情操挖回韓國的頂尖人才，以及願意為錢效命的所有人才；他週五下班時間派專車到矽谷接人，再專機送到韓國，指導三星的研發工作，週一清晨再專機專車地把他們送回矽谷上班；週一到週五，三星請他們繼續在下班後用電話下指導棋。結果，1992年韓國推出全球第一顆 64M 的DRAM，開啟了無數的世界第一：1994年的256M 動態存儲器、1995年的22英寸TET-LCD、....，以及2005的2 GB快閃記憶體晶片和16GB記憶體等。
這一段時間裡，台灣人在忙著賺 easy money和賭博。1990年，台大政治系教授文崇一用彭犁這個筆名發表了〈賭城： 惡名遠播〉，指陳台灣的股市與房市亂像把台灣變成「賭國」（Republic of Casino），但亂象絲毫未改。
陳水扁上台之後，權力與金錢的結合更加猖獗，私人金融用極低的資本額併吞公有銀行，號稱「小蝦米吞吃大鯨魚」；而股市則被形容為「是內線交易、明牌、大戶聯手炒作，完全是強凌弱，大吃小的吃人市場。」結果資本市場和科技產業的競爭機制一起被嚴重地扭曲，造成台灣產業、金融與經濟秩序的大倒退。
內線交易、自我設限與短多長空的經營策略
內線交易玩得最兇的，是「號子立委」和高科技公司裡的舵手們。在一篇〈利用員工分紅配股的股票設人頭帳戶，80％科技業這麼搞！〉的報導裡，科技公司的高層「打著股票分紅，保障員工權益的旗幟，竟然還可以高賣低買，進行內線交易，坑殺小股東」。[4]
這些人包括跨國科技業的知名領袖、大股東和最高經營管理階層，譬如高科技產業的「模範生」Ｉ公司和享有國際知名自創品牌的B公司，以致連明基電通、英華達，力廣等都紛紛爆發驚人的內線交易醜聞。「這些（公司）靠台灣股市股民支撐，不斷增資，快速膨脹資本，將旗下事業切割成多家子公司上市櫃，獲得更多資本的科技業模範生，卻愈來愈個人化，家族化，財團化，甚至比金融業還會玩『資本市場』的遊戲。」
在那些年裡，我的學生從園區回來看我時，總要講好幾次：「老師，園區的股票不能買，我們公司的股票絕對不能買。」
記者楊麗君的評語寫得好：「內線交易，遠看像一面網，束縛台灣股市和資本市場邁向現代化。」資本市場的功能原該是把融資從沒有競爭力的公司挪向有競爭力與長遠未來的公司，以便發揮「優勝劣敗」的市場機制。只要這個機制正常地發揮，台灣的資源和決策權就會逐漸地轉到最有企業精神、最有創意、最有能力的人手裡，工程師和研究人員的潛能和實力就會被充分地發揮，產業的技術和創意就會蒸蒸日上，自然地升級。但是內線交易扭曲了台灣的資金流向，讓科技產業界變成「優不必然會勝，劣不必然會敗」，甚至「優敗劣勝」的反向淘汰。
兩兆雙星變成五大慘業，不是因為員工不努力、能力差，而是因為政府和立法院縱容的金權交易扭曲了市場「優勝劣敗」的競爭機制，甚至引誘高科技產業的經營者選擇了自我設限與短多長空的經營策略。
兩兆雙星相繼被韓國打趴，主因有兩個：（1）自主技術含量太低，國外授權金佔成本比例遠高於韓國；（2）設備國產化比例太低，成本遠高於韓國。[5] 但是，這不該怪韓國人，而要怪台灣的經營者作法自斃！
台灣的設備廠商老早就在積極研發半導體廠的設備，並免費拜託半導體廠試用，而得到的回答是：「我們不是慈善機構，沒空幫你們測試機器。」後來，當韓國半導體廠與面板廠在政府協調下積極扶植國內設備廠時，台灣面板廠對國內的設備商還是興趣缺如，甚至要求政府補助進口設備，終而誤過扶植國內廠商的機會，而自食惡果。
一位面板廠的資深研究人員納悶地說：「我剛畢業時，公司裡都是台清交的頂尖碩博士，我們也有很多出色的想法，不知道後來為什麼都沒有產出具體的結果。」一位工研院的資深專利工作人員納悶地跟我講：「不知道怎麼回事，以前工研院常有很棒的點子和專利，這些年卻越來越少。」
你知道嗎？工研院的面板自主技術曾經領先過韓國，卻被一位皇親國戚級的面板業老闆批評為「培養民間企業的未來競爭者」，因而通過行政院去施壓，讓工研院廢止面板技術的自主研發──我們是自廢武功，而不是技不如人！
兩兆雙星的經營者為何都自限於代工，而不肯發展自主技術，也不肯支持國內的設備製造商？因為制度的設計鼓勵他們追逐「短多長空」的經營模式。
兩兆雙星的原始股東主要是公股銀行，他們是股票分紅的最大受害者，而參與經營並分紅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是最大受益者。對於這些經營者而言，股票分紅的利益正比於每年的產值，還可以藉此擴大內線交易的操作空間，因而捨不得把資源分散到攸關長期發展的自主技術和設備研發。[5] 他們明知這種經營模式會導致短多長空，但是「長空」的結果受害者是原始股東（公股銀行），他們哪會在乎？因此，他們只顧追逐短期利益，並且成功地在數年內累積出王永慶無法想像的龐大資產，提前退出江湖，享受快樂逍遙的人生。
至於那些還沒退休的CEO，在2008年把兩兆雙星變成「大到不能倒」的五大慘業後，他們照樣拿翹地吃政府和公股銀行的豆腐，不肯合併，不肯整頓，充分證明了台灣科技產業是「劣不一定會敗」的事實。但是政府與社會的資源有限，如果「劣不一定會敗」，且公股銀行被政商關係綁架，股市被號子立委綁架，而私人金融機構在政府配合下炒地皮時，「優不一定會勝」乃是必然的結果。
可悲的是，園區的工程師把「股票分紅」看成是自己賣肝、賣腎的應得報酬，而不知道老闆們用它當作內線交易和侵奪原始股東（公股銀行）的工具，甚至造成台灣高科技產業「短多長空」、「優敗劣勝」的反淘汰，也斷送了這一代年輕人的未來。
台灣只有一個敵人
台灣已經落後韓國了，但是我們仍有足夠的資本、技術、人才與研發能量，可以在全球爭奪「隱形冠軍」的地位，甚至再度跟韓國進行兄弟之爭。
如果你嫌台灣的企業規模太小，又不願意陷入韓國財團化的黑暗面，我們可以通過工具機業的「一條龍」模式，或者「中心衛星廠制」與企業間的交叉持股來整合資源，而突破中小企業的侷限。如果你嫌台灣人的自主研發經驗和全球化市場經營的經驗不足，可以向全世界徵才或進口創意與經營模式，而加速台灣急起直追的力道。[7]
如果你嫌台灣的企業家欠缺企業精神（魄力、能力、胸襟與遠見），只要政府認真維持金融界與產業界的公平競爭，市場自然會發揮她「優勝劣敗」的機制，把資源輸送給優異的企業家，讓他的公司得到所需要的資源而逐漸成長，並且帶領台灣走出困境。
但是，要想期待政府有效地維持金融界與產業界的公平競爭，必須先讓總統大選與立委選舉發揮「優勝劣敗」的淘汰機制，擺脫目前政治上「兩個爛蘋果」的困境。
如果總統和立委們都感受到「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台灣的政治就會邁向「公平競爭」與「優勝劣敗」，金融市場與產業界也會繼而建立起「公平競爭」與「優勝劣敗」的秩序。那時候，臺灣人過去數十年累積的能量就會被充分發揮出來，而直追韓國，甚至超越韓國。
我們一直抱怨台灣太小，卻忘記這也是我們的優勢──我們只需要很小的利基市場，就可以讓2,346萬人過著富裕的生活；我們一直抱怨台灣太小，卻忘記我們的人口是瑞典的2.6倍，比利時的2.1倍和荷蘭的1.4倍，而他們都遠比我們更懂得發揮小國的優勢。我們一直擔心新興國家的追趕，卻忘記他們也提供我們龐大的新興市場和建立品牌的機會，而且我們還可以侵吞先進國的世界市場；我們一直擔心韓國的擠壓和競爭，卻忘記世界之大絕對可以同時容下數十個韓國和數十個台灣。
從經濟學的貿易理論來看，全世界都是我們的朋友，而台灣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我們自己──尤其是立法院裡的密室協商，以及總統府和行政院裡的官商勾結！
參考文獻
[1] Keun Lee, 2013, “How Can Korea be a Role Model
for Catch-Up Development? A ‘Capability-Based View’,” in Augustin K. Fosu
(Eds), Achieving Development Success:
Strategies and Lessons from the Developing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5-49.
[2] Hye-Ran Hwang and Jae-Yong Choung, 2013, “Towards
an Innovation Policy in the Post Catch-Up Era,” Asi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Policy, vol. 2, no.1, pp. 1-19.
[3] Franco Malerba and Richard Nelson, 2011, “Learning
and catching up in different sectoral systems: evidence from six industrie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20, no. 6, pp. 1645-1675.
[4] 楊麗君，2007，〈利用員工分紅配股的股票設人頭帳戶，80％科技業這麼搞！〉，轉引自《苦勞網》。
[5] 彭明輝，2013，〈韓國能，台灣為何不能？〉，《獨立評論@天下》。
[6] 彭明輝，2013，〈台灣產業技術升級的策略〉，《獨立評論@天下》。
[7] 彭明輝，2015，〈台灣正在失去未來？〉，《獨立評論@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