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現代的輾壓下冥想」，這是我跟許多讀者共有的「生存的姿態」。冥想屬於典型的農業時代，在緩慢的時間之河裡，企圖尋找跨越千古的永恆真理，在瞬息萬變的現象背後尋求不變的真相。而輾軋（輾壓）則是一種極端痛苦的變化過程，它通過高溫、高壓的輾軋棍強迫僵硬的金屬產生流動性，並且在抗拒中被迫地持續移動與變形。以農業時代的理想活在具有高度移動性與流動性的社會情境裡，身體、心理與精神上的壓力之大不但是一般人所難以理解的，甚至連自己都很難覺察。
未來，這一個部落格將朝向「與讀者分享當代生活情境下的求生心得」這樣的方向逐漸地「演化」過去。
這個開場白很「後現代」，它從英國 Lancaster University 的 STS Center 借來兩個關鍵的術語「移動性」（mobility）&「流動性」（liquidity），不過我即將展開自己對這兩個的術語定義（使用它的方式與脈絡，way of using）。所以，這篇文章還是不會使用未經介紹的術語──本部落格一貫的風格。
現在接近歐洲的晚餐時間，我剛從歐洲回來，所以睡到半夜爬起來，躺在床上想清楚這篇文章的主題與基本架構，開始爬起來寫作。身在台灣，大腦的生理狀態是歐洲，精神上是一貫不變地思索著「我能為這社會做出些麼有意義的事」這腫農業時代恆久的問題，身心俱疲──在過去40小時內，我的睡眠時間不到八小時，在過去五年內我的身心不曾安頓，在過去10年內我很少熟睡過。
瞬間從歐洲移動到台灣，這見證了當代的「移動性」（mobility）；當社會中每一個人的身體都被迫（或半強迫地）快速遷移時，他的身周人際網絡將會被迫快速而劇烈地變形 （包括他的婚姻與親屬關係，與家人的距離和維繫情感的方式，工作場所，上司下屬與同事，客戶，以及他的職場專能的界定和工作內容等等、等等、˙˙˙、etc、etc），他的情感狀態，理想與現實（可以作得到與做不到的事），價值觀（值得做與不值得做的事），意義感（做出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因而滿足自己對人生意義的要求）等也都遭遇到激烈的變遷，因而見證了當代生活的「流動性」（liquidity）。
譬如說：這幾年來我一直在思索自己和部落格讀者的關係，但是「我」和「讀者」這兩個集合名詞的概念內涵卻一直在經歷著劇烈的流動與變形，因此我的理想與現實，價值觀，意義感等都遭遇到激烈的變遷（當代生活的「流動性」）。 因此，「我」 和「讀者」這兩個名詞在近年內都歷經了劇烈的流動與變形，而其過程則是高溫、高壓的痛苦。
在2009年以前，「我」是一個社運的隱形者：我每一段時間為一個特定的團體付出，成為某團體內部的重要成員，但是團體外部幾乎都不知道我這個人的存在──我有完整的隱私，幾乎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在這一段時間，不會有人用近年來我常遭遇到的稱呼來介紹我（作家、社會觀察家、社會評論家、公共知識分子）。「我」的外部有了劇烈的變化，使得我能做的事（理想與現實）跟著有了劇烈的變化，也使得我的行程表上各種事件的優先序有了劇烈的變化。同時，這個部落格的讀者更是經歷者相當大幅度的流動與轉變，使得我必須去思考：我要寫些什麼，才能真的幫上他們的忙（符合他們的需要）？
外在變了，內在跟著被迫轉變。這是馬克思「下層建築決定上層建築」主題變奏，也是十九世紀以前的文人所無法想像的──所以，社會科學在十九世紀以前不存在，一切都是人文觀點，也因此有孔子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腫思想與價值觀出自典型的農業社會：一個人一輩子接觸過的人可能不到100人，每天接觸得到的人可能不到50人，每一個人都深知其他人的底細（從內到外），因此外在的學歷、官位、收入不如你的為人重要。
自從被外在情勢「推擠」上「公共知識分子」、「主流媒體專欄作家」後，我有嚴重的不適應症：不知道要如何面對這新的「影響力」，不知道該如何調整自己的生活秩序，etc。
直到今夜，我才釐清自己這些年來的焦慮與錯亂，以及自己和讀者都共同活在這樣的焦慮與錯亂當中。我可以為讀者做的事，應該也就是一邊釐清自己跟社會的關係，一邊藉此協助讀者協助讀者認識台灣內部與外部的處境，以便釐清他跟社會的關係。我期待著這樣的釐清有助於讀者去更新（update、renew）他的理想與現實，因而可以更少價值觀的衝突，更能安然地在這在後現代的輾壓下保有農業時代的精神生活。
後記：這篇文章有很多錯別字和重複的字句，我刻意保留不去修改，以此見證當代流動性社會在生活上難以避免的錯亂與失序，以及時差對人類大腦的可能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