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31日 星期日

第三個出國的理由

        一個運動圈的年輕人問我:真有必要舉債出國嗎?我不知道!這可真的很難說。但是,我幾位好朋友都是不拿家裡的錢,邊讀書邊在餐廳打工,這樣唸完博士的。
        如果可以不舉債,我倒是可以說出第三個吸引人的理由:在國內靠書本瞭解歐洲文化,總是欠缺那麼一點人味,太蒼白、抽象而沒有血色。等到出國,見到那些真正認真在思考文化問題的人,瞭解他們的學術問題如何連結到他們的生活與情感,這才會真正地感受到歐洲文化原來是有血有肉,而不再是只有單薄的骨架。


        出國前我就已經對西方文化有許多的瞭解,熟讀許多人的小說,一些經典的哲學著作,也從清大圖書館的畫冊裡熟悉他們的美術史,從錄音帶裡熟悉他們的古典音樂。但是到了英國才發現:他們寫出來的只是冰山一角,跟較熟的朋友互動時有另一套學術著作裡看不到的東西。這才知道文化不只是著作,而是從著作到生活一氣呵成的。
        出國前就知道英國人的保守與拘謹,反映在哲學上是我討厭的實證風格。到了英國,才慢慢 發現他們可取的一面。第一次的文化衝擊來自一張火車票,上面寫著:「We take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thing beyond our control.」我想了很久,真的!誰能為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事負責?
        為了改善我的英語發音,我曾有一個英語老師。每次跟他約下次見面,他都會給我一個時間,叫我「try this day」。我問他:「Will I see you or not?」,他回答:「likely.」問了很多次,他才很勉強地說:「highly likely。」每次我問他為何對這種小事都沒辦法敲定,他總回答我:你為何每次都以為未來的事可以事先敲定。我火大,每次離開時都故意說:「I'll see you on Monday at 9:00.」他會神秘地笑一笑,不置可否。我跟他卯上了,每次都刻意提前到他家門口,等著手錶指針指著9:00時敲門。他也總是很有紳士風度地跟我說:「你真準時。」直到有一天,我的腳踏車鍊子斷掉了,當天遲到。從此以後,我只好改口說:「I'll see you on Monday, hopefully.」
        因為一些因緣,我認識一位從曼徹斯特大學退休的人類學系教授,常到他家喝下午茶聊天。所謂的「聊天」,其實是非正式而又很認真地談學術圈內的話題(不是人間是非與八卦),譬如台灣的政治、Kuhn 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六O年代學生革命,Henry Moore 的雕塑,以及他們夫妻在非洲做過的田野。有一位劍橋退休的歷史學教授偶而會過來一起聊。這些英國人,學術著作硬梆梆,絕不談「主觀」的情感或好惡;但是坐在好友家裡,話匣子一打開,還是對學術懷抱著一堆私人的情感與好惡,一點都不像書本上讀到的英國人。
        出國前我有大中華文化情結,做人做事只問動機,不問後果,是倫理學上「動機主義」的典型。為此,我跟幾位哲學系的朋友論爭,他們舉出兩次世界大戰各種愛國情操所肇下的殘酷殺戮,說得我啞口無言。從此以後,才知道英國的拘謹、務實有她背後的智慧與考量,不是異文化的人可以隨便批評的。
        在台灣,「歐美」並稱,順口得很。到了英國,才發現英國人跟美國人之間有很多心結,而且很多英國人不以為自己是歐洲人,而法國人跟德國人更加是南轅北轍。這才真的瞭解到歐洲是個多元文化的地區,所謂的「西方文化」到了歐洲就變得太模糊而沒有意義。

        這些點點滴滴,多半是要在當地當學生,跟當地人變成朋友,才有機會瞭解。有了這些瞭解,以前在書上讀過的會變得更加地鮮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