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記憶體嚴重匱乏的電視名嘴們

台灣人健忘的程度是不可思臆的，而窮人與富人對社會事實的認知差距之大更是不可思臆。可惜的是，掌握電視媒體的仍舊是老年、健忘、富有而不知民間疾苦的名嘴們。

昨天 TVBS 的戲碼是：「只有蔥和特定必須品在漲價，其他的物品有在漲嗎？」有個我一向還算看得起的名嘴竟然說：「台灣沒有停滯性通貨膨脹、沒有進口性通膨，只有『在地性通膨』，而且侷限在少數貨品。」

資本市場所有的交易品價格都會「潑動上漲」或「潑動下跌」，要談經濟情勢就要看基本面而非短期波動。可惜，臺灣人記憶能力太差，超過一週的事很難記得，要談基本面就只能靠胡扯了。

黃小玉真的在跌嗎？看你在談的是長期趨勢或短期波動。底下幾張圖獻給大腦裡頭記憶體配備嚴重不足（或記憶體早已壞掉）的名嘴們。

李濤不是唯一有理性的人──失業問題的真相

昨天（九月廿五日）晚上李濤在他的節目裡一再用我聽起來很煽動的口吻說：「但是你這種理性的分析有誰要聽」，意指其他電台或媒體有關經濟惡化，失業問題惡化的傳聞都是非理性的挑撥之詞，沒有理性與事實的根據。

不過，繼續分析之前容我再聲明一次：我不是綠營，我討厭藍綠所有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因為他們的不負責任與利益輸送斷送掉我們一整個世代的未來。

三立是深綠而李濤是深藍，他為執政黨辯護的策略很簡單：找一堆表面上矛盾的數據，同時找一堆搞不懂實況或者樂意混淆視聽的名嘴，把觀眾的判斷能力搞糊塗，於是馬政府的責任就被稀釋到看不見的程度。我不想把所有伎倆全部拿出來檢視，就挑一個單一議題來談：失業問題。

陳鳳馨特地出示過去十三年來八月份的失業率給大家看，顯示今年八月份並非過去十三年來最糟的，也不像是比平均水準差。然後問大家：失業的問題真的有那麼嚴重嗎？當然，她的意思是問題不嚴重。而 TVBS 的談話標題是「失業  v. s.  大缺工」，暗示著：工作缺那麼多，失業的人是自己沒本事卻想要超過自己能力的好工作，失業是自己的問題。

最近許多媒體在檢討失業時也總是會把「大學畢業生一代不如一代」當作當前失業的關鍵要素去探討。這篇文章就把這兩件事一起拿來探討。

改變是有可能的

股市財經節目開始批判政府稅賦政策，而且立場改成站在受薪者這一邊，而不是股市大戶那一邊，這算不算是一個三、五年前不敢想像的改變？但是它已經成為事實。

《57金錢爆》的楊世光過去很專心於股市大盤分析，談到國外相關資訊時重點還是如何炒股，至少我是嗅不出有什麼正義感，或者對底層民眾的關切。但是，最近的嬉笑怒罵裡總是偶而會罵一下政府，而且態度愈來愈鮮明而不遮掩。連苑舉正都開始談台灣勞工過分漠視勞工權益了。

《夢想家57號》也是談炒股起家，到現在還是在談投資，兩位主持人更不像是會關心社會正義的人，但是昨天也開始談起稅負正義，甚至說得血脈賁張。

當然，TVBS 的夜間新聞還是要繼續捍衛藍營政權，用各種伎倆想要把民生的困苦推諉成個人問題，或者故意用大量表面上矛盾的數據來搞烏賊戰，想要模糊事實跟責任。但是，他們卻不得不讓朱學恆每天有個幾分鐘在那裡不識趣地唱反調。連早已被 TVBS 遣散的沈富雄也回籠了。

這些都是改變，而且所有對現況不滿且對未來憂心的六、七年級生都有能力加速這個改變！

打工度假、台勞、泰勞與20年前的工廠實習

清大經濟系畢業生去澳洲打工，各種媒體評論卻把四個不相關的概念糾混在一起談，什麼也沒講清楚，愈講大家愈糊塗。

《今周刊》的報導與事實有嚴重出入，我不再贅言。事實上確實有一個清大經濟系畢業生去澳洲打工，為的是要賺第一桶金。這個部份到底該怎麼看？先把這件事的意義說清楚，才有辦法釐清另外三件事。

假如是一個國小畢業生去澳洲打工，為的是要賺第一桶金，大家都不會去多談。不是因為他活該，不是因為這樣符合社會正義，而是因為我們了解那一種離鄉背景的不得以──而且我們老早就已經在新自由主義的洗腦下對底層民眾的苦難視而不見。

為什麼清大經濟系畢業生做同一件事就引起掀然大波？因為教育資源浪費，因為生涯發展中輟或扭曲！因為這是一種更駭人聽聞的不得以！

大家都想賺第一桶金，但是大家也希望賺錢的過程可以繼續累積實力與競爭力，歲月過去不只換到錢也換到成長。清大經濟系畢業生去澳洲打工，如果是為了打開國際視野和學習英文，這是一種成長，做什麼工作不要緊，吃苦耐勞反而是加分。清大經濟系畢業生去澳洲打工，如果只是為了賺錢而無關乎成長，大家會問：台灣的經濟處境真的已經壞到沒有別的方法兼顧第一桶金和個人成長了嗎？

什麼叫「被犧牲的一代」

我在「草莓族，或被犧牲的一代？」一文裡說六、七年級是被四、五年級犧牲的一代，馬上有一堆四、五年級的跳出來辯解。網路上的言論經常無俚頭，沒什麼好評論的。但是一個銷量可觀的報紙社論竟然也用極為僵直的腦袋為四、五年級辯解，這就顯示四、五年級生裡頭掌握社會資源的真有不少低能而高就的「人才」──不僅僅只是在總統府和行政院會裡喔。

蘋果日報的這篇社論裡這麼說：「彭教授說的四、五年級生掌握社會大部分的利潤，年輕人只能當『奴工』的說法有簡化命題之嫌。 那些四、五年級的老闆或專業經理人，除有富爸爸的富二代外，大多數畢業後也從小員工做起，現在剛好是收成的階段。這是正常社會的現象，怎麼會有世代階級冤仇的看法？ 」連「草莓族，或被犧牲的一代？」這麼簡單的文章都讀不懂就可以寫社論，你就知道四、五年級的人多麼容易就可以霸佔住重要的社會資源，以及他們的腦袋為何會簡單到無論如何都搞不懂六、七年級的處境。

寫這社論的人大概從來沒有聽過階級流動的「玻璃天花板」，因為他們一輩子沒遭遇過。

先說六、七年級生有哪些階級流動的「玻璃天花板」：付不起的房價、擔不起的創業風險、仰賴資本密集的大吃小經濟競爭，勉強吃得飽、穿得暖的薪資。四、五年級生的成長過程有沒有這些「玻璃天花板」？沒有！所以四、五年級生才有辦法「現在剛好是收成的階段」。

關鍵不是「大家都從小工作起」，而是四、五年級生的頭頂沒有階級流動的「玻璃天花板」，而他們現在卻成為下一代的「玻璃天花板」：他們炒高房價讓下一代買不起屋子，他們搞規模經濟壓縮新進入者（下一代的創業者）的生存空間，他們吸乾了經濟成長的果實而讓經濟動能消失使新進入者（下一代的創業者）面對扛不起的巨大創業風險──他們讓下一代看不到未來！這難道不是事實？

給七年級生的期勉

一個七年級生寫信來問我：「為什麼很少說年輕人的缺點，對年輕人又有何期許？」說來話長。不見得每一個七年級生站在我面前我都會喜歡，譬如有些清大學生喜歡很白癡地把機車停在郵局前面的汽車道上，害得光復路的汽車進不來，塞在光復上。

寫部落格本來是想分享自己在人文領域的心得，後來卻變成都是在談社會問題。談社會問題就要談結構性問題，但是今天掌權的是四、五年級，而盲目崇拜權威把爛人拱上權力核心的也是四、五年級；今天的社會問題絕大部分是我們這一代造成的，沒道理把責任推卸給年輕一代。

我說六、七年級是被犧牲的一代，是在談結構性問題，而不是在談四、五年級的動機，也不談六、七年級的個人行為。這種談事情的方式是受到社會學的影響。

就說草莓族吧，他們不也是四、五年級的教養出來的？他們行為乖張時我也很討厭，但是要問誰該負責任，父母至少要負四分之一的責任，學校教育要負四分之一的責任，社會教育要負四分之一的責任，他們自己要負四分之一的責任；這樣算起來，他們自己要負四分之一的責任，但是長輩要負四分之三的責任。

說清楚這些是非和責任，是希望四、五年級的為了下一代去努力改變社會結構，也希望六、七年級的為了自己和下一代的未來而一起來努力改變社會結構，讓台灣變得更適合人居住。

但是，只埋怨社會是不夠的，很多事要靠自己，而且自己也有很多自力救濟和自我發展的空間。

關於澳洲打工與台勞

一個雜誌報導了一個很聳動的「台勞」故事，全國競相轉載。但是如果故事的男主角沒有說出他是哪個學校或哪個系畢業的，這個故事還會很聳動嗎？你也許會把它看成只不過是眾多澳洲打工者中的一個極端的案例。

我對台灣的雜誌基本上沒好感，因為他們太喜歡斷章取義，加油添醋，甚至不惜捏造，所以我不接受媒體採訪。

看到網路上這故事後，直覺就是想知道這故事會不會是瞎編的。查了老半天，這個故事很有機會是真的，只不過沒有任何線索讓我相信這一定是清大經濟系畢業生。就即便是清大畢業生吧，也不像是澳洲打工者的典型，而像是極為特殊的個案──去當屠夫只為了兩年存兩百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