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研究夥伴與研究生 ── 關於台灣的關鍵事實

我想徵求一批關心「台灣未來與青年困境」的朋友，組成一個研究小組，以學術研究的深度和嚴謹度，站在跨科系整合的大視野下去探討台灣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關鍵數據及其意涵，尤其著重在經濟 、產業與社會重大問題（譬如少子化的相關議題、醫療資源供應失調與健保黑洞問題等）的分析（但要整合經濟、社會學與政治學的視野），以便思索因應危機與青年困境的可行策略。

這個研究小組預計將每個月聚會一次，由我和願意參予的成熟學者共同引導年輕學子，輪流討論不同主題的數據，以及它們的彙整與詮釋，以便藉此勾勒台灣問題的具體實況與未來。

所謂的「成熟學者」現在開始公開徵求，我身邊的朋友各忙各的，不會特地去邀請她們；所謂的「年輕學子」原則上研究能力要達到碩士生的水準。

我尤其歡迎社會科學院的博、碩士生參加。這個小組的特色將是：（1）以數據作為討論的起點，而不要遊談無根的空汎論述；（2）跨領域的解讀與詮釋，以便了解各種數據完整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意涵；（3）以國外學術文獻協助解讀與思索因應策略。

草莓族，或被犧牲的一代？──台灣的案例

       最近媒體大肆宣傳各種就業機會，製造一種印象：工作機會很多，是年輕人期望太高。名嘴則大談自己當年如何艱苦地不計較待遇，陳鳳馨乾脆希望學校要教學生「正確的工作態度」。所以，年輕一代是草莓族？咎由自取？

       我在上一篇文章「我們被騙了三十年！談全球性的青年困境」裡用美國為例說明過去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要為全球性的青年困境負起主要責任。現在這一篇文章要用台灣的社會狀況說明這一代的年輕人是如何被上一代犧牲掉的。

我們被騙了三十年！談全球性的青年困境

       九月份以來的四篇文章其實都是在探討青年困境的成因，「供需與分配：誰的正義」一文表面上好像在談經濟問題，其實青年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是錯誤的財經制度所造成的，甚至繼續既往的話將會使一整代人的未來都被犧牲掉。

       過去三十年來當道的「新自由主義」曾經許諾：只要把一切資源從國家手裡取回來交給市場，這個世界將會更繁榮，所有的人會更富庶；為了走向這個美麗新世界，他們在我們腦袋裡植入了以下的信仰：減稅、放寬法令、開放國際市場競爭（別擔心弱勢產業，它們倒了會有更好的企業興起，失業的員工會得到更好的工作機會）、把失業問題交給市場自己去解決、同情窮人就是對自己殘忍（因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供需與分配：誰的正義

據說經濟學的理論只有一套，但是幾乎在每一個重大的議題上經濟學家都至少有兩套彼此互不承認的說法。兩次大戰之間的大蕭條到底是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連克魯曼都不敢一口咬定，他甚至還說沒人願意捲入這爭議的泥沼。至於市場效率比較高，還是政府效率比較高，也說不清楚，反正兩個陣營都有人拿到諾貝爾獎，而且不只一個。

這個世界也許真的有些問題是經濟學家解釋不清楚，或者還沒覺察，或者不知道該怎麼解決的問題。但是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對國家大事沒有發言權已經太久，以致於很少有人知道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到底研究不研究幾個目前全球遭遇到的重大問題：（1）青年失業，（2）少子化與國債問題，（3）所得差距逐漸（加速）惡化的問題。

       面對這些問題，想不起來國內的經濟學者有誰提出過解方，但是卻記得一大群經濟學者的發言都只會替有錢人爭利益而罔顧底層工農活不活得下去。台灣的經濟學者給我的印象極端惡劣，簡直都是惡質資本主義的幫兇，想不出哪一個有正義感。

       但是，國外的經濟學者就不像台灣的這麼惡劣，還是有很多人關心公平跟正義。

       在國外的左派論述裡，國際貨幣基金（IMF）經常被當作是第一大惡棍，或者惡質資本主義的第一大幫兇。所以我反而對他們的論述特別感興趣。

        2011 年九月該單位的雜誌 FINANCE & DEVELOPMENT,（Vol. 48, No. 3）有一個醒目的主題："Inequality over the Past Century"，檢討過去一世紀以來全球主要國家所得差距的變化。

青年的困境（3）：政府對策

結構性問題必須要政府出面才能解決，要政府出面必須有足夠的選民壓力才可能。對現況不滿的青年，必須試圖通過網路集體表達對兩個政黨的不滿（兩個政黨執政期間都在執行會使青年失業問題惡化的政策，兩個政黨在野期間都參與官商勾結而沒有善盡監督之責），同時積極自救。

政府可以做的事很多，但是這些手段都被被新自由主義梗阻而愈來愈少人談起，甚至還風從雷根與柴契爾而倒行逆施，鼓吹與執行劫貧濟富的政策。

青年的困境（2）：受害者集中於青年

      青年的困境有些是個人因素，必須靠個人去解決；但有些是大環境造成的（叫「結構性因素」），其中很大比例是政府在製造問題，或者政府有能力與責任解決問題，這些部分都該要求政府解決，而不該全賴給個人（個人也沒有能力解決）。
      台灣這些年來媒體的政黨立場壁壘分明，與執政黨屬性相近的媒體從來不談政府責任，與執政黨屬性對立的媒體只會潑婦罵街，肆意宣染，沒有能力分析問題，等換黨執政時同樣的弊端一再重複。社會無法進步，無法從錯誤中學習，媒體無能是首要關鍵，視聽大眾不願意培養出分辨是非的能力則是媒體可以持續無能的關鍵。
      李濤找了一堆人談「青貧」問題，不去請來賓分析結構性問題（其實名嘴也通常沒有能力進行結構性分析），卻一再追問出席的青年「你們為什麼不去創業」，阮慕驊說：「我們以前也是從1.5K開始做起」，陳鳳馨說希望學校要教年輕人正確的工作態度，遠見的編輯試著當啦啦隊說：「其實有許多新興的行業，青年應該去這些領域創業，以及到找不到人的產業（黑手、船員）去工作」。這些談法都有意無意地在規避結構性問題與政府責任，而把問題個人化（推給年輕人）。朱學恆說：大老闆會打壓我們，不給我們機會。問題是：這樣就叫做不公平嗎，如何證明不是青年人太沒志氣？
      一群人說了一整個晚上，什麼問題也沒說清楚，因為大家都沒有認真面對一個關鍵的問題：經濟不景氣，為何全球的失業者都集中在青年人？是青年人太草莓？還是青年人教育品質太差？還是有青年人自己無法克服的結構性問題？

青年的困境（1）：成因與未來

  青年貧窮的問題逐漸在國內發燒而浮上電視媒體的檯面，速度遠超乎我所預期──清大對面有一家日本料理，算是附近較高的消費，但是我經常看到年輕人一點就是每人三、五百元，一點都看不出消費能力有在下降，因此我原以為住家啃老與使用長輩的儲蓄會把這問題給遮掩一段時間。

  但是，「青年貧窮的問題可能會從短期現象變成長期現象」的焦慮正在逐漸增溫。我猜這才是媒體會開始重視這個問題的原因。

  問題出在哪裡？該如何解決？有沒有機會解決？個人該如何自救？聽來聽去，我總覺得大家在瞎子摸象，沒有從完整的系統觀點看問題，雞零狗碎地各說各話，拼湊不出完整的圖像，就找不出合理的對策。

  本文嘗試著從較寬廣的視野去探索成因與對策，雖然力求言之有據，但是立論大異於台灣經濟學者慣有的論述與思維，只能當作假說。不過我的目的不是標新立異，而是愈來愈覺得傳統經濟學的視野已經跟真實經濟的處境脫節了。

希望這一篇文章可以拋磚引玉，引來更深入而專業的思考與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