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糞青」背後的更背後

唐湘龍算是名嘴裡頭少數有見地的人，〈給兩位「糞青」的公開信〉一文也點出了一些事件背後值得深思的深層一面：充滿整個社會的「歧視」，以及不符合比例原則的「暴民審判」和懲罰。但是我看了還是覺得這篇文章離最核心的事實仍有一層隔閡。

譬如說：唐湘龍這麼形容這兩個「糞青」和他們的學校：「不要以為大家的青春都這樣。沒。大部份都不會無聊到像你們這麼白痴。」「幾十年來，『強恕』在台灣，不是什麼讓家長、孩子覺得自己學業成績很光彩的學校。」這算不算是在給學測成績差的學生和他們的學校「潑糞」？這裡頭有沒有帶著「歧視」？這兩個孩子是不是從小學開始就整天被同學、家長、老師、社會潑糞？

去看看國外有關家暴的研究，家暴是會世襲的──沒被愛過的人長大後也不會懂得愛。這兩個孩子，假如他們從小被潑糞，要去哪裡學「強恕」？從校訓上學？這也未免太高估文字的效果了！

轉貼：唐湘龍〈給兩位「糞青」的公開信〉

給兩位「糞青」的公開信

作者： 唐湘龍 | Yahoo!奇摩 – 2012年5月16日 下午6:43

（給兩位「糞青」的公開信）

我沒有很強烈的情緒。我看了你們的報導。才高三，卻滿18歲，書鐵定唸得不好。連「強恕」都唸不好。

等你們再老一點，回頭看今天，也許也能了解為什麼我沒有很強烈情緒，有點「淡定」。18歲嘛，不大不小，尷尬年齡。這年紀是這樣的：很不耐煩，但很會惹麻煩；以為自己很厲害，其實是禍害。這年紀，容易無聊。無聊時幹的事兒，尤其無聊。像「潑糞」。有一天，如果你們想起潑遊民糞水，還po網，你們會覺得羞，而且愧。那一刻，你們的青春總算過了。

不要以為大家的青春都這樣。沒。大部份都不會無聊到像你們這麼白痴。但我也不想藉著你們發千古之歎：「這個社會的年輕人到底怎麼了？」坦白說，你們的行為不只是無聊。我認為你們感染這個社會至今無藥可治的不癒之症：「歧視。」

閱讀原文 

台塑告莊秉潔，精采民事訴狀與答辯書大公開

因為不看電視和報紙，我對於台灣的消息總是慢人一大步。台塑告莊秉潔案的民事訴訟部分在五月三日下午第一次開庭，法官最後裁示：台塑須於六月十一日前「補齊證據」，六月二十一日再開庭。

補什麼證據？法官有什麼意見或態度？本案會讓財閥有恃無恐而導致寒蟬效應？還是還給學術圈和全國人公開論述公共議題的完整自由？這些都是我很想知道的。

網路上找來找去都沒有主流媒體的報導，自由電子報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但是自由電子報對法官鄭昱仁的關鍵性評論摘述得太扼要：「民眾本來就對排放物的污染問題有疑慮，莊的報告原本是針對國光石化，台塑自己跳出來告，台塑既是原告，就要舉證證明台塑沒有污染，這樣對台塑有比較好嗎？」，因而只引起我更多疑問。苦勞網的報導對我幫助也不大。

胡慕情的摘述似乎較精準而完整：「莊秉潔當初的研究是針對國光石化，關六輕什麼事？現在跳出來告，這樣也是蠻奇怪的。」「我問你的是『不實依據』是什麼。依據，不是你們說沒有就沒有，你說環保署說莊的模式是自創的，但證據卻是新聞稿。新聞稿是政府機關對外宣傳的工具，可以拿來當證據嗎？」「今天不是你們覺得他有瑕疵，就要換被告來負舉證責任。」「你們有沒有和當事人（台塑公司）討論過是不是要繼續提告？你們希望回復名譽，現在這樣作，對你們真的好嗎？」 不過中間夾了太多補充資料，看起來有點累。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的報導最精采，主要是附了台塑的狀紙和莊秉潔教授委任律師寫的答辯書。只要認真比較這兩份訴訟文件，就知道這個案子最精采的核心。

去英國留學會不會比較好？

前面三篇關於學術圈的文章換來幾封攔路申冤的信，或隱或顯地問我該不該換個地方唸博士，有人甚至明著問：「到英國去會不會比較好？」想了很久，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尤其是：我離開英國已經超過20年，很多事情都變了。

譬如說：那個讓我頗不引為然的留美教授已經取得我指導教授留下來的位置，成為控制組的頭頭。譬如說，我當年的一個好朋友留在劍橋文學院當老師，但是隱約聽起來他們系也開始會給老師算點數（開多少課，指導多少學生，不過沒聽過算論文篇數）。還有一個相當有名的英國大學，校長開會時直接提出經費困難，希望各系教授的研究方向可以有助於學校解決財務困難，引起部分教授反彈。

柴契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摧毀了許多工黨長期想要維護的英國社會主義精神，連學術圈似乎都受到很深的影響。1989年我在劍橋計算機中心寫博士論文時，一堆在寫論文的準博士和博士後的煙友聊起來，當時就傳聞：劍橋為了平衡收支，有許多系都明顯地要求老師增加招生名額，引來部分教授反彈。

一段「學術生涯」的往事

這兩天再度提筆寫起學術圈內的事，是因為兩個畢業近十年的學生來找我，談起一些有關於我的傳聞，其中一則傳聞是我把學生的碩士論文草稿從樓梯口甩到樓下，以及學生對我的印象與八卦。聽了很感慨：學生只會用自己的方式去傳播、宣染聽來的故事，而不會用心去想一想故事背後有沒有值得深思的議題。

我一直是一個對事情很認真，對自己的承諾很在意的人。年輕時在校園邊走邊沉思，有學生路過跟我說：「老師好。」我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就站在原地，認真地想：「我最近到底好不好？」學生看我沒反應，自討沒趣地離開，我想了很久，正想回答他，他早已遠離了。我這才想起來：「他根本不在乎答案。」

當講師期間，有位唸博士班的朋友跑來跟我抱怨：他的研究從題目的構想到論文的撰寫都自己一個人獨立完成，只有完成後請老師過目時被老師當英文作文修改過，但指導教授卻藉機硬要把自己的名字掛上去，而且掛在第一作者。他生氣，刪掉教授名字後送給老師看，老師退回給他，並把自己的名字加到第二作者。他跟我抱怨：好過份。這個教授在國內非常有名，是當時國內罕有的 IEEE fellow。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們系裡也都這樣，難道老師這樣做不對嗎。何況人家是許多國外期刊的編輯， IEEE fellow 呢！

學術界「血汗工廠」的起源與「傳聞」

寫完「指導教授的角色與責任」這篇文章後，一位留在美國任教的台灣籍學者來函告訴我：我所提到「一個教授指導上百名博士生」的案例在美國應該是例外，至少她在生醫學界而她先生在資訊科學界都不曾耳聞。

我不知道該如何評估她給我的訊息。這是一位很認真的年輕學者，我相信她的真誠；她自認為念博士期間指導教授有善待她，而且我也知道美國有許多有正義感的教授，甚至是許多啟人深省的理念與社會運動的發起者。我當然了解美國有許多正經，並且深受我敬重的學者（名字太多，沒必要一一清列了）。

但是，在學術圈內二十多年（含講師期間可就有三十年了），我的所見所聞卻讓我不得不懷疑：學術界的亂象，問題源頭出在美國學術圈，至少在美國的工學院。我想應該要加上生醫學界，因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竟然必須為生醫學界另外寫一本「學術倫理守則」來規範他們的行為（抱歉！一時間想不起來是在哪裡下載過這一份文件）。

指導教授的角色與責任

有一次在交大演講時聽眾問起「指導教授該做什麼」，因為時間太短，無法仔細說明。回來後，陸續接到讀者來信，訴說跟指導教授的糾紛，以及剝削的情事。我想是該對這議題深談了。

「指導教授該做什麼」？最糟的是國內外都只有默契而沒有明文規定，而每個老師的作法差異非常大。尤其是常聽到美國的指導教授把學生當作血汗工廠的員工加以剝削，使得許多留美回來的人不但如法泡製，甚至加倍惡劣，卻還自以為無愧於天地良心。不僅如此，這種教授還超容易拿到國科會傑出獎以及教育部講座教授，甚至反過來罵那些不這樣做的教授論文發表量太少，「自己應該要檢討」。於是，天黑了一大半，是非更加講不清楚。

不過，公道自在人心，我用自己在劍橋的經驗和帶學生的經驗綜合整理出一個條理，我相信明理的人就會知道拿捏的分寸在哪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