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承諾的不只是「投票」，而是「按照多數選民的意志立法」，由「值得多數選民信賴的人執政」，朝「多數選民渴望的社會發展目標前進」。當法律違背多數選民的意志，執政者違背多數選民的信託，施政目標違背選民的願望時，民主變成一場騙局——這卻恰恰是歐美和許多民主國家的現況。
完全競爭市場許諾的是「每個人的所得都正比於他對社會的貢獻」，及「勞工等生產要素會被最有效地運用」（意味著不會有挫折性失業和不充分就業）。然而美國的廣義失業率是7.8%。此外，撇除少數的天才不談，一個人的聰明與創意頂多是常人的十倍，努力程度頂多是常人的兩倍，故所得不該超過常人二十倍；然而美國至少有23個企業（不含TESLA 及 Google 等公司）的 CEO 報酬超過公司全部薪資所得中位數的 1,000 倍，同時有超過10%的美國人生活在貧窮線下。這意味著所有根據「完全競爭市場」的假定來捍衛美國市場經濟的學者都在騙人！
偏偏有一大群人搞不清楚理論和事實的差異，硬拿教科書來捍衛現實社會裡的民主政體與市場機制。
「諸強」夢碎，華廈殘敗
英國十年內換了七個首相，歐洲的電視報導裡有人指出「唐寧街10號裡的那隻貓住得遠比歷任首相都安穩」，還有分析報導問：「英國是否已經無法治理？」
德國也沒好到哪裡去，現任總理 Friedrich Merz 勝選時好不容易贏得國會同意以巨額赤字預算救經濟，現在已經民調低到德國公視DW屢次問：德國產業與經濟是不是沒救了？
法國呢？政府債台高築而經濟長年不振，難以有效解決政府赤字，使得第一任高票當選的馬克宏很快地成為跛腳總統，被迫一再更換總理。
美國呢？國家富裕而政府與勞工貧窮，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身上。川普1.0與拜登任內政府債務一再飆漲，川普2.0之後再度屢創新高，已經突破40兆美元，使得政府預算中支付利息的錢超過國防預算。
至於勞工，26%完全沒有儲蓄可以支付緊急需要，67%的人儲蓄額僅足以支付未來三個月內的固定支出（關於勞工困境的紀錄片可以看 ）。而且，根據美國官方統計，2025年一月份至少有745,652人無家可歸（略低於2024年的77萬人），其中超過55歲的人佔20%。前引數字只是盤點無家者較常聚集的地點，因而低估許多隱藏的人數。根據美國教育部的2023-2024學年統計，光是公立學校中就有150萬個學生處於無家可歸的狀態（美國中小學生共約4,930萬，150萬約等於是3%學生；2014年的無家孩童還更高達250萬）。
問題的關鍵是薪資太低而房屋租金相對地太高：許多人的薪資被壓低在法定基本工資的邊緣，然而調查顯示單房公寓的平均租金大約等於2.4份基本工資（還不含基本生活所需的食物、水電、瓦斯、暖氣等），因此即便夫妻都上班也不見得付得起房租，而有孩子的單親（父或母）往往只能帶著孩子（幼童）住在破舊的車內或天橋下（紀錄片之一、之二、之三、"America’s Middle Class: Working Hard, Falling Behind"）。
更糟的是，川普不僅一再跨越司法紅線（ICE 在2026年一月底以前已經槍殺至少八名美國公民，聯邦法庭裁定ICE 的行動違法已達4,400次，然而死者以無法復生，已造成的傷害難以彌補），他卻可以依舊我行我素而不受有效制約。
他只圖家族利益而罔顧國家利益（關稅戰害慘百姓，卻讓許多事前知情的人從他「反復無常」的政策與作為裡賺飽股價漲跌的價差而「盆滿缽滿」；波灣戰爭耗竭美國飛彈儲備，間接逼迫未來的歷任總統擴大國防預算來緊急補足，其過程的最大獲利者是軍火商；至於川普本人和家族因其政策而獲利多少，質疑者眾卻苦乏具體證據就實質而論，譬如此文就認定利益的勾結盤根錯節而不止於川普一人），實質上已經違背他就職宣誓的內容，可以視為違憲，但是兩個政黨有如殭屍，而三權（四權）鼎立的分權與制衡機制卻形同虛設，任由川普胡作非為，以至於一位美空軍的現役少校不得不冒著軍事審判的風險挺身而出，身著軍服舉牌抗議，呼籲國會與司法體系將川普「彈劾、定罪、罷免」。
美國兩黨早已被財閥控制，使其施政違背多數民意，因而在實質上偏離「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至少要在形式上保障各種自由與人權，更周延的定義則要「根據民意立法，根據民意施政與治理」），而逐漸走向徒具虛名的「選舉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川普2.0則將美國進一步推進「只有選舉，沒有實質民主（分權與制衡）」的「選舉式民主」。
盡管美國的新聞自由仍在，然而有識之士早已對美國政治日益偏離民主的實質精神感到憂心，且一再獻策與評論。問題是，所有的評論對川普而言有如狗吠火車，產生不了實質作用，因而有了一說：「川普的超能力就是他的無恥。」（然而這豈不是普天下所有政治人物最普遍擁有的「超能力」，幾人能免？）
至於獻策，我看了許多論述與演講（譬如此文），最終的體認是：關鍵問題根本不是「如何」脫困，而是政治人物「願不願意」。
問題源頭：自動化＋產業外移＋科技突破＝失業＋低薪
凱因斯早在 1930 年就已經預言會有科技性失業（因為生產效率太高，所需勞動力下降，因而造成失業），然而他的估算只計入資本累積（投資於自動化設備），而沒有算入熊彼得的「創造性破壞」，更沒有算到全球化以後歐美企業紛紛將農業（尤其是耐儲存與遠距運輸的穀物、咖啡、水果等）、製造業、服務業（客服等）與低階軟體業外移或外包（到中國、印度、中南半島、南美等）所造成的失業（以及更普遍的低薪化）。
甚至連 Thomas Piketty 在2013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也只反應了廿世紀結束前的總體趨勢，而沒有充分反映全球化（外移或外包）所造成的失業與低薪化。
簡言之，現實世界裡的市場機制迥然不同於經濟學教科書裡的「完全競爭市場」，而更像是「資方壟斷性市場」（最簡單的證據是：完全競爭市場裡每一個人的所得都會正比於他對市場的貢獻，然而今日的貧富差距根本就遠遠超乎人的能力差異與所能有的貢獻差異；在完全競爭市場裡資方與勞方的議價能力完全相等，實質上資方的資本隨時可以跨國際任意移動以爭取最廉價的工資，而勞工卻連舉家遷移到數百公里外的另一個市鎮都很不容易（夫妻一起找新工作、租屋/換屋、孩子轉學與升學，etc），更遑論跨國移動，因而經常只能屈就資方的勞動條件）。
在這種現實下，所有公允的經濟學者都會同意：市場失靈的地方必須靠政府解決。此外，既然現實上的市場機制偏袒資方而虧欠勞方，就必須靠政府的徵稅與「所得重分配」來改善。此外，為了避免政府的貪腐、無能與無效率，最苛薄寡恩（近乎泯滅人性）的經濟學者 Milton Friedman 曾首倡「最低所得支持」（minimum income support，政府根據物價訂定「最低生活水準所得」與「所得免稅額度」，超過免稅額度的收入部分按齊一稅率課稅；所得低於「所得免稅額」而難以維繫「最低生活水準」的人則由政府仿照退稅機制而自動「補足所得」，整個過程可以完全自動轉帳而不需政府介入，無貪污或無效率之虞）。
只要政黨願意這麼做，紐約市長 Zohran Mamdani 就不需要為了如何兌現「可負擔」（affordability）的競選承諾而絞盡腦汁。
所以，真實的問題只有一個：稅率太高會鼓勵富人逃稅、避稅，致使實質稅收反而減少。事實呢？逃稅與避稅的管道根本是官商勾結的結果，既非民主政體的必然，也不是無法遏止或逆轉！
官商勾結，打造避稅天堂
富人逃稅的管道確實遠比常人發達且隱晦，還有專為他們而設的避稅天堂與瑞士銀行，甚至連倫敦的金融中心（號稱「小倫敦」，正名「The City of London」）都跟英國政府保持著極其曖昧的關係：表面上它從屬於英國這個國家，甚至是大倫敦行政區的一部分，實際上它享有許多英國其他行政區所沒有的古怪特權，包括擁有自己獨立的內政、司法、警察權，不受英國政府管轄，並且在財政與稅務上不受英國銀行與財政部「有效管轄」（帳目不透明，外人鮮少了解它跟英國銀行與財政部的實質關係）。
法國地緣政治學者 Vincent Piolet 曾以避稅天堂為主題寫了專書 The City of London: Geopolitical Issues Surrounding the World’s Leading Financial Center，根據其中19頁的英譯（在此，可用右鍵翻譯成中文），「小倫敦」內的最高權力機構「the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CLC）」是全球許多避稅天堂（百慕達、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等昔日的英國屬地）的「總部」，它通過這些海外基地吸收資金，並且在英國民選的國會中有專屬的代表來捍衛其特權（防制民選議會通過對其不利的法案），同時跟瑞士、華爾街、上海、新加坡等海外金融中心競爭（包括提供各種合法與「非法」的避稅服務）。仔細讀一讀這 19頁的英文譯本，你就會了解「富可敵國」不只是關於財富的描述，也同時是權力的描述：CLC 在歷史上長期為英國皇家提供國家進行戰爭等活動時所需的貸款以換取特權，今日則足以對抗民選議會（倫敦政經學院另有一個 42分鐘的 PODCAST "The City of London and its Tax Haven Empire"）。
一但了解這個倫敦金融中心的權力運作，你就可以具體想像全球富豪有多大的通天本事可以操縱歐美（至少是英、美）的民選國會和白宮、唐寧街十號等權力中樞，也就無怪乎全球許多國家（譬如台灣）的稅收都是所得稅比例（勞工在繳）遠高于資本稅（不勞而獲，但風險遠低於賭博，稅率也遠低於賭博），而屢遭財稅專家抨擊。
對這些黑幕諱莫如深的常人，很容易相信「富人避稅容易，查稅難」。但是對於像 Richard Murphy 教授這樣熟稔實務的稅務專家而言，要徵資本稅一點都不難（看這支影片的 3:26前後，更多資訊看這支影片），他輕易地就可以為英國政府加徵900億英鎊的富人稅收（英國政府每年的稅收約一兆英鎊）。
問題不在於「有沒有辦法，容不容易，徵稅的成本會不會高於實際徵得的稅入」。真正的問題在於「白宮和國會願不願意」。根據美國國稅局的報告，2022年應收稅款約 4.6兆美元，實收3.9兆美元，短收約6060億美元（約佔應收額的 13%）。也就是說，只要認真落實既有稅務規定，甚至不需修法提高稅負比，都可以大幅增加政府收入。問題是，川普第二任一上台就裁減國稅局員額，使得查稅更難而逃漏稅更容易。
還有人會說，提高營業稅會逼大企業出走（名義上將總部設在國外，實際運作仍在國內）。為防堵這個缺口，拜登任內就試圖跟OECD國家聯手制定各種國際最低稅負（見此），讓企業無法以「出走」來威脅政府。
許多政府動輒以「增加社福支出會債留子孫」為由來脅迫多數選民，逼迫他們遷就「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況。事實上政府能否負擔不只看支出，也看收入（稅收）。至於徵稅難不難，逃漏稅容易不容易，很大的成分看制度，也看政府意願。
問題是：既然選民手中有選票，為何無法逼迫政府遷就多數民意，而總是讓少數富人像操縱魁儡般地操縱白宮與國會？因為富人會買通（或贊助）特定經濟學者製造和傳播有利於富人的理論（就像煙草公司贊助學者生產「吸煙不會致癌」的學術報告一樣），而且媒體上還有一大堆一知半解的豬隊友在跟著鼓譟。
以偏概全的經濟學家
經濟學理論不是只有一種，最常見的兩極是芝加哥學派（又常被稱爲「新自由主義」，主張放任市場機制，反對政府的任何規範、刺激景氣、財富重分配等手段）與凱因斯學派（主張市場有失靈的時候，政府的正確政策有機會緩解市場失靈）的對立，其背後的差異在於理論所奠基的基本假設（芝加哥學派以完全競爭市場與理性選擇為基準，凱因斯學派以有效需求不足與資訊不對稱等不完全競爭市場為基準）。而經濟理論的實證往往結果分歧，跟所採用的數據、研究方法、模型、基準條件設定等複雜因素有關。那麼，為什麼幾乎所有唸過經濟學（不管是三學分、六學分、輔系、主修，乃至於碩、博士）的人都嚴重地偏袒放任的市場機制——這些人中絕大多數不是富人，也不是富二代，甚至不必然是中產階級。為什麼要捍衛一個偏袒富人因而使自己無形中被剝削的理論（制度）？
關鍵原因之一是：經濟學知識的傳播是被高度選擇過的！最有名的案例之一，是1976-1999年期間專門招待聯邦法官及其眷屬的「Manne 經濟與法律講座」（簡稱「Manne seminars」）。這個講座（系列課程）名義上由支持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者 Henry G. Manne 主持，然而背後出資的卻是著名企業如 Exxon、DuPont、General Electric、Raytheon 等。為了吸引全美約莫一半的聯邦法官來聽課，這個講座免費招待聯邦法官及其眷屬（包吃住和來回旅費），並安排諾貝爾獎得主 Miltan Frieman 等著名經濟學者以所謂的「實證案例」為內容授課，實際上卻形同洗腦般地灌輸他們「不受政府干預（管束）的市場機制吻合公平、正義且有利於創造社會福祉，政府一切保護環境與勞工的規範則無意且有害公平、正義與社會福祉」的想法。
近年發表的實證研究（原始論文、刊載論文、轉述報導）顯示：參加過這一系列課程的法官，在與經濟議題無關的判例上，其判決跟參加課程前大致相同；在與經濟議題有關的判例上，其判決變得偏袒企業而罔顧環境與勞工正義（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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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圖出處：The Why Axis |
近年來芝加哥學派與新自由主義對各國社會發展的不良效應日益鮮明，以至批評的聲浪日益高漲。著名的經濟學家 Dani Rodrik 在一篇文章中明確指出：經濟問題的診斷與處方要根據個案所處的時空脈絡與特性而調整，沒有普世適用的唯一法則。然而：「新自由主義錯在誤信有一種獨一無二且普世適用的處方，可以用來改善經濟的表現，而且這個處方就掌握在他們手中。新自由主義最致命的缺陷在於，它根本就誤解了經濟學。就此而言，我們應當拒絕新自由主義，理由很簡單：它是很糟的經濟學。」
然而要教經濟系的大學生了解經濟問題的複雜性以及影響因素、機制的變幻莫測，是不可能的（他們的腦容量沒那麼大）。所以，最簡單的辦法依舊是：假定現實世界裡所有的市場機制都接近完全競爭市場，並且以有限的（實際上是被特定意識形態過濾出來的，且粗糙的）實證案例佐證，讓他們信服一個跟現實世界已經嚴重脫節的完美理論（以便他們參與捍衛富人的利益，荒唐地認定自己作為受薪階級是活該被剝削的）。
事實上，機械系的學生在畢業前也都假設「摩擦力＝0」，電機系學生在畢業前也都假設「離散電容＆離散電阻＝0」。離想模型好教，至於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的差距，等畢業後再視工作上的需要去學習與揣摩。關鍵的差別在於：機械系的學生在畢業前後都知道「摩擦力≠0」，電機系學生也都知道「離散電容＆離散電阻≠0」，並且知道要在工作崗位上設法評估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沒有人會在現實世界裡為完美的理論假設辯護。
怪的是：很多經濟系的學生畢業後一輩子都在為「完全競爭市場」的機制辯護。我很好奇：為什麼會這樣？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千古不移
在一集漫威電影裡，蜘蛛人問蝙蝠俠：「你的超能力是什麼？」他回答：「我超級有錢。」
在現實世界裡，有錢能使鬼推磨，它讓有錢人可以支使無恥的政治人物與無良學者，從而操縱行政、立法、學術與大眾傳播，甚至洗腦聯邦法官、經濟學者、對經濟學一知半解的半桶學徒。當貧富差距令人髮指，遍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時候，只要把移民當出氣筒與替罪羔羊，或者祭出「愛國」、「讓美國強大」等口號，發動各種戰爭，就可以用情緒動員轉移民意，達成「民氣可用」的政治陰謀。
事實上，會像我這樣認真地持續查索事實的人都太理性，足以識破政治人物及其附庸的無恥，而遠離投票所。於是，情緒動員的能力變成決定選舉勝負的關鍵。
理論上，民主政治建基於理性辯論；事實上，主導民主政治的卻是凱因斯所說的「野獸精神」（非理性精神）。
面對這些事實，我越來越難跳出一種悲觀的情緒：「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千古不易！
附記：更多的影片與文章
「徵稅」是政府最基本的職責（職能），稅收是一個國家一切公共建設的基礎。稅基流失，代表政府無能，也代表一個國家的衰亡之始。所以美國的稅收政策專家 Vanessa S. Williamson 在2026年出版了一本書 The Price of Democracy: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Taxation in American History，指出美國人原本以繳稅為榮，並指斥「小而美的政府」是個謊言，其代價是政府無法善盡職責，最終被犧牲的是實質民主。這本書以詳盡的歷史澄清長期被主流經濟學論述扭曲的事實，因而普受好評（例一），Paul Krugman 還特地邀請作者在他的 PODCAST 上談這本書的重點。
其次，「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原本是人神共憤的事。我總覺得唯有「喪盡天良」的人才能夠顛倒是非，把它說成是「必要之惡」。在我心裡，有三個人名列首榜：Milton Friedman、雷根、柴契爾夫人。
Milton Friedman 如何扭曲普世曾經共有的價值？雪菲爾大學的 Richard Murphy 教授在一篇短文 "Economics questions: the Milton Friedman question" 裡清點了 Milton Friedman 的主要主張（邪說），並以今日醒目的事實予以逐一駁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