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與非洲紛紛發生學潮，絕大多數示威、遊行是和平的，甚至得到中產階級（父母、祖父母輩）的支持與參與。少數爆發暴力衝突與搶劫（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不見得都是單純地「趁亂搶劫」，因為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在呼應手機上的號召：「去有錢人住的地方砸東西」）。
困境的表層
首先該注意的是：歐洲的學潮主要集中在熱門的觀光城市（米蘭、巴黎、馬德里、馬賽等）。
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是最容易被台灣人忽略的）是：把公寓等住屋（改建或不改建地）租給觀光客，獲利遠高於租給收入較低的退休族、勞工與外地（外省份）的大學生，也導致租金向短期觀光客的支付能力看齊（同時擠壓了當地居民長期租屋的供給量而導致這類租屋的租金一起暴漲）！結果，米蘭的很多居民必須將薪水的一半拿去付房租。
當付完房租後的剩餘收入僅勉強可以捱到月底時，俄烏戰爭與波灣戰爭卻推高油價、糧價與基本生活開銷（通膨），使得那些勉強可以捱到月底的人從每月中旬開始就生活艱困。
偏偏政府不但拿不出辦法來解決民生問題，連基本的政府職能都近乎罔顧，以至於法國公立高中普遍地連年失修。而今年夏天的超級聖嬰更導致法國公立高中的教室普遍地有如火爐。反觀法國私立高中，師資與設備齊全。
再加上 AI 可能會奪走無數人工作機會的未來現實，公立高中學生（通常較窮）的機會遠遜於私立高中學生（通常家庭較富有），使得原本所謂的「貧富差距擴大」對Z世代而言變成「富者有未來，貧者無未來」。而且，不是「不婚、不生、不育、不養」就能解決，因為馬德里老婦（繳不出房租而被「禿鷹基金」掃地出門）的困境預兆著他們的未來（不只是無法「有尊嚴的老年」，而是「寧可活不到老年」）
然而這些都還只是表象。
困境的底層
法國學潮何時結束？不是何時，而是用什麼方式。看著法國與義大利派出軍隊來威嚇示威群眾，我直覺的反應是兩個：（1）這是違憲（軍隊是對付境外武裝的敵人，而非國內手無寸鐵的公民），（2）難道要以「歐版天安門事件」收場嗎？
馬克宏能解決問題嗎？幾乎不可能！解決問題要錢，他沒錢！法國國債高築（歐美各國皆然），許多輿論都支持「減少支出」。
然而形成政府赤字的公式有三項「收入-支出=赤字（或結餘）」，為什麼大家都沒想到「增加收入」（譬如，增稅）？
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歐美國家的 GDP 持續有增漲（且數十年累積下來相當可觀），政府和勞工卻變窮了？為什麼法國人（尤其巴黎人）還是很有錢，政府卻窮到只能變本加厲地賴掉基本職能（譬如教育），甚至只能靠軍隊「鎮壓」？
很多人都直覺地以為：政府增稅，中產階級與多數選民必然反對。事實上，根本不需要對95%的選民增稅，只要取消歷年來的「富人減稅」制度（回復到「資本主義黃金年代 1950~1970」的稅率），就可以大幅增加政府稅收。
政府窮不是因支出太多，而是收入銳減（富人減稅）！
世代問題還是勞資問題？
有評論者說，歐洲對退休人員太好，退休金變成政府最大負擔；此外，寓公都是老人（或退休基金），是老人在剝削年輕人。她的結論是：歐洲的學潮背後是世代的不正義。
這是以偏概全！
退休金是「延遲給付的薪水」，是薪水的一部份，而非不勞而獲（經濟租）。
真正的不正義是：政府打擊（分化）勞團，而富人（資方）又通過自動化與外包而獲得超過其應得利潤的額外（不當）收入（經濟租）。其實我手上有很多嚴謹的實證研究說：由於雷根與柴契爾打擊（瓦解）勞團的工資議價權，而企業又利用自動化與外包進一步壓迫勞工的議價權，使得各國的全國 GDP 中資本所得的比例逐年升高（且政府稅收中資本稅的比例逐年下降），而工作所得（薪水）所佔的 GDP 比例逐年下降（但政府稅收中所得稅的比例逐年上升）。
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源頭！
剛開始的時候（1980~2000），這個「往右靠」的「政商勾結」機制靠著賤賣國產等辦法勉強維持著「低資本稅＋政府收支平衡」的局面，2008年金融風暴時各國政府流血救銀行（同時全球進入景氣低迷而影響稅收），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時又流血救貧苦（同時全球再度進入景氣低迷而影響稅收），結果連原本堅守「量入為出」的德國也是國債驟升。
在這樣的現實下，典型的兩大抉擇（可以混搭或更多元）是政府減少支出，或者政府對富人（＋資本）增稅——不是「仇富」或「仇資」，而是將富人與資方不應得的超額收入（經濟租）收繳國庫，通過所得重分配還給勞方。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世代不公」，而是「資方剝削勞工與地球」！
不是經濟問題，是階級問題
全球經濟持續成長，生產效率持續上升，所以問題不在經濟效率低落，而在分配不均（且嚴重不公、不義）。氣候暖化不是無解，而是資方想要收取更大的利潤（用高污染的手段生產）。
要解決這問題，必須將50年來「偏袒資方」（被資方綁架）的政府（兩黨，所有執政過的黨）重新控制在「大多數（絕大多數）公民」的手裡。
然而，在這過程中，資方必然抗拒，早已成為他們奴僕的政黨（及政治人物）也必然聽從主子的命令。結果，法國和義大利都出動了軍隊。
另一方面，「理性論政」很難爭取到選票（太累，成效不彰），情緒動員變成政黨愚弄選民最有效的手段。
日本從 1985年廣場協議後就有企業出走的危機，日本政府卻持續壓低利率（政府並藉機舉債）以利企業出國投資（掏空日本）。當民眾不滿的時候，就動員愛國情緒（參拜靖國神社，違背史實地更改教科書）。川普則用「讓美國再度偉大（MAGA）」和宗教勢力操縱選民。
當情緒動員就可以分化勞工（並取得政權），當扭曲事實（「退休老人吃掉年輕人的未來）就可以分化勞工（並取得政權），沒有哪個政黨會認真去解決「勞工議價權日益衰微，資方經濟租日益肥厚」的局勢。
Z 世代的未來
很多人預期：AI 也許不會導致大量失業（但不保障不會），但一定會讓勞工的工資議價權進一步折損。
氣候暖化無解，AI 的獲利者是資方而受害者是勞方，Z 世代的勞方（上班族）將會沒有未來。
除非，勞方可以突破政商集團的分化（識破他們的各種情緒動員，譬如：故意惹怒境外勢力以強化他們的敵意來鞏固己方選民的怒意與「含淚投票」），團結來選出真正屬於自己的立法委員（們），通過立法、預算審查、質詢等手段逼迫政府公正地站在勞資的中間，消除行之有年的「經濟租」與「富人減稅」。
可惜的是，今天的綠營群眾（和學者）經常不分青紅皂白地扣人「紅帽」與「藍帽」，甚至通過網路霸凌讓駐日人員自殺。這種無法無天的寒蟬效應下，勞方想要聽到「正義之聲」是很困難的。
我能想到的只有一個辦法：「先知先覺」的青年學生認真去尋找那些真正能幫他們釐清世局的前輩（左翼學者或傾左學者），徹底認識世局與可能的突破方向，繼而形成 Z 世代的自救組織，然後去接觸勉強還有餘力而憂心「難以天年」的勞工（上班族），逐漸加深為政治與經濟不公的認識，同時逐漸聯合有識的上班族去擴大影響（可以通過網路與社群平台），以及逐漸找到願意進入立法院為勞方「血戰」的「賢能之士」，設法先在立法院建立據點，再擴大為平台，逐漸發展成可以跟資方對峙的政治勢力。
勞方的「天年之戰」
有人問我：台灣為何沒有真正的「左翼」或「中間偏左」的政黨？原因很簡單，除了極少數真正的左翼學者（社運人士）之外，我所認識的社運團體（頭人、學者）幾乎都已經從綠營取得好處，變成綠營側翼（夏鑄九則遠赴神州享受「第N春」）。
有人問我：台灣為何沒有真正的「左翼」或「中間偏左」的政黨？原因很簡單，除了極少數真正的左翼學者（社運人士）之外，我所認識的社運團體（頭人、學者）幾乎都已經從綠營取得好處，變成綠營側翼（夏鑄九則遠赴神州享受「第N春」）。
還有人問我：台灣為何沒有真正的勞工組織？原因是：蔣家統治期間「工會」是他們的，陳水扁一執政就另外樹立一個「工會」組織來為自己的勢力服務。台灣從來都沒有「為勞工服務的工會」！
現實這麼讓人絕望，是不是自救比較有效？想要自救，必須夠聰明（贏過 AI），或者夠狠毒（我不鼓勵），或者爸媽留下來的財富夠撐到「天年」。
附記：
其實，台灣的網路言論太惡毒（且往往有政黨在支持，甚至用的是政府預算），我原本早就不想再寫文章談台灣公共事務。忍不住寫了這一篇，以後還是想戒掉這種「忍不住插嘴」的「惡習」。
廚房太熱，我原本就不該進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