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談起跟經濟有關的問題時，很容易就窄化（退化）為經濟學課本的知識及其應用，並以此為憑將他人的論述分類為「對的」和「錯的」。
我在談經濟相關問題時，關心的話題非常地窄：（1）當我們用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觀念去合理化社會現象時，經常是用過時的經濟學教條在捍衛不正義，而罔顧最新的經濟學實證研究。（2）雷根和柴企爾夫人所倡議的許多經濟相關制度嚴重地偏袒資方而剝削勞方，從政治與經濟的角度看，其作法都是不公不義，並且成為今日世界上眾多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的禍源。
2012年以後，許多科普級的大師之作被發表後，我覺得：與其讀我的文章，不如去讀大師的著作（《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21世紀資本論》、《拯救資本主義》、《不公平的代價》、《經濟學好厲害：如果沒有誤用的話》等）。
模型、假設與結論
大學部的經濟學教科書（尤其是大一的個經與總經）經常以「完全競爭市場」為研究的對象，然而現實世界的經濟行為卻經常跟「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有所出入，因此經濟學教科書的結論不必然適用於現實世界。
這是基本常識。然而許多著名的經濟學者卻嚴重地欠缺這個基本常識，而罔顧現實地濫用「完全競爭市場」的理論去解釋現實世界的經濟行為。
譬如，Joseph Stiglitz 的一系列研究就明確顯示：在資訊不對稱，或者不完全競爭的市場裡，理性預期的假設將導致跟完全競爭市場截然不同的結論：政府的干預有機會改善市場效率！
我們都知道真實的市場裡充滿資訊的不對稱和不完全競爭，問題是：實際的市場行為到底偏離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有多遠？有沒有遠到必須放棄「完全競爭市場」假設下所導致的結論（政策指引）？就算必須放棄前述政策指引，政府要如何干預才能真的提升市場效率，而不是治絲益棼、揠苗助長？
由於前述問題很難精準回答，所以長期以來經濟學界就出現不同派別爭執不下的許多問題。
然而在更多的時候，很多經濟學家只是因為從大一起就熟知「完全競爭市場」的經濟法則，因而不假思索地到處濫用「完全競爭市場」的經濟法則，而根本沒有去認真檢視其他經濟模型（假設）是否更吻合現實條件，更適用。
有鑑於此，Dani Rodrik 出版了《經濟學好厲害：如果沒有誤用的話》，指出：「不同的社會環境需要不同的模型。經濟學家不太有可能會發現放諸四海皆準的通用模型。」以及「經濟學家採用的模型多不勝數，各自指向種種相互矛盾的方向。然而，一旦談到時下的議題，他們的觀點卻經常趨於一致，而且無法以既有的證據提供合理的解釋。」
Dani Rodrik 同時在書中舉出哈佛大學教授 Greg Mankiw 當作「經濟學界高度共識」的八個命題為例（其中一個是「訂定最低工資會導致年輕與非技術勞工的失業率提高」），指出：在不完全競爭、不完全市場或者不完全資訊的模型裡，結論是相反的。並且質疑 Greg Mankiw：「經濟學教導我們的，是一項結論或其相反論點成立的確切條件（關鍵假設）。」（意思是：所有的結論都必須有對應的前提；且唯有在現實條件吻合這些前提時，該結論才適用）「他們既然身為科學家，難道不該為自己的背書添加適當的限制條件？他們難道不該擔心這種毫無疑義的陳述（未註明適用條件禍前提、假設的陳述）有可能會產生誤導的效果？」
從假說與數學模型回歸到實證研究
事實上，Greg Mankiw 清列上述「共識」的時間是在 2009年2月，那時候經濟學界還不確知金融風暴的最終規模會有多大；而那些「共識」的調查日期絕大多數都在 2008金融風暴之前，那時候主流經濟學界還相信真實的市場裡不會有系統性風險，也相信真實市場裡的資訊不對稱與不完全競爭只是「瑕不掩瑜」的枝微末節，不值得一提。
然而 2008-2009 的金融風暴一舉推倒了經濟學界對於芝加哥學派（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許多基本假設的信心。原本最擁護芝加哥學派的國際組織 IMF 和世界銀行都一再推出新的實證研究，並據以認定：「適度調漲基本工資有益無害」，「貧富差距有礙經濟發展」，以及「這個世界需要的是貧富均霑（inclusive development）的經濟發展模式」等。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 2014年出版英文本後，更是以複雜的實證數據顯示：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市場機制嚴重地偏袒資方而壓迫勞方，以致資本所持持續擴大而勞動所得日益縮小；除非政府適當地介入（賦稅與所得重分配），市場機制會導致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實質薪資所得日益倒退，資本主義社會將會為自己挖掘墳墓（跟馬克斯的結論一樣，但是從馬克斯的思辨方法改為紮紮實實的實證研究，遠比馬克斯更科學）。
此外，諾貝爾經濟學獎越來越重視具有創意且能釐清事實的經濟學實證研究。
經濟學終於開始要脫離「半是神學，半是科學」的狀態（薄弱的證據＋想當然爾的推測（speculation）＋（過度）簡化的數學模型），向「越來越像實證科學」的方向邁進。
然而國內卻還有自以為是的經濟學者對這個發展趨勢嗤之以鼻，甚至無法理解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何要去進行「早就知道答案的簡單實驗」。他們完全無法想像：人在赤貧的環境下，其經濟行為的模式（偏好與選擇）有機會截然不同於富裕社會的人，因而未經實證研究之前不可以輕率地妄下結論。
這樣的經濟學者，剛好可以跟「何不食糜」的晉惠帝前後輝映，照耀千古！
於此同時，Joseph Stiglitz 的《不公平的代價》清楚而詳盡地列舉美國既有政治、司法與經濟制度如何偏袒富人（資方）而壓迫（剝削）勞方（受薪階級，也就是90%以上的選民），Dani Rodrik 的《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指出全球化如何造成民主與經濟發展的兩難，他的《經濟學好厲害：如果沒有誤用的話》舉例示範如何恰當地引用不同的經濟學模型來解釋（解決）不同的經濟現象（問題），而 Robert Reich 的《拯救資本主義》則極其有條理而系統井然地分析美國實際上的政治與經濟運作，指出這些制度和實際運作如何扭曲市場行為而創造出嚴重偏袒資方（剝削勞方）的現實，以及如何通過制度的改革來改善（緩解）社會的不公平。
如果不想自己讀經濟學的期刊論文或研究報告，只要讀一讀上述幾本書，就會對真實世界裡的經濟行為（與不公不義）有很清楚的了解，根本不需要我再去牝雞司晨，班門弄斧。
問題是，台灣依舊有一大堆自以為懂經濟學的人在用過時的思維（以「完全競爭市場」為基本假定的經濟學）爭辯經濟的問題。面對這樣「不肯讀期刊論文與研究報告，也不肯讀好書」的人，我多談無益，完全不想跟他們談經濟問題。
從「偽科學」（公設化體系）回歸到政治經濟學
18世紀的經濟學原本是在討論政治上的作為，因此第一本有系統的經濟學專書就取名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767)。即使到了19世紀，John Stuart Mill 的名著還是取名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而其討論的內涵（以 John Stuart Mill 的倡議為例）相當廣，至少涵蓋財富的生產、分配、交易、法律與保障、以及其所涉及的政治與法律的制度與作為。
而且，不管是亞當史密或 John Stuart Mill 的經濟學思想，都跟倫理學（公平正義）密不可分。
即便是新古典主義的劍橋學派奠基之作還是以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871）為書名。
劍橋學派的 Alfred Marshall 把他的巨著命名為 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90），目的是要將經濟學改造成跟力學（dynamics, thermodynamics）一樣的純粹科學，然而卻也讓經濟學者開始跟其他社會科學分道揚鑣，甚至號稱「淑世的哲學家」而實質上卻越來越像不知人間疾苦的「思辨的哲學家」（只在乎數學模型的完美與演繹過程的嚴謹，而不肯認真進行實證的檢驗）。Paul Samuelson 在 1947 的巨著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中將理工學院的數學工具引入經濟學，也同時將物理學（以及控制系統理論）的最佳化理論（optimization, calculus of variations）和穩定性分析（equilibrium analysis）給帶入經濟學，而完成了經濟學的「公設化」（演驗體系化），以及導致經濟學與古典的政治經濟學徹底分道揚鑣。而其最終產物，則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芝加哥派經濟學。
出國前，因為國內許多著名的經濟學者與經濟評論都深受芝加哥學派的影響，所以我也「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地浸染於其間。
留學期間，聽到更多元的經濟評論，並且了解到柴契爾夫人的政策對英國勞工階層的傷害有多深之後，才知道自己過去的經濟學知識是多麼地狹隘與偏食，因而深受震撼。
2008年的金融風暴之後，伊莉沙白二世問當時的著名經濟學家：「如果這件事對世界的影響如此巨大，為何經濟學界是前都沒有感受到任何預兆？」大哉問！我因而開始去找 2008前後的經濟學期刊，因而發現：其實經濟學界早已累積了許多不利於芝加哥學派的研究成果和證據，只不過台灣社會對此一無所知而已。
我試著想要寫些文章突破台灣的偏食與盲點，可惜沒有能力將所讀到的經濟學期刊論文科普化，也沒有能力精準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與看法。
2012年以後，許多實證研究陸續發表，因為其研究與結論相對地容易科普化，因此我試著去介紹這些新的研究。然而總覺得不夠系統化，不夠完整、全面。
2013年《不公平的代價》中文本出版，緊接著2014年《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中譯本又出版，之後《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拯救資本主義》又相繼出版，芝加哥學派的謬誤以及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都被有系統地揭露。
對於願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人而言，經濟學必須重拾政治經濟學的廣闊視野，這是顯而易見的。
今年三月，我在部落格裡介紹了經濟社會學與制度經濟學的一場論戰（參見「不讀可惜的另一篇論文」）。五月份又介紹了《單向度的人》與 1960s-70s年代的學生運動，算是補齊了經濟學界鮮少有人知道的另外兩個向度。
有了這兩篇文章和前述的大師著作，實在不需要我再去談經濟問題了（能懂的人早已懂，不懂的人依舊不會懂）。
所以，我不想再跟任何人談經濟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