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的文章其實是《論文寫作完全求生手冊》的〈附錄一、質性研究的經典，小蝦米挑戰大鯨魚的傳奇〉。它一方面介紹這一篇論文的背景與主要內容、架構，也同時分析這一篇論文的寫作技巧，以供從事質性研究者參考。
然而不管是它的內容或寫作技巧，其實都很值得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參考，尤其是對「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反感者與擁護者，以及贊成與反對把「市場機制」視為一切社會問題（甚至包括大學的運作）之解方的人，更是「不讀可惜」。
附錄一、質性研究的經典，小蝦米挑戰大鯨魚的傳奇
《論文寫作完全求生手冊》的第一章曾預告一場社會學小蝦米挑戰經濟學大鯨魚的論戰，它從1980年代一路延燒到21世紀。大鯨魚是諾貝爾獎得主 Oliver E. Williamson，當時他早已斐聲國際，並且有「經濟學帝國主義」在旁吶喊、助威；小蝦米則是剛在社會學界嶄露頭角的馬克‧格蘭諾維特。表面上的爭議焦點是：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是否能適切地解釋公司存在的理由，以及其決策與運作的原則；更深層的爭議是：社會學是否能就公司的運作與市場的機制提出比經濟學更深刻、適當的解釋。
結果，馬克‧格蘭諾維特在 1985 年以〈鑲嵌的問題〉一文凸顯經濟學界視野的狹隘與不合理處，同時為社會學界提供了一個研究市場機制的理論框架，因而奠定了當代經濟社會學與網絡分析的基礎。至於〈鑲嵌的問題〉，則成為戰後社會學界被引述次數第二高的期刊論文。
本附錄將會介紹〈鑲嵌的問題〉的論文架構與論述策略，以供質性研究者參考；另一方面是藉此進一步佐證：若拿社會科學的質性研究與理工的研究相比，前者在論文架構與論述策略上確實有機會更迂迴而複雜；然而若洞視表象而直探其背後的原則與要領，所有實證的研究其實都若合符節，甚至大同小異。
此外，社會學界與人類學界過去的研究成果大有助於我們了解當代社會的運作原理。可惜這兩個學科的研究成果在台灣一直被漠視，也間接促成台灣社會的畸形發展（重科技與經濟而漠視其他的社會發展面向）。有鑑於此，期待這個案例的介紹能鼓勵經濟學界與理工學界的研究生去吸收社會科學界的新知，間接促成台灣社會較健全、多元的發展。
新仇遇上舊恨：舞台背景裡的經濟學帝國主義
點燃戰火的是奧立佛‧威廉遜，他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裡宣告：「早期的觀念裡引用階級利益、技術，和╱或壟斷的力量來解釋經濟制度。與此相反的，交易成本的理論認為經濟制度的意圖和實際的效果在於節省交易成本」。這一句話或者「言者無心」，然而聽在社學會界的耳裡簡直有如在否定社會學界歷來有關資本主義的各種討論與批判，甚至是有意無意地在否定社會學。因而引燃許多社會學家的新仇舊恨，其中「舊恨」由來已久。
經濟學家保羅‧薩繆森（Paul A. Samuelson）在 1947 年發表《經濟分析的基礎》，將物理學界早已熟知的「均衡」和「最大化」等觀念並同數學分析工具一起帶入經濟學，並且示範這些觀念與工具如何跟當時的經濟學相結合，從而將原本不相從屬的經濟學分支整合成一個嚴謹的演繹體系。
這些觀念和工具交到芝加哥經濟學派的蓋瑞‧貝克（Gary Becker）手中後，他從 1960 年代開始積極擴張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用「效益最大化」的原理解釋各種傳統上屬於政治學與社會學的議題，包括勞動力供需與種族歧視、犯罪與法律、消費行為與偏好、人口與生育，乃至於愛情與婚姻等。這個發展趨勢引起政治學界與社會學界被邊緣化的危機感，因而引發「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爭議。而較狂熱的經濟學者更進一步宣告「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正當性：經濟學是所有社會科學中唯一兼具演繹與實證方法的嚴格科學，而且能兼顧資源的有限性與效益的最大化，因此能對各種社會問題提出比較可靠、信實的答案。
在這背景下，奧立佛‧威廉遜的宣言引起許多社會學者極端的反感，且亟於捍衛社會學的疆域、特色與價值。然而這又是一場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苦戰。經濟學有統一的理論架構，她的領域擴張也確實為其他社會科學界帶來許多新的洞見，其概念與分析工具甚至獲得許多政治學者與社會學者的採用；再加上一九六九年起諾貝爾獎的加持，使她的獨尊地位有如「實至名歸」。對比下，社會學內部卻經常歧見橫生，「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猶如一盤散沙。另一方面，經濟學的基本知識已經是商界、金融界與個人理財的必備工具，甚至是討論國家政策與政府績效的必備工具；而社會學的知識不但難以對外擴散，不同的分支之間甚至彼此陌生得有如「雞犬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
沒想到馬克‧格蘭諾維特的〈鑲嵌的問題〉卻異軍突起，不但為社會學界提供了一個共同的理論架構，還隱然成為「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共主，以及深入敵境的前鋒。其中當然有許多可圈可點的特色。
不過，在討論〈鑲嵌的問題〉這篇論文之前，我們必須先簡略介紹奧立佛‧威廉遜在 1970 年代創立的「交易成本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
小蝦米的第一擊與宏觀戰略：企業的決策機制與經濟人的想像
在奧立佛‧威廉遜創立「交易成本理論」之前，經濟學界認為所有的生產活動都是由供需曲線與價格機制「自動調節」的，而所有公司的決策都受制於這個價格機制，沒必要畫蛇添足地去研究公司內部的決策機制。然而在諾貝爾獎得主寇斯（Ronald Coase）的啟發下，奧立佛‧威廉遜認為公司內部的決策機制才是經濟分析的基礎。
歷經數年相關的研究後，他逐漸聚焦在一個關鍵的問題上：企業會把某些生產活動劃歸市場交易（外購或外包），其他生產活動交給公司的內部組織，這個決策的依據是什麼？在成名作《市場與層級組織》裡，他主張這些決策的依據是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原則：經常性或者需要特殊投資的作業劃歸公司業務，不需要特殊投資、市場不確定低且非經常性的作業則交付給市場。至於業務的達成律和風險的控管，他認為主要是仰賴兩種機制：公司內靠管理體系的層級組織（對決策權的服從與獎懲機制），公司外靠法律與契約（訴訟與賠償）。
然而在熟知人際網絡與人際互動模式的馬克‧格蘭諾維特眼中，這個答案簡單、天真得難以置信。因為他知道人與人之間的價值取向可以有很大的差異，反應著社會中每一個個體都有一定的選擇自由，然而另一方面人也通過他的社會連帶而受到社會一定的影響。在有限的自由與各種社會連帶的不同影響下，市場中的人不可能完全只憑經濟學的理性算計進行所有的決策，而跟他所屬的社會網絡沒有任何的互動、關聯。
為了凸顯《市場與層級組織》的經濟學觀點過分狹隘且脫離現實，〈鑲嵌的問題〉首先從宏觀的視野指出社會學與經濟學裡三種有關於人的理論想像：低度社會化（原子化）的個體、過度社會化的個體，以及身在社會網絡裡的自然人，並且凸顯前兩種想像的不合理處，之後再論述自然人的行為特徵。
它先在摘要與導論裡指出，低度社會化的個體對應著「經濟人」的理論建構，他們就像是活在社會性的真空裡，一切行為完全不受親友或社會的影響，全然只受個人利益和理性算計的影響。強調「社會決定論」的傳統社會學則把人看成過度社會化的個體，他們的價值與偏好徹底被社會所控制，甚至把階級意識與社會價值給完全內化，猶如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維坦》中虛構出來的個體，完全沒有任何個體的意志與偏好，也不會因為親友的鼓勵或反對而改變自己的行為或抉擇。
自然人則介於前兩者之間卻又跟它們形成鮮明的區隔，他們被「鑲嵌」在特定的時空與社會網絡中，既有個人的利益考量與偏好，但是也受到他的生長環境影響，還會因為親友的鼓勵或反對而調整自己的行動與抉擇。從自然人的角度看，雖然低度社會化個體和過度社會化個體貌似兩種相反的極端，實則他們的行動都跟自己所屬的特定時空、社會脈絡徹底脫節，不受親友和情感關係的影響而改變自己的抉擇，因而極端不真實。
為了進一步凸顯經濟學與傳統社會學想像的荒謬性，〈鑲嵌的問題〉在導論與第二節裡旁徵博引過去的著名文獻，用以批駁低度社會化個體和過度社會化個體的理論建構。
譬如，為了批判「經濟人」的假設，它引述一位經濟學家的形容：「一群沒有名姓的價格接受者，他們被授予完整的市場訊息，不需要任何個人或社會性的接觸就可以完成交易。因為處身在完全競爭的市場裡，所以完全沒有殺價、談判、抱怨或相互妥協的空間；而形形色色的買賣雙方也不需要維持重複的或持續的關係就可以達成貿易協約，因此也永遠不會增進對彼此的了解。」以上這些描述都極其荒誕，卻又都吻合「經濟人」的核心假設。
另一方面，為了批判傳統社會學觀點中過度社會化的個體，它先引述一位社會學家的巧妙譏諷：「經濟學家討論的是人如何作決定，社會學家則討論人如何沒有能力作決定。」接著批判社會學與經濟學文獻中對社會影響力的過分誇大，彷彿每一個個體都是機器似地，「只要我們知道一個人所屬的社會階層或勞動力市場，其他的一切行為都會自動發生，因為他們都已經被徹底社會化了。」這種「社會決定論」的景象當然也是荒誕無稽的。
最後，它在第二節的結尾處指出：「想要對人類的行為進行有效的分析，就必須避免低度社會化與過度社會化這種兩極端理論所預設的自動化行為模式。」「在本文的後續部分，我將闡明這個鑲嵌的觀點會如何改變我們在研究經濟行為時的理論性與經驗性態度。」
小蝦米的第二擊與逆轉形勢的戰術：經濟生活中的鑲嵌、信任與詐欺
為了更具體而明確地闡述社會網絡的「鑲嵌」效應如何影響一個人的經濟行為，〈鑲嵌的問題〉先在第三節把討論的焦點從較高層次的理論模型轉移到較具體的行為模式「經濟生活中的鑲嵌、信任與詐欺」，然後旁徵博引既有文獻的證據，用以說明鑲嵌在社會網絡之中的自然人會受到社會常規與身週人物的哪些影響，又如何在真實的世界裡決策與行動；之後它在第四節又進一步縮小視野，以第三節所建立起來的觀察和原則去詳細批判《市場與層級組織》的觀點，從而凸顯經濟學觀點的狹隘與缺失，以及「鑲嵌」的理論如何可以較週延地解釋真實世界裡公司的決策與行為。
譬如，它在第三節裡指出：「互信」是一切經濟行為的基礎，如果沒有互信，我們在加油站裡不會拿千元大鈔去支付不到五百元的油錢，並預期著足額的找零。問題是，一個完全仰賴理性算計且只在乎私利的「經濟人」，為什麼不用詐欺去極大化他的利益？主流經濟學的標準回答是：設計適當的獎懲機制，讓詐欺的人「得不償失」。然而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只憑制度設計絕不足以制止善於鑽漏洞的人。另一方面，有些經濟學家警覺到法不足以自行，改而乞助於普世道德。諾貝爾獎得主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就曾說：社會的演變「會逐漸發展出某些心照不宣的社會默契，同意要考慮到他人；這些默契攸關著社會的存亡，至少對其運作效率有重大的貢獻。」然而這種論點又犯了「過度社會化」的盲點，因為當社會網絡不存在的時候，人們捍衛道德的決心往往會鬆馳（譬如，在空曠無人的郊野處看見閃黃燈的十字路口，很多人不會先停下車來，確認沒有其他來車才穿越）。
為了凸顯社會網絡如何影響人的互信與行為模式，馬克‧格蘭諾維特引述著名的「N個囚犯的困境」：戲院失火時，群眾爭先恐後地擠在門口，反而無法順利地疏散。很明顯的，這些人欠缺的不是理性算計，而是互信：他們不相信大家會守秩序（不插隊）地魚貫離開。反之，當一棟家屋失火時，一家人總是能互助而有秩序地離開，關鍵就在於互信。
不過他也指出來：社會網絡有助於抑制犯罪，也可以助長犯罪（譬如犯罪組織，或者包庇毒梟並且從毒梟受惠的中、南美社區），端視社會網絡的屬性而定。因此，任何一種社會科學的理論（不管是經濟學、社會學與心理學），如果漠視社會網絡的屬性與具體作用，就無法正確地描述（預測）個體的行為。
接著，第四節直接把矛頭指向《市場與層級組織》。他指出：該書以為只憑威權與獎懲機制就足以貫徹公司內的決策，犯的是過度社會化的迷思；另一方面，該書以為公司之間的交易只能仰仗契約和法律的保障，則是犯了低度社會化的迷思；而把公司內不同單位的分工與承諾看成是跟市場交易完全不同的生產機制，更是嚴重違背社會現實。
他引述契約法的權威學者史都華‧麥考萊（Stewart Macaulay），指出公司之間的交易若有爭執，鮮少會上法庭。所有的公司高層間經常有複雜而重疊的社會關係，通過這些關係去解決問題遠比訴諸公堂更有效率。而公司底層的採購單位和銷售員之間同樣地會有複雜的社會關係，如果無法恰當地履踐合約，公司信譽的損失可能會遠大於司法的判決。接著他又引述哈佛商學院裡關於商業信譽的權威學者羅伯特．艾克斯（Robert G. Eccles），指出長期而穩定的工程承包與轉包往往是建立於牢固的社會關係與相互的信任，性質上介於公司內的垂直整合與市場的交易之間，是一種「準公司」的關係。此外，馬克‧格蘭諾維特又引述社會科學界各種經典的實證研究，指出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在公司業務執行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時批駁奧立佛‧威廉遜對公司內實際運作的想像。
最後，在第五節的結論裡，馬克‧格蘭諾維特先指出：他相信本文所採取的人際網絡分析與「鑲嵌」理論不但適用於分析市場機制，也適用於分析各種人際互動對個人決策的影響。他同時也坦言，這篇論文刻意以市場機制和《市場與層級組織》的批判為示範，其中一個目的是鼓舞社會學家去積極研究市場機制與經濟活動的核心問題，不要畫地自限地只研究經濟活動的邊陲問題。他的理由是，就像〈鑲嵌的問題〉所顯示的，人際網絡分析與社會學的研究取向能夠揭露許多經濟活動的核心機制，其重要性絕不下於經濟學界根據「理性選擇」所能獲得的洞見。
論戰的終局：平起平坐，相互砥礪
馬克‧格蘭諾維特的呼籲在社會學界引起廣泛的共鳴與響應，〈鑲嵌的問題〉這篇論文也從此變成經濟社會學與人際網絡分析的奠基之作。[注一]
一位經濟學者中肯地回顧了這一場論戰的背景、過程與結局。[注二] 根據他的轉述，奧立佛‧威廉遜後來承認：社會網絡與人際關係確實是影響公司與市場運作的「外部的給定條件」；數年之後，他進一步坦承當年的論戰增進了他對社會學與組織理論的了解，並且「對（經濟學的）企業理論有重要的影響」。這位學者也樂觀地期許：雖然經濟社會學與新制度經濟學仍有著不同學科檢視問題時的角度差異，然而它們都旨在探究經濟活動中制度因素的影響，因此其差異應該會在相互影響下日漸縮小，甚至泯滅於無形。
事實上，經濟學界對於低度社會化的「經濟人」假說和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早已有深刻的批判。一篇 1991 年的論文就曾指出發展經濟學的幾個根本共識：「經濟的發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倚賴於社會性與制度性的體系。」「各個經濟體的表現彼此不同，其促成因素除了人口、資源的挹注與技術上的明顯差異之外，還有決定人民權力與義務的規則、社會規範與風俗。」「如果沒有這些差異，幾乎不需要在經濟學裡另闢發展經濟學這個分支。」 而且它還指出：這個共識之所以長期被主流經濟學忽視，不是因為它們不重要，而是因為「很難在一個嚴格定義的理論架構裡評斷它們具體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也很難以量化的方式具體量測他們的效應。」[注三]
然而這些共識促成了《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的出版，這本書的成功也證實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彼此結合、相輔相成的必要性。
小蝦米的啟發：〈鑲嵌的問題〉的論述策略
馬克‧格蘭諾維特從不曾以論戰的「勝利者」自居，他總是主張：經濟學與社會學的視野是相輔相成的。然而〈鑲嵌的問題〉確實為社會學爭取到跟經濟學平起平坐的地位，也相當程度地奠定了 社會學的自信心。
在這個案例裡，他充分發揮了「去蕪存菁，精準表達，以理服人」的能力：他從學術界豐富的實證研究中篩選出最具說服力的案例與證據（去蕪存菁），通過層次井然而條理清晰的論證過程（精準表達），讓不同學術領域的讀者都能信服他的主張（以理服人）。
更難得的，是〈鑲嵌的問題〉議題遼闊，視野可大可小而巨細兼容，卻又條理清晰，層次井然而毫不蕪雜、紊亂。它的核心關懷與主要訴求是高度抽象的理論性主張，卻又能從繁多的個案實證研究中擷取可靠的證據，將其理論牢固地建基在確鑿的事實和嚴謹的論證之上，使它的抽象理論擁有實證研究的支持，而不僅僅只是個案的堆砌或個人的主觀見解。
一般而言，一篇論文的理論層次越高，主題涵蓋面越廣，其潛在的應用價值與影響力也越高；然而其論述也往往越顯得抽象，甚至抽象到讓人不知所云，也難以判斷所言是否屬實而值得信賴。反之，議題越確實，視野越狹隘，越容易找到難以辯駁的證據，而使得其中的主張信而可徵，然而缺點是潛在的應用價值與影響力較低。想要克服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對於學術界的新人而言是有很高的難度。而〈鑲嵌的問題〉之所以能夠跨越這個兩難，是因為它在一篇論文裡採取了三個層次的論述架構。
它先從跨經濟學、政治學與社會學的理論高度出發，提出低度社會化的個體、過度社會化的個體，以及社會網絡裡的自然人這三種理論典型，用以批判「經濟人」與「社會決定論」這兩種傳統理論觀點的無稽，也同時凸顯人際網絡分析對所有社會科學的重要性。有了這個層次的鋪陳之後，等於也為後續的討論準備好了清晰的理論基礎，可以讓實證研究的個案證據有一個系統性的倚附，而不會淪為零星瑣碎的堆砌。
接著，它把討論的焦點往下調降一個層次，轉移到「經濟生活中的鑲嵌、信任與詐欺」這個視野更加明確的議題裡，並且用「信任與詐欺」這個經濟活動的基礎問題去凸顯社會網絡與「鑲嵌」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這個社會學視角的不可或缺性。這個議題既有著中間層次的理論高度，又緊連著許多具體而難以辯駁的案例和實證結果，因而可以獲得較確鑿不移的結論，卻又能跟前述最高層次的理論訴求互通聲息，變成一個論述層次的轉換樞紐。
最後，它把討論的焦點往下調降到最具體的層次，以「公司間實際的交易行為」和「契約與法律的實際保障」為題，用豐富的實證研究結果闡述企業體實際的信任基礎，並且據此反駁《市場與層級組織》中的主張，凸顯經濟學視野的狹隘，以及它跟真實世界的距離；也同時藉此凸顯社會學視野的緻密與相對地完整，以及社會學研究在促進我們對人類經濟活動的認知中可以有哪些潛在的貢獻，以及社會學的不可或缺性。
對比下，經濟學界和理工學院的論文往往有鮮明的演繹性格，因而概念與論述的架構通常都是扁平的、單一層次的，其構思與寫作的困難度當然是跟〈鑲嵌的問題〉這種多層次的架構無法比擬的。也無怪乎霍華德‧貝克爾會主張社會學的質性論文原本就很難寫，只靠大一英文的訓練根本不敷所需。
理工與人文，質性與量化研究：異與同
我在理工學院教書，卻不乏社會科學界的朋友，甚至兩度在社會科學院以兼任的身分共同授課。我們常談起一個問題：社會科學的研究與論文寫作是不是遠比理工學院困難。
大略而言，理工學院的研究絕大部分是量化的研究，而廣義的社會科學（含商學院、社會科學院與教育、心理等）則有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的明顯分野：前者通常使用統計方法或其他數學工具去分析不同變量之間的關係；後者則著重在釐清概念與概念或者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非量化的）關係。[注四]
不過，只要是屬於實證研究，不管是質性研究或量化研究的論文，都必須遵從「以證據為本，精準表達，以理服人」的學術精神。因此基本上都是從合理的假設和週延的觀點出發，根據一定的方法和程序去蒐集可靠的證據，經過嚴謹的分析、彙整與論證之後，達到最終的結論。因此，質性與量化研究的論文架構和章節次序通常是高度相似，而要領則是相通的。
然而進一步去詳細考察，就會發現：自然科學與經濟學可以靠數學式與圖表來精確表達複雜的概念、證據和分析的結果，因此要寫得既嚴謹又清晰易讀，是遠比質性研究的論文容易。其次，自然科學與經濟學可以用數學公式的推導取代一部分的邏輯演繹和論證，又有定義明確的符號和數學公式之助，因而較容易將複雜的證據與論證串連成嚴密的系統性論述；然而質性研究的學者卻必須在沒有這些工具的情況下進行類似的工作，因而備感吃力且事倍功半。此外，量化研究的論文在理論、觀點、概念與方法上的前後繼承關係相當明確，因此文獻回顧也較容易做得完整且有條不紊；相較之下，質性研究的文獻回顧就困難許多，連想要涵蓋完整都不見得容易。
以〈鑲嵌的問題〉、〈基本工資〉與〈人臉防偽偵測〉這三篇論文為例，雖然它們的舉證、分析與論述的要領都吻合實證科學的原則和嚴謹要求，然而其構思與寫作的難度確實有相當大的差異。其中〈人臉防偽偵測〉最單純，它只是要提出一種新穎的人臉識別技術，並且證明它比既有的技術更卓越。〈基本工資〉稍微複雜，它分析既有爭議的盲點，改善既有研究方法，並提出較可靠而週延的證據，用以證明一個主張（調漲基本工資可以讓弱勢勞工受益，且不會明顯地影響他們的就業率），並且企圖一勞永逸地終結過去的爭論。〈鑲嵌的問題〉最複雜，它先指出過去經濟學與社會學在分析人類行為時的關鍵性盲點，接著以經濟活動為例闡述如何建立起一個有關人際網絡與人類行為的「鑲嵌理論」，然後再聚焦到企業組織的層次去進一步闡述「經濟生活中的鑲嵌、信任與詐欺」，最後還主張以社會學的方法分析經濟活動，以便大幅度擴張人類對經濟活動的認識。
總體而言，只要是實證科學，對「好」的論文就有高度一致的期待和評價準繩。而其背後所需要的能力，無非是批判性思考和「去蕪存菁，精準表達，以理服人」的能力。
不過，要將這些共識推廣到人文領域或者與文化有關的實證研究時，必須極為審慎、小心，因為這些領域裡有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是不該用實證科學習以為常的標準去衡量的。
有鑑於此，〈附錄二〉將以文化人類家紀爾茲的兩篇代表為例，討論本書所揭櫫的原則在應用上需注意拿捏的一些要點。
注釋
[注一] R. Swedberg, 1997, “New Economic Sociology-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What Is Ahead?,” Acta Sociologica, 40(2): 161-182.
[注二] R. Richte, 2015,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R. Richter, Essays o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51-75, Springer.
[注三] C. Gunnarsson, 1991, “What is new and what is institutional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9(1): 43-67.
[注四] K. Yilmaz, 2013, “Comparis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traditions: epistemological,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ifferences,”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48 (2): 311-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