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裡讓主角哈姆雷特對著他所愛戀的女子Ophelia 說出：「上帝已經給妳一張臉，而妳又為自己製造了另一張。」（第一張是「素顏」，第二張是化妝出來）。今天，通過髮型、髮飾、彩妝、打光、取景角度等等的變化，一個女明星的臉可以千變萬化。甚至只要取景的角度不同，就可能會讓人很不出兩張照片裡的女人是不是同一人。
女人的臉變化再大，也比不過中國龐大地表上兩、三百年的變化。那麼，我們需要多少種「角度」，才能勉強鉤勒出「近世中國興衰」的概貌呢？
YouTube 上面有一場演講「從全球史看近世中國的興衰」，很值得仔細聆聽，認真想想。它邀集了三個背景差異極大且各具代表性的華人學者，從截然不同的角度各自「管窺」這個問題，也讓我警覺到這個問題還遠比我聆聽演講前所能想像的更複雜千百倍！
一、第一場演講「近世中國的興衰」
這場2018年在香港大學舉行的演講有三個講者前後串場，各講約33分鐘；很像是三部曲，彼此的交集似乎很少，串起來卻遠比任何一場單人的演講更啟人深思，也更能激發聽講者的延伸思考。
1、王賡武：大視野下的歷史變化與未來
首先開場白的是在馬來西亞長大的華人史學家王賡武，一個擅長從華僑與歐美觀點看傳統中國的學者（祖父是清朝的官，父親到南洋教書，出生於印尼，在英屬馬來亞怡保長大，念過傳統英式中學、南京中央大學、馬來亞大學新加坡分校的大學部與碩士班，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取得博士，先後在馬來亞大學、澳洲國立大學、香港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他最著名的觀點之一是「海洋中國」與「大陸中國」兩大意識形態（價值觀與歷史驅動力）的衝突、交織與互動。
在這一場演講裡，他從全球近代史的發展趨勢（科技化、資本主義化與民主化）談中國近代史裡「從帝國史觀轉向民主國家史觀」的幾個重大困難，未來歷史發展的「恆變論與終局論」，以及如何從過去歷史的「恆變」尋找未來「應變」的基本態度和準備，言下之意在反駁法蘭西斯·福山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
不過，王賡武主要是從宏觀的視野在勾勒問題的框架，而不是在給答案，因而更能讓人感受到背後的問題真的很複雜！
2、葛兆光：乾隆盛世的敗筆
接續在王賡武之後的，是上海復旦大學的史學家葛兆光，他以清史為重點，講述「一統天下」的清朝皇權在治理龐大疆域與多元異族時所遭遇到的困難，以及皇權體制因應外來挑戰與所需變革時的僵滯、無能。
譬如，清朝於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七十年的時間裡一再出征蒙古的準噶爾部而嚴重耗損國力，乾隆又為了征服人口僅數萬的大小金川（位於四川西隅，主要是苗人，因此又被稱為「平定苗疆」）而先後投入近60萬兵力和7000萬帑幣（歷時29年），以至於耗損國力甚巨而成效有限。讓人不禁要問：堅持要統治那麼龐大的疆域和多元而複雜的56個種族，真有必要嗎？
表面上看起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征伐奠定了乾隆盛世，「海內無不臣服」。事實上乾隆的對外征伐耗損國力甚鉅，從而埋下「嘉道中衰」的遠因，清末民初的孟森已有評價：「自此（乾隆晚年）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後，或起內亂，或有外釁，幸而戡定，皆救敗而非取勝矣。」
其次，洋人中有半桶水的「中國通」堅稱中國數千年來都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崛起之後絕對不會對外擴張。事實上，光是乾隆愛吹噓的「十全武功」裡，就有十次出征八個不服其統治的地區（鄰國或族群）；而且吹噓的規模一方面代表征服的困難度與代價之高昂，另一方面也顯示抗拒的程度有多激烈。這就暗示著：一向懷著「天下」與「大一統」思想的中國集權政府，唯有徹底鎮壓鄰近所有族群之後才會帶來「口服心不服」的「和平」。
於是，連帶要問的是：我們口口聲聲「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和「儒釋道三家」，好似唐玄焋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歸國後中國龐大的疆域和複雜的族群都早已融入（臣服）於三家思想；然而「十全武功」所暗示的激烈抗爭背後，應該不是「五族共和」，而是56個種族複雜而矛盾的宗教、文化、權力、種族等等的衝突。被乾隆「一統天下」的表象所遮掩的，是清朝龐大江山與複雜族群裡難以被「清史」簡化的多元與複雜。
所以，如果要寫出一部能讓56個種族都「心悅誠服」的「清史」，需要多少種不同的書寫角度？光是王賡武所謂「海洋中國」與「大陸中國」的衝突，就至今依然波濤洶湧；而葛兆光質疑彭慕蘭的《大分流》（江南的富庶與發達，不等於整個清朝治下都同等地富庶與發達，更不該用江南的特例「以偏概全」地去論證中西的異同）時，更讓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富庶的江南只是清朝的一個特例，我們需要多少種不同的典型特例，才可以勉強鉤勒出清朝的概貌？
3、朱雲漢：歐美的衰末與中國的崛起
緊接在葛兆光之後的是台灣的政治學者朱雲漢，這個轉折也很有趣：王賡武是勾勒過去，探問未來；葛兆光的重點是省思過去，而朱雲漢的重點是瞻望未來。
朱雲漢的演講重點有幾個，其一是：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興起造成歐洲跟其他地區日益深化的差異（尤其是所得與科技水準），過去四十年來的全球化造成歐洲以外地區的加速成展而再度縮小全球各國的差距。其次，他摘述經濟學家 Dani Rodrik 的名著《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指出全球化對民主政治的負面影響與艱鉅挑戰，以及歐美各國的政壇窘境。最後是他對於中國興起的樂觀期待——他認為中國可以有（且已經有）正面的貢獻，而且言下之意似乎是：如果沒有中國的貢獻，只靠歐美國家已經不足以維持世界秩序。
某種程度上，葛兆光在呼應（補充）王賡武所提「中國從皇權轉向民主的困難」，朱雲漢在呼應王賡武所提「歷史沒有終局，要對未來可能的變局有所準備」。
然而朱雲漢的樂觀可能讓很多人感到意外，甚至難以苟同。譬如，在我想像中，《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困的起源》的兩位作者就很可能不會同意朱雲漢的樂觀。
二、一本書《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這本書的主要目標是解釋：工業革命以來，為何有些國家可以持續地成長（譬如歐美）；有些國家（譬如日本）表面上總體經濟不成長，但是每個勞動人口的平均產出持續在成長（過去三十年來的總勞動人口持續在下降）；有些國家（譬如蘇聯）在經歷一段短暫的成長後就停滯，甚至進入長期的負成長；還有些國家（譬如非洲和南美洲）始終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且一直無法受惠於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
它的一個重要特色是由經濟學者（Daron Acemoglu）和政治學者（James Robinson）合寫，所以能涵蓋政治學觀點與經濟學觀點下值得重視的關鍵因素。很多讀者甚至會覺得：它企圖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歷史上的偶然因素+既往發展路徑的影響（path dependent developement）＋政治權力的集中程度足以普遍而有效地保護財產權、智財權、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等政府基本職能」這五大主軸解釋「可持續性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然而並非「充分條件」）。
更明確地說，這本書主張：唯有兼具政治與經濟的廣納式制度，且政府有能力普遍而有效保護財產權、智財權、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等人民權益的前提下，經濟的成長才是可持續的；至於有些國家能發展出前述制度而某些國家卻無法發展出前述制度，則是因為歷史上的偶然因素和既往發展路徑的持續性影響。它同時也主張：除非兼具政治與經濟的廣納式制度，否則經濟的成長是無法持續的（譬如1922-1991的蘇聯）。在這個角度下，該書論述的是「可持續性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
然而一個國家在兼具政治與經濟的廣納式制度之後，是否必然會導致「可持續性經濟成長」？該書沒有充分的論證，有時候甚至會不經意地說：歷史的偶然因素也有可能使廣納式的制度被破壞而導致經濟成長的停滯或倒退。從這個角度說，該書並沒有積極提出「可持續性經濟成長」的「充分條件」。
一個只提供「必要條件」而不提供「充分條件」的經濟理論當然是不完備的，因此也必然會遭遇到各種的質疑與批判。譬如，它對地理與文化因素的駁斥，就導致許多的批評。
社會太複雜，沒有任何理論可以鉅細靡遺地包羅經濟發展的所有可能因素。包括工學院在內，我們也只想將可能地掌握對事實影響最重要的因素（primary factors）和效應（1st order effects），而不得不忽略次要的效應（2nd order effects）。如果一本書可以用五大主軸掌握住對「可持續性經濟成長」影響最重大的「必要條件」，就已經值得讚譽了。所以，我對這本書也經常有狐疑和不以為然之處，但是終究覺得它的可取之處已經多到值得一讀。
其次，如果仔細閱讀全書，其實它還有一個隱藏的假設：可持續性成長的必要條件之一是熊彼得的「創造性破壞」，而且是持續（非止於開國明君、賢相或特定盛世，而是世世代代永不止息）且多元的（跨經濟與政治領域，且出自許多人大大小小的創意，而非出自少數「開明專制」的統治者和少數「統治精英」）。其實，這本書之所以特別強調「廣納式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以及政治權力的集中程度足以貫徹政府基本職能，確保個人的創意與努力的成果不會被無故侵損，就是因為作者認定這三者乃是「可持續性的『創造性破壞』」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
如果從人均產值的角度看，地理位置（氣候條件）與自然資源對一級產業（農、林、漁、牧）和初階的二級產業（礦業、手工業、傳統輕工業）的影響當然很大。然而自從工業革命以後，地理位置（氣候條件）與自然資源對經濟成長的貢獻比例越來越少，而勞動力品質（技術與教育水準）、設備與投資（自動化）與基礎設施（水電、交通、公衛等公共服務）的影響比例越來越高。進入後工業時代之後，技術創新與經營模式的創新成為影響經濟成長的首要關鍵。我們可以從下圖裡美國與英國的人均產值曲線看出端倪：20世紀以後美國的技術創新與經營模式的創新持續超過最早進行工業革命與科學革命的英國，因此其人均產值後來居上且持續超越英國。
三、第二場演講「中國成功了嗎？」
Joseph E. Stiglitz 在 2018年有一場演講「How Did China Succeed?」
關心「分配正義」的學者都會在這一點上肯定社會主義體制並且痛斥美國的「分配不正義」，Joseph E. Stiglitz 也帶有這種意味。我相信很多渴望中國崛起 and/or 壓抑美國囂張氣焰的人看了都會很爽。
然而你如果仔細聽，會發現 Joseph E. Stiglitz 的演講只不過是在肯定「中國過去的轉型比蘇聯成功」，而不是主張「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成熟，未來將可持續成長」。事實上他有指出中國過去發展的隱憂（譬如過度仰賴舉債，而且「屢勸不聽」，似乎有無法克服的結構性因素），也指出中國還有許多問題必須在未來以靈活應變的方式去因應，譬如人均所得很低的狀態下已經出現極端嚴重的「所得與教育機會的不平等」，以及其他尚待發展的制度和機制（詳見該演講 13:25 的投影片）。
如果再聽得更仔細，你可能會發現：他認為「俄國失敗而中國成功」的關鍵因素是：務實而虛心地學習他人的經驗，以及不躁進而耐心地迂迴前進（詳見該演講 18:41 的投影片）。
如果你再仔細比較鄧小平時期改革開放的基調與社會氣氛，以及「戰狼」興起以來大陸社會各階層「東升西降」的囂張氣焰與論述、軍事的擴張，以及各種亟欲跟美國抗衡的對外政策，很難不感受到一個事實：Joseph E. Stiglitz 所肯定的「成功因素」主要是表現在鄧小平掌舵時期的中國，近年來那些因素逐漸式微，逐漸被「大國崛起」的狂妄和「戰狼」式的囂張（相對於過去的虛心學習）與「一帶一路」、「國進民退」等的躁進（相對於迂迴前進）所取代。
至於中國會不會秉持「摸著石頭過河」的審慎態度靈活調整自己的內政與外交，也許言之過早，還有待持續觀察。
另一方面， 北大方正集團與清大紫光集團的破產案顯示：中國兩大學術首府還沒有能力將學術界的創新轉化為企業界的技術創新；2020年螞蟻集團滬港上市雙雙叫停，馬雲被約談而一度消失身影，緊接著又對教育科技和房地產行業進行監管打壓，讓很多人狐疑民間企業的科技創新與經營模式創新有沒有一個「官方暗中設置的天花板高度」。
此外，如果從王賡武所說的「大陸中國與海洋中國間的矛盾與鬥爭」去看1949年中共建國以來的一系列變化，我們似乎看到追求一統、穩定而貧窮的「大陸中國」與追求財富、變化而富裕「海洋中國」之間的矛盾與鬥爭似乎不曾歇止，甚至一再激起社會的對立。
於是，我們很難不問：這樣的對立是否有可能獲得平息？共產黨所強調的「共有、平均」跟熊彼得所強調的「創造性的破壞」真的有可能共存嗎？
緊接著，我們也有必要從《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所提示的角度認真追問：在未來20~30年內，中國有可能充分激發民間的各種創意與「創造性破壞」的力量，把中國從「人力、資本、污染密集的世界工廠」轉型為「經濟與技術上可持續成長」的國家嗎？
於是，回到朱雲漢在演講裡所提出的「願景」，我們不禁要提出很多他沒交代清楚的問題：（1）憑甚麼認定中國與歐美的（經濟與科技）差距會持續縮小，而不是像俄國那樣地在人均兩萬美元之前陷入成長的困境？（2）憑甚麼認定中國有能力克服自身的內部矛盾，而行有餘力地參與維護世界秩序？（3）當中國的「戰狼」以外交人員、媒體總編，乃至於復旦大學院長與「左翼孔學」的姿態在中國各個社會階層風起雲湧般地出現時，憑甚麼認定持續擴張軍事力量的中國會成為維護世界秩序的良性力量，而非「布希主義」（the Bush Doctrine）式的單邊霸權，或普丁式的蠻橫侵略者？
四、未遂的心願
讀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我有許多的感慨，也想起一些未遂的心願。
十幾年前我開始批判台灣人所迷戀的主流經濟學思想時，不只備感吃力，還遭遇到一堆無知青年的圍剿。如果當時《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已出版且暢銷，不知道我會不會輕鬆一點？
當年我在批判主流經濟學的時候，目的之一是呼籲：「經濟學必須重新擁抱政治學與社會學，從完整的『社會科學』角度去理解這個現實世界」。雖然《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只強調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重要性，而且不當地忽略文化因素和經濟社會學的視野，然而已經遠比充斥台灣社會的狹隘經濟視野寬廣許多。
其實，雖然《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英文本出版於2012年，然而經濟學界從1980年代以來就積極在發展「內生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名詞解釋、政大學報版），而且持續從不同的角度把經濟、政治與教育的因素納入模型中，以求較完整地解釋經濟成長的動力。從這角度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可以說是這方面努力的成果累積。
不過，我之所以要批判主流經濟學，更重要的考量是：如果沒有經濟民主（分配的正義），政治上的民主只不過是遮掩市場機制中極端惡質的「分配不正義」（不只是貧富差距持續地惡性成長，而且是「所得與貢獻日益不成比例」）；而台灣人之所以看不見國內各種的「分配不正義」，首要原因在於「台大幫」與主流媒體長期灌輸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70年代的「芝加哥學派」至今仍舊統治著2020年台灣的主要決策）。
2008年的金融風暴讓許多經濟學者都意識到「主流經濟學闖了大禍」的事實。然而就像《科學革命的結構》所說的，典範轉移的過程充滿著非理性的爭論。或者就像後世批判維也納學派（邏輯實證論）的「可檢證性」（verifiability）與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時指出來的：當一個經驗事實違背一個理論體系的主張（預測）時，很難確知是這個理論體系的哪一個部分出了問題，也就不確知這個體系所需要的只是像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野性的思維》裡說的那種「補鍋匠」手法。
於是，201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非常世故地頒給三個立場迥異的學者：Eugene Fama 這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徹底相信市場機制，根本不相信有「經濟泡沫」；耶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 Robert J. Shiller 有一本暢銷名著《非理性繁榮》，直指市場機制中的非理性因素，並且兩度正確預言經濟泡沫的來臨；而 Peter Hansen 專長統計模型，對於經濟學的主流與非主流之爭幾乎是「隔岸觀火」。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中譯本2013年八月在台上市，轟動一時，連續兩年高居博客來百大暢銷書的前茅。其實我很懷疑有多少人把這本書讀完三分之一以上，更別說是它究竟對台灣人的思想造成多少的改變。
Joseph E. Stiglitz 的《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和 Dani Rodrik 的《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分別在 2013 和 2016 年在台出版中譯本，原本應該足以撼動台灣人對主流經濟學長期的膜拜與信仰，其實真正的成效或許並不值得樂觀。
至於《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出版與暢銷，又會對台灣社會帶來什麼樣的轉變？我好像無法樂觀。以朱雲漢為例，他是個關心分配正義且關注經濟問題的政治學者，2018年的那一場演講裡他卻似乎嚴重忽略一個事實：《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的作者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抱持高度的懷疑。何以致此？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