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情感與情操＋清華的核心價值

      如果你從正門進入清大，會在車道左側看到一排榕樹，其中一株盤根錯節地抱著一塊石頭（左圖偏下方），它記載著清大一段可貴的精神傳承。你能從這照片裡悟出那是一段什麼樣的精神嗎？

      其實，校門口附近的草地上到處散落著這樣的石塊，只不過左邊這張照片裡顯示的是這石塊的背面（多年來它一直背對著路人，不是我刻意去把它翻轉來拍照的），而且它不是唯一背對行人的「勒石」。
      這些石塊就是我在《清華園裡的老寶貝與歷史文化長廊（2/2）》提到的：清華曾有許多松樹，樹前各安置一個刻有各屆校友級別的大理石，寓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它們還有另一個寓意：「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老校友們送這些勒石時情意深長，寓意深遠，期待後人秉持老校友們最珍惜（感動）的清華核心價值，以栽培後進為職志，而不是以蓋房子、擴張校地與經費為職志（這是大陸土豪的專長，不該是清大的職志）。

      這份深情早已被遺忘，連帶地它背後的核心價值也日益淡薄。本文將以劍橋大學為對比，談談一個大學的核心價值與歷史記憶。

一份來自清大層峰的文件，三個有趣（悲傷）的謎語

      我在《清華園裡的老寶貝與歷史文化長廊（2/2）》一文曾感慨地說：「可惜，這些大理石已經悉數被拋棄，連帶地也剷除了今日清大師生跟傑出校友的情感聯繫。」[註一]

      不久就有朋友幫「層峰」轉寄一份清單（下圖為其中之局部），向我證明：這些三角勒石都還在，且都「存檔列管」。

      然而這樣的現況就是珍惜校友情感與清華核心價值的表現嗎？請大家看看這些勒石的現況（如篇首那張圖裡「羞於見人」的勒石，以及下文敘述），心思不太魯鈍的人都會它們今日的下場感到悲哀，也為清華的絕情（或麻木）感到心寒。

      如果你走過新郵局前那個緊鄰機車棚的人行道，或許會不經意地看到草地上有一塊勒石（如下圖），然後納悶：「這什麼東西啊？」其實它們就是我在上文中所說的「歷屆校友捐贈的大理石塊」，校方正式名稱「歷屆校友捐贈勒石」，簡稱「勒石」。

      這些勒石的原貌應該是比較接近下圖：每一勒石被安置在一顆松樹旁，這樣才比較有機會喚醒來者「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和「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清華精神。

勒石在松樹前，接近原貌；但校友級別可能已經有誤

      目前絕大部分勒石已經被粗暴地挪離原本位置，成排而無序地亂置於機車棚與人行道之間的草叢中（見下圖）；

位於正門與東側門間的人行道旁，車棚邊緣，成排亂置

左起1917、1919、1921，級別次序錯亂且不在原始位置

應該面向馬路卻變成側向，且年份（1960）錯誤

      有些勒石就像本文一開始展示的那一塊，被「罰」背對行人，不得以面目示人（有如做錯事，羞愧得無以自容）。

      還有些勒石看起來似乎位置正確，其實卻被亂點鴛鴦譜，錯置到木麻黃或榕樹旁（原本應該是在一排松樹旁）。

攝於新郵局之前，勒石被錯置在木麻黃之前

被錯置在榕樹下的勒石

      而大門右側的松樹群草地上立了一小塊鐵牌，上書「三角勒石」，並附一個QRcode。我不相信會有任何人知道其意（我相信立這塊鐵牌的人也只知道「三角勒石」是校友的捐贈，而不知道校友捐贈的其實是一整排松樹）。

攝於大門進來後右側，後方可以看見元慶交通車

松樹群與「三角勒石」的「尋寶遊戲」

      校友們當年所捐贈的，表面上是一排松樹和立於松樹之前的「三角勒石」，實際上是用以感謝母校「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並且寄望母校師生繼續發揚清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精神，造福後人。這個精神感動過我，所以我牢牢記住。

原松樹群，植於舊化館往工一館路上，外側榕樹植於1998年

      這些勒石上的每一個號碼代表某一屆校友：根據清大習慣，「1980級」代表1980年畢業的大學部校友，「1980G」代表1980年畢業的研究所校友。要不要猜一猜，這些「四處飄零、流離失所」的勒石們，最早的年份是哪一年？為什麼是這一年？（謎底下詳）

      根據校方紀錄，這些勒石的最晚年份是1975，意味著這一批松樹的最後一棵是在1979年種植的。據校方紀錄，刻著「1975」的那一顆勒石被置放在舊化館往工一館路上的某棵榕樹下，緊靠著樹根。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找找看。至於實際上這個「種樹、立石」的畢業儀式前後經過幾年，我已忘懷，也不確知1975是否真的就是最後一屆。

      此外，根據校方現有紀錄，1924、1926、1928、1930、1932、.......、1971、1974 等一共有 24 顆勒石已經不存（目前佚失的總數或許更多），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現場盤點看看。

      這些勒石的遺失與「飄零」並不是某一任校長要單獨負起全部責任，而是逐漸佚失與「飄零」。然後在工程一館啟用的1988年暑假，學校在校友留贈的松樹前種下一整排榕樹，而植樹工人在不知勒石的意義下把它們挪開後四處錯置，而造成今天這種「四處飄零、流離失所」的現況。

      至於舊化館（新郵局）前的松樹與勒石之所以錯位，與前述榕樹的植栽無關，只能歸諉於歷屆逐年累積的疏失（大門右側的松樹與勒石亦然）。

      這些勒石中最早的一年是 1909，那一年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成立「遊美學務處」，並在北京舉行首次遊美學生考試，錄取包括梅貽琦、金邦正在內的47名學生；他們在肄業館內求學的時間僅三個月，並且在當年11月就赴美留學，因而是清華最早的畢業生（1909級）。

      那麼，這一顆跟梅校長同屆且標誌著清華立校年份的勒石現在在哪裡？校方的紀錄說是在「東崗停車場」，有興趣的人去找找看，看誰先找到！

劍橋鎮與劍橋大學如何對待學校的重大歷史

      略知近代物理的人都知道，劍橋大學有過許多偉大的物理學家和革命性的科學發現：牛頓力學，以及電子、原子核與DNA的發現等。因此，走在劍橋鎮的大街小巷裡，隨時會撞見歷史，有如穿越時空般的踩踏在重大歷史事件的現場。

      為了喚醒英國人的歷史記憶，英國政治家 William Ewart 在1866年提出藍色牌匾計劃（Blue plaque scheme），用以標記知名人物的家或工作場所。這個計畫在劍橋鎮有一個分支（私人基金會）Cambridge Past, Present & Future，他們用藍色牌匾貼在重要歷史地標的牆上，用以紀念劍橋鎮（劍橋大學）的重要歷史人物和事蹟。譬如，下面這一張是紀念密碼學家兼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之父 Alan Turing（他曾是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學生與數學系教授）：

      這些藍色牌匾所在的街道構成一條「文化藍帶」，有別於都市計畫裡的藍帶（水）與綠帶（樹）。如果你對劍橋大學的「文化藍帶」有興趣，底下這張地圖是劍橋鎮中央地帶最具歷史意義的亮點（更多資訊在此）：

      上面這一張圖的下緣（中央略偏左）有一條南北走向的小巷叫「Free School Lane」，它的右側有四個紅色字，由上而下分別是 Cavendish、Thomson、Perse、shields，你不妨稱它為「科學史上最偉大的巷道」。底下是這個區域的放大圖：

其中「Thomson」是指發現電子的 J. J. Thomson，他的學生 Ernest Rutherford 發現原子結構，而 Rutherford 的學生 Ernest Walton 則是史上第一個以粒子加速器轟擊原子而造成核分裂的人（核分裂之父）。這三件大事和 DNA 的發現只不是 Cavendish 實驗室舊址（就在 Free School Lane）上四件最重大的科學發現，然而在Cavendish 實驗室遷往新址（1974）之前，這個舊址上已經產出 23個諾貝爾獎得主，並且後來還有五位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成果跟這個舊址密切相關（這裡有一部影片介紹 Cavendish 實驗室舊址）。

      Free School Lane 上的第三位名人是劍橋大學的校友與教授 Stephen Perse（1548-1615），他臨終時捐錢在 Free School Lane 上面建立一所學校（原名 Free School，現名 The Perse School），校訓很啟人深省：「為善者還報於己」（Qui facit per alium facit per se）。底下是 Free School Lane 上面紀念 Stephen Perse 的藍色牌匾。

      至於 Free School Lane 第四個歷史標誌「shields」，是指一塊鐫刻著四大「家族徽章」的石刻（見下圖），用以紀念四個科學巨人：提出科學方法的培根（劍橋三一學院校友）、牛頓、William Herschel（發現天王星）、William Hyde Wollaston（發現鈀元素、銠元素和太陽光譜中的夫琅和費線）

左上：培根；右上：牛頓；左下：Herschel；右下：Wollaston

      此外，劍橋大學另有她自己紀念重大校史的牌匾。下圖是Cavendish 實驗室舊址的入口，

      請注意：上方照片左緣偏下有一塊灰色大理石的牌匾，鐫刻著金色的字體，載明此地是 Cavendish 實驗室舊址（見下圖）

底下是劍橋大學在 Cavendish 實驗室舊址紀念「發現 DNA 結構」的牌匾

底下是 Cavendish 實驗室舊址上紀念 J. J. Thomson 的牌匾

藍帶、綠帶與文化藍帶（文化與歷史走廊）

      都計與規劃的人都重視一個城市要有藍帶（水）與綠帶（樹），也重視歷史景觀、歷史建築與歷史記憶的保存，然而我從來沒聽過都計與規劃的朋友跟我談「文化藍帶」。最近問了幾位該領域的朋友，他們也覺得奇怪，只能回答我：以前都是個案考慮，從沒想過要連結成一個「文化藍帶」。

      其中一位若有所悟地反問我：台灣有哪一個城市或街道可以像劍橋的 Free School Lane 或 Trumpington Street 那樣充滿重大的人類歷史價值嗎？劍橋會不會根本就是罕見的例外？

      我反問他：你們那麼重視古蹟保存與老建築再利用，問題是台灣有哪一座建築的歷史價值比得上劍橋的代表性建築（譬如：國王學院、三一學院、Cavendish 實驗室，etc）？

      歷史價值是相對的，清華大學的校史對台灣的重要性直追劍橋大學對英國的重要性。他同意。我再追加一句：清大校門外的光復路，最需要的建設是「綠帶」，還是「文化藍帶」？因為這個建築師跟我相處甚久，通過我而深知清華大學對新竹與台灣的重大歷史價值，所以很乾脆地說：「文化藍帶」！

      我也在這裡問校長一句話：「清大校門外的光復路，最需要的建設是綠帶，還是文化藍帶？」

      我同時要問，對比於劍橋鎮與劍橋大學對歷史的重視，任由三角勒石們「四處飄零、流離失所」真的能算是重視清大的歷史與核心價值嗎？

      前面說過，三角勒石的「四處飄零、流離失所」不能怪任何一認的內閣（我被徵詢過接管校史室，擔任過多年的校發會委員和校務會議委員，長期參與清大決策，當然也要付一部分責任）。但是現在得讓我們好好問自己：假如我們真的重視（珍惜）清大的歷史意義和前人的情感與核心價值，我們到底該如何善待這些三角勒石？該如何彌補我們過去的疏失（乃至於失憶）？

      我還要請清大所有師生，以及關心新竹市城市記憶的鄉親們：「光復路綠門戶計畫」案想要呈現的景觀與意象，真的有深刻反應清大的歷史意義（對學校師生、對市民鄉親、對台灣同胞），和值得重視（珍惜）的精神文化與核心價值嗎？

      假如沒有，或者嚴重不足，校方和市府是不是該認錯，並且積極地設法挽救？

大學需要的是人格者：感人無須偉大，偉大不必然感人

      我念過竹中、成大、清大和劍橋，最自豪的是身為竹中校友（精準地說，是「純種的辛志平子弟，三年都在辛校長門下」），最珍惜的是清大復校後的早期歷史、人物與精神，最敬重的是兩位親炙教誨與人格感召的成大老師（馬承九與陳春錦）。至於劍橋，雖然指導教授是當時英國控制學界的龍頭（皇家學院院士兼副院長），總覺得我跟她的關係是抽象的、疏遠的（那裡始終是異鄉，而不是我情感所繫的故鄉）。

      因此，當我寫到劍橋時，情感上是疏離的、客觀的，反而寫清大校史與三角勒石時是帶著深情和感傷的。

      我的求學經驗與情感記憶清楚地告訴我：一個學校的科學發現雖然足以激勵後人的驕傲，卻也可能培養出學生的野心和「精英霸權」心態，而不必然會培養出用心造福社稷的人才；真正可以提振師生人格情操與無私精神的，是師生相互關心的情份，以及校長和老師們以身作則的人格情操。

      我對清華的感情，就是長期閱讀《清華校友通訊》，從中看到許多感人至深的情誼和精神，因而培養出來的。然而在寫這一系列的文章時，卻不能不感慨與悲傷：我最珍惜的清大情感與精神，已經淡薄到幾乎是「無處尋蹤跡」。

      清大有許多先輩曾為捍衛台灣的民主與自由而犧牲海外亮麗的學術前程。在「光復路綠門戶計畫」案裡，我完全看不到一絲相關的痕跡。事實上，我看到的卻是：這個案裡的大門意象搬到哪裡去都可以（中央大學、南京大學，whatever），因為我完全看不出它跟清大的歷史、核心價值、師生情誼有何關係，也完全看不出它可以如何地加深市民對清大歷史、精神與文化的認識。

      那麼，我們真的就只是要一個號稱「名建築師設計」的大門？還是應該要一個可以讓師生與市民們都能感動的歷史記憶（以及大門）？

      「9,700萬得來不易」這是沒骨氣的、大陸土豪的口氣。清大應該要用知識分子的情懷，以更高的眼界與胸襟，去思索「我們真的有善用9,700萬的民脂民膏嗎？還是在大而不當地浪費公共資源？」這才是面對「光復路綠門戶計畫」案時我們該深思的問題！

[註一] 見該文「後記」第7段，當時我情緒十分激動，未能妥善措詞，精準措詞應該是「這些大理石（背後的精神）已經悉數被拋棄」，其中加底線部分是原文中所無，今日更正措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