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偶像與神級老寶貝
我在許多清大學生和學運學生眼中是神級的老師，而清大東院與西院宿舍裡則有許多我從高中時就崇拜的偶像與神級的老寶貝。
因為仰慕他們的人品、學問與風骨，聯考成績出來時我堅持要把清大物理填為第一志願。為此，我跟媽媽吵了許多天，媽媽請舅舅來勸我，我又跟他大吵一架。最後吵輸，按照媽媽的要求，填了最容易賺錢的系。
譬如，早期清大有流亡學生和遠地來的學生，當時交通不便而學生又窮，佳節思親時師母都會邀他們到宿舍裡品嚐佳餚；還有很多夜晚，教授會在宿舍裡招待自己的學生，暢談學問與人生。
譬如，當時清大復校表面上是要發展原子能的和平用途，骨子裡是要儲備自製原子彈的能力，以便捍衛台灣的民主與自由。當時有能力研發核能和原子彈的華人學者，都是美國學界的精英，其中一位被博士班指導教授捧在手掌心，視為繼李政道與楊振寧之後最有機會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天才。然而為了建設台灣，明知回台後原本亮麗的學術前程便將終結，他們還是毅然決然地放棄亮麗的學術前途而返台。
因為他們的存在，所以清大物理的師資與研究表現一直遙遙領先台大，直到世紀之交才終於被台大追趕過去。
後來，雖然原子彈的秘密計畫被美國特務識破而廢除，他們為台灣培養出來的物理、化學與材料人才卻成為園區半導體產業的中堅幹部——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老寶貝，就不會有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甚至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個李遠哲（清大化學所校友）。
這是一群關心台灣，關心學生的老寶貝。但是他們謙沖自抑，除了親炙教誨的老校友之外，連後來的年輕教授、學生、校長都忘了他們的存在。在「光復路綠門戶計畫」的推動過程中，清大行政主管從來沒有考慮過他們的感受；甚至在所謂的「說明會」裡，他們或遺孀抱病出席，學校主管也不曾在乎他們的感受。而他們對於外界所施與的一切，始終不曾抱怨，始終把委屈吞進肚裡。
我為他們的委屈感到極端的憤怒與悲哀！我恨行政大樓裡的人無知、薄情！人真的可以如此冷酷絕情？人真的可以如此忘恩負義？
有人想要藉著「光復路綠門戶計畫」案「揭露清大的神秘面紗」。其實，清大最值得被揭露的神秘面紗是這些老寶貝們當年的犧牲奉獻，以及他們今天的辛酸、委屈！
東院門戶始終是開放的，即使沒有「光復路綠門戶計畫」，許多人都曾在早春時沿著東院的樹蔭和櫻花樹一路走進來，在燦爛的櫻花林裡拍照，而不曾受到任何阻攔。
其實，如果你知道了清大過去值得自豪的歷史，以及東院的老寶貝們，你會像我一樣，因為跟他們為鄰而感到驕傲！
他們才是清大最寶貴的歷史記憶與活生生的歷史資產，他們跟台灣現代史（產業、科技，以及研發核彈捍衛民主與自由歷史）的關聯，絕不輸徐家匯跟中國西化史的關係。
我們老是譏評中共破壞歷史，不珍惜歷史，然而他們卻在徐家匯地鐵站裡建了一座一公里長的文化與歷史長廊。我們老是自己為進步、有文化，卻一點都不珍惜清大的活歷史，而把「樹小牆新」的校園當作進步的象徵。
我在清大藝術中心三年的努力，以及在社造與社大的一切努力，似乎全部化為泡影。
為此，我既感慨又悲憤，只剩一絲不肯死心的期待：期待老校友們回來看望這些老寶貝們，讓他們知道：不管清大行政主管們多麼無知與絕情，依然有人記得他們的犧牲、奉獻與委屈。
另外一個期許有可能只是妄想：期許著這篇文章能喚醒清大師生對過去歷史的重視，以及行政主管們的良心與良知，大家一起去認真了解東院的人文與歷史價值，以及曾經在這宿舍區發生過的感人故事，體察這些老寶貝們的委屈——這些才是清大最可貴的人文情懷與歷史記憶！
我希望，我們也可以在光復路的人行道上與清大的校園裡佈置一道（數道）文化與歷史長廊，用以提醒新來的師生：這塊土地上曾經有過無數的感人事蹟，曾經是台灣當代科技與產業的命脈所繫。希望這些長廊可以促進清大師生對學校與前人的感情，激勵大家學習他們的犧牲、奉獻與謙沖自抑，並且繼續為這塊土地與社會無私地奉獻、犧牲，而不是汲汲營營地爭奪個人權力、名位。
清大有過偉大的校長，有過難能可貴的老寶貝。我們不該像大陸土豪（炒作土地而暴發，毫無歷史與文化素養）那樣，只想要「樹小牆新」的校園！
後記
管中閩當選台大校長時，黃武雄和李遠哲出來反對，當時讓我極端憤怒，認為他們背棄自己過去的倡議（黃武雄背叛黃武雄的社運理念，李遠哲背叛李遠哲的「教授治校」），為的只是捍衛「綠營治校」（國民黨退出大學校園，只許民進黨與台獨意識形態進入大學校園）。
當時許多台大校友動員政治力量干預，號稱「拔管」案，同樣地讓我憤怒：難道文化大學畢業的人就不可以依台大校規擔任台大校長？
面對「光復路綠門戶計畫」案裡清大主管那種「只想要土木建設與錢，不在乎清華的歷史與活寶貝」這樣的大陸土豪心態，我才警覺到「拔管」案背後的另一個可能動機：不是台大大學部畢業生，不可以擔任校長。
有鑑於近年來清大有越來越多的老師不在乎清華的歷史，我也開始思索：是不是有必要規定「只有清大大學部的畢業校友，才可以候選清大校長」。原因是，大學期間正是最自由、熱情、開放的心靈成長期，也最有機會深刻影響一個人的核心價值與情感認同；如果每一任校長都是清大大學部的畢業校友，就會比較關心清大的歷史，珍惜（善待）跟清華歷史有關的文物與活寶貝。
然而這樣的提案有一個重大缺點：容易墮入「近親繁殖」的陷阱，無法引入外來元素。此外，清大校友不必然會比非校友更重視清大歷史（我對清大校史的重視是出於我的歷史與文化涵養，而不是因為我在此念過碩士）。
我覺得設法在校園內外設置文化走廊，或者用其他手法將清大的歷史記憶和情感散步在校園內外，以巧妙的手法喚醒路過者的歷史記憶與情感，會是更好的手段。
以前清大校友曾在大門進來的主幹道兩側種樹，每一屆種一棵，而且是該屆校友代表種植，同時在樹前立一個小小的大理石銘刻著該屆的級別（1956、1957、1958、etc），寓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可惜，這些大理石已經悉數被拋棄，連帶地也剷除了今日清大師生跟傑出校友的情感聯繫。
我在劍橋大學的感受是：劍橋大學的歷史不但是在我們的生物學與物理學課本裡，也在劍橋的許多角落；所以，路過 Cavendish 實驗室的舊址時，會想起 J. C. Maxwell 在這裡提出了著名的電磁學方程式，Joseph J. Thomson 在這裡發現了電子，E. Rutherford 在這裡發現原子的結構，James Watson 和 Maurice Wilkins 在這裡發現 DNA 的結構，etc；而路過哲學系大樓時，就會想起羅素的數理哲學，和維根斯坦的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可惜的是，路過的酒鬼也會躲在Cavendish 實驗室舊址的牆角裡解尿。
波蘭的歷史記憶手法極富創意。他們曾經強迫華沙市的猶太人遷居到區一個「隔離區」內，為了記取這一段歷史記憶與教訓，他們把許多關鍵的歷史照片安置在該照片拍攝的實際位置（見下圖，猶太人被迫跨過陸橋，進入集居區）
這些照片被安置在街角醒目的位置，有統一的 LOGO 以便於辨識（見下圖）
其實他們展示手法極富創意且多元，讓我對波蘭人（人口3,797 萬）的創意能力驚嘆不已。
浙江大學的校園內有一塊石頭（見下圖），刻著竺可楨校長啟人深省的名言：「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問問，第一，到浙大來做什麼？第二，將來畢業後做什麼樣的人？」
我擔任藝術中心的期間，圖書館館長嫌藝術中心的音樂會吵到他，就去跟沈君山校長告狀，說藝術中心佔用校史館，且太吵，應該遷移他處。沈君山校長偷問秘書處所有同仁，每一個人都說藝術中心比校史館更有活力。結果沈校長先是問我願不願意接管校史館，我不願意；接著他乾脆要求圖書館長把校史館遷走（反正鮮少有人進入過校史館）。
今天，清大校史管照樣地功能不彰，原因是我們對於「校史展示」的想像太刻板、無聊。
當年，我倡議「藝術家走入校園，走入生日常生活」，因而辦了「文化公園」，以及彩繪大地的活動。
前者旨在將美術、音樂與戲劇帶入湖畔的生活空間，並邀附近居民分享。這個構想吸引了新竹商銀總裁詹紹華先生的注意，並以華婉基金會的名義主動捐助每年百萬的活動費；這個活動讓交大校友羨慕不已，於是要求校方成立藝文中心。
至於彩繪大地的活動，我當天忙到不知有誰到場，事後據人轉告：一位「重量級」義工硬把時任交通部長的劉兆玄拉到藝術中心的水泥地板上，趴著畫畫（據說，劉校長邊畫邊埋怨：是誰有這麼大的能耐，讓我趴在這裡）——至於記憶是否與事實有所出入，我沒有十足把握。
「藝術不能只有殿堂，必須有一部分走入生活。」這是我當年舉辦「文化公園」的立意，至於當年地處偏遠角落（工程一館）的賀陳弘與今天行政大樓裡的權貴們，到底有沒有受到一點點感染？看他們今天處理「光復路綠門戶計畫」案的霸道、蠻橫與土豪氣，我不得不認真懷疑自己當年的成效是不是嚴重地不足，才會讓校園裡至今殘留許多自以為是權貴的莽夫！
後記二
校史之所以很難被記憶，有許多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我們對校史的記憶往往止於「歌功頌德」，用一座作銅像或遺照擺滿屋子，權貴、土豪與人品高超的校長共處一室（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就以為這叫「校史館」。這樣的形式與內容都不會感動人，當然就不會有人想要去看。
校史的首要目的應該有兩個，其一是凝聚師生與校友的情感，其二是激勵高操的情懷、精神與思想。為了達成這兩個目的，最好是從歷任校長與教授的言行中，找出最能感動人的名言、行止摘要刻印在類似華沙猶太紀念碑那樣的人為建物上，散落於跟這些人過去足跡最密切相關的地理位置，讓他們的精神、情懷、思想、人格情操繼續活在師生的日常生活裡。
至於那些只會蓋房子，爭權位的校長，根本無助於激勵師生的精神、情懷、思想與人格情操，根本就可有可無。寧可早點遺忘這些人，才不致於敗壞師生的人格與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