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大與新竹市政府的「光復路綠門戶計畫」讓我想起許多往事：陳其南推動的公共藝術與社區總體營造，黃武雄的社區大學，清大的歷史與台灣的科技、產業史，以及上海市徐家匯地鐵站裡的文化與歷史長廊。在回憶中我有感慨與悲憤，有自責與愧疚，和一絲不肯死心的期待與妄想。
數年前我曾走在徐家匯地鐵站裡那座一公里長的文化與歷史長廊，無數的舊照片引領我穿越時光，重新經歷發生在這裡的重大歷史。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徐家匯的歷史就是明清兩朝的西潮東漸史！模糊而抽象的文字記憶突然變得栩栩如生。
其實，清大校園裡也有一段攸關台灣民主與自由的歷史；其實，沒有清大就不會有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其實清大宿舍裡就藏著許多值得台灣人感恩、驕傲與敬重、呵護的老寶貝們——沒有他們就沒有原子爐、半導體產業與護國神山。
其實我們也可以在清大附近的人行道上建立一座文化長廊，用舊照片重現1956年以來的清大歷史和台灣的科技、產業史，讓路人驚覺：原來這是台灣當代史上最重要的地標之一，原來台灣是這樣子建立起原能科技和傲人的高科技產業！
自責與愧疚
陳其南在1994年推動公共藝術與社區總體營造時，我是清大藝術中心主任、新竹文化協會召集人，兼新竹市公共藝術委員，並且在第二年成為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與台北市立美術館諮詢委員。
在其後的1990年代裡我替新竹市文化中心規劃、執行了好多公共藝術案（每一件我都曾參與，時而扮演規劃，時而督導執行，時而自己下海擔任評審），也在清大推動、規劃與執行了兩個公共藝術案。
當時的理念是：政府出資的公共建築與藝術品必須不同於私人出資的作品，後者可以純粹只為案主或創作者的美學服務；然而政府出資的作品必須為公共的需求服務，藝術家必須謙卑地聽取附近社區民眾的心聲，為他們的需要服務。此外，政府的建設不可以只有硬體與功能性，必須要兼顧當地的歷史，用以喚醒當地重大的共同歷史記憶，藉此凝聚附近居民的社區意識，提升他們的自尊心與對於在地的驕傲，因而新生珍惜。
我們把這樣的美學觀稱為「公民美學」，其實你也無妨稱它為「左翼美學」或後現代美學。不管是「公民美學」、「左翼美學」或後現代美學，它所反對的就是精英主義對在地的霸凌，尤其是來自外地的精英主義對在地歷史與民眾情感的踐踏、輾軋。
為了體現這種精神和理念，我們經常要求通過初審的3~5位創作者要在基地駐紮三個月（政府負責供吃住），跟民眾一起生活，探索他們深層的歷史記憶、故鄉情感與驕傲；接著由創作者提出設計構想，由民眾提供修改意見；修改後完成細部設計與模型，由民眾表決和專家審查（評量重點先是該創作是否有體現居民的共同訴求，之後才是在有體現居民訴求的作品中遴選出最具創意、美感，且跟居民票決不會有太大差距的作品）。
這樣運作出來的作品，絕對不會發生「政府訴求與民眾訴求起衝突」的抗爭，不會有人被藝術家的高傲美學或政治人物自以為精英的無知與傲慢所輾軋！而且，這樣的作品會有一定水準以上的美感。至於徹底只想發揮藝術創作美學的作品，就讓私人基金或有錢的大老闆去出資，不該由政府出資！
為了讓這種心態深植於市政府公務員的慣性裡，我們還要求涉及政府公共建設的所有單位派員參加公共藝術與社區營造的培訓計畫，並且用一系列的文建會案子去培養、深化他的執行能力。
在我擔任清大藝術中心的任內，清大不曾有過任何公共建設的爭議；在我擔任新竹市公共藝術委員的期間，新竹市不曾有過公共建設的爭議（香山的1,025公頃濕地開發案是唯一的例外）。
我的自責與愧疚是：即便我們用了那麼多的文建會經費，辦了那麼多場的社區演講和市府公務員的訓練班，即便我們曾經讓那麼多社區居民、市府公務員感到台灣的民主品質在提升，在2021年的「光復路綠門戶計畫」案裡完全看不到我們當年所提倡、培育的精神。清大與市政府的運作徹底回到戒嚴時期的威權體制，自以為是精英的那個階層依舊自以為是精英。
最可悲的是，我花了那麼多心血用清大藝術中心的各種活動在培養清大教授的公共參與精神，最後這些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公共精神今日竟然蕩然無存。
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失敗了，不得不承認自己花過的所有公帑終歸徒勞。我不得不承認自己辜負了那些曾經被我的演講感動而參與過公共藝術、社區營造的居民與學生。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