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可以很簡單，也應該很簡單：政府只要想辦法讓最底層的民眾活得下去，其他人就通通都活得下；只要讓底層的人看得到希望，其他人就看得到希望。因此，照顧底層民眾應該是政府的第一優先責任。但是我們卻長年被嚇唬，幾乎已經不敢要求政府維護基本人權了。
台灣很奇怪，政府最關心的是園區產業與有錢人的需要，而政府資源的挹注也是以高科技產業和富人為第一優先。政府自己是B咖的窮鬼，卻不去幫C咖，而擠盡一切資源想幫資源豐富的A咖，怎麼想都讓人覺得荒唐。
這種「劫貧濟富」的制度之所以會持續地存在，就是因為我們一直被一些用「經濟學」撐腰的論述恐嚇，而相信這些不公不義的制度有著深奧的必要性，只有精通經濟學的人才能理解。擁護這些制度的人，甚至把它們稱為「必要之惡」。
譬如，有人主張「貧富差距為必要之惡」，因為「貧富差距大會刺激工作與生產意願，而促進經濟發展；貧富差距小會培養怠惰貪懶的習慣，不利於經濟發展」。不過，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在十二月號的《金融與發展》月刊裡卻刊出專文〈致命弱點〉，指出亞洲新興國家的貧富差距擴大是其經濟成長的致命傷，因為它會限制社會中人力資本的積累，阻礙經濟的發展和增長，導致經濟形勢的惡化（如增長率降低、波動性加劇等）。該文同時建議亞洲國家提高稅收在GDP 中的比例，以便用這財源提高政府在教育、醫療保健以及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尤其是通過更具累進性的稅收體制，或者通過增加直接稅稅基，來擴大財政政策在（財富）重新分配方面的影響。」
這一篇文章甚至建議亞洲政府提高基本工資，為低收入勞動者進行勞動力市場干預，以便改善貧富差距。積極推動減稅與市場自由化的國際貨幣基金會，竟然建議政府增加稅收、干預勞動力市場，對許多台灣讀者而言，這簡直是匪夷所思。
有些讀者可能還記得，今年夏天管中閔才剛悍然拒絕調漲基本工資，並說過：「不幫企業，勞工損失的可能不只是一顆茶葉蛋，而是連一粒米都沒有。」中研院院士的一席話，嚇得連陳沖院長都不敢吭聲。
但是，柏克萊大學的一位經濟學教授發表了一份嚴謹的實証研究《Minimum Wage Effects Across State Borders: Estimates Using Contiguous Countries》，指出調漲基本工資對低薪者的就業機會沒有任何負面影響。這篇文章受到柏克萊的重視，還在官網上為它發布了新聞稿，指出這一項研究解決了過去實証研究上的分歧結論，證實了「調漲基本工資不會增加短期或長期的失業」。
即便是《經濟學人》這個一向相當右傾的經濟學專業刊物，也在《Raising the minimum wage: Trickle-up economics》一文中評論歐巴馬調整聯邦最低工資案時說：「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are hard to predict.」因此，基本工資會不會造成低薪、年輕人與低技能者的失業率提高，在國外的經濟學界確實是爭訟紛紜，而不像國內這樣地口徑一致。
其實，經濟現象極端複雜，不同派別的見解猶如瞎子摸象，各有一得；而國外經濟學界對於國內視為「鐵律」的主張往往爭辯激烈，還有許多諾貝爾獎級經濟學者會為社會底層發言，因此社會底層的基本人權獲得遠比台灣更好的保障。
相形之下，台灣的經濟政策評論一面倒向企業主與富人，使得台灣的社會底層有苦難言，甚至還在輿論洗腦下自以為「富人皆有理，貧者皆活該」。你沒聽說過嗎？「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英國首相柴契爾甚至說過：「就算你把富人變窮，也不可能讓窮人變富。」
但是，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是怎麼批評這些理論的？「這些理論的流行是因為它們迎合富人和期刊主編的所好。」經濟學的派別與主張分歧，讓許多人有機會正當化不義之財，以便討好富人和財團，這確屬不爭的事實。但是金融風暴以來，質疑主流經濟學的聲音日益高張，過去的「鐵律」恐怕會很容易生鏽。
下次當你遇到基本人權與經濟學「鐵律」衝突時，千萬別立即氣餒而退縮。上網查一查，說不定那個「鐵律」是早已過時的言論，也說不定那只是一個經濟學界長年爭訟紛紜的「假說」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