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流派的經濟學家都同意經濟政策的目標是要促進一國總體的「福祉」（well-being、welfare）。問題是，該用什麼來衡量一國的總體「福祉」？傳統的GDP和GDP PPP都是用錢在衡量一國的總體「福祉」，而經濟學家在評價一個經政策的效益時所謂的「社會福祉」「social benefit」也是用GDP作為計算單位。但是，「幸福經濟學」和許多心理學家卻主張用「主觀的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來作為計算的基礎，並以此取代經濟學裡用錢衡量的GDP（material well-being）。這個主張有心理學的基礎，也有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實證基礎，因此獲得愈來愈多經濟學者與政策擬定者的關切。
把「快樂與痛苦」當作經濟學核心議題的傳統相當地古老，一點都不新穎。「邊際效益」理論之父William S. Jevons（1835- 1882）為他的經濟學名著寫序言時說：「在這本書中我企圖把經濟學當作是快樂與痛苦的高等數學。」[1]
到了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才開始主張用錢來衡量經濟學的福祉：「欲望不能被直接量測而只能被間接量測──而經濟學所關切的各種主要事物中，一個人為了滿足某種欲望所願意付的價格就是經濟學所需要的量度。」[2]
1971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Simon Kuznets（1901-1985）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嘗試為美國政府設計一整套GDP的計算制度，希望較嚴謹而周延地把該算的帳都算進去（譬如：非市場經濟）。但是政府官員嫌他的考慮太周全而不易施行，就把他的原始建議簡化到讓他生氣而跟政府決裂的地步。[3]
不言可喩地，經濟的指標如果錯了，就會誤導經濟學與經濟政策的發展。因此對經濟指標的省思在學術界一直不曾間斷。其中美國最有名的是國家科學院院士，經濟學與人口學家伊斯特林教授（Richard A. Easterlin）。他先是從邊際效益的理論出發，指出每一單位的財富增加對幸福感的增長效益會遞減，但付出的社會代價卻不見得會遞減，因此盲目追求GDP成長是一個有問題的經濟目標。接著，他更以具體的統計數據指出：儘管1946年到1970年之間美國的財富有明顯的增長，但是統計調查顯示美國人並不覺得自己的幸福程度有明顯變化（幾乎持平）。[4] 其他研究指出：接下來的20年內GDP 持續上升，1996年每人平均GDP已達1946年的三倍，但是快樂指數還是持平
[5]，反而覺得自己很快樂（very happy）的人數比率從1958左右就開始持續下降。[6] 日本從1950年代開始到最近每人的平均收入已經增長六倍，但是快樂指數也沒有什麼變化；而歐洲從1970年代以來快樂指數也大致上沒有什麼變化，只有丹麥和義大利是例外。[7]
倫敦經濟學院萊亞德教授（Richard Layard）長期擔任英國新工黨與俄羅斯政府顧問，他在經濟學名著《幸福：新科學的教訓》裡把「經濟發展的悖論」作為他的主題：「我們的生活存在悖論。多數人希望收入越來越高，並為此不懈努力。但是儘管西方社會越來越富足，人們並沒有感到越來越幸福。」[8] 另一方面，Layard 卻從心理學實驗發現：人對財富的需要往往是因為嫉妒，而非因為需要。研究者請哈佛公衛所研究生就以下兩者進行選擇：（A）你每年賺五萬美元而別人只有你的一半收入，（B）你每年賺十萬美元但別人是你的兩倍收入。結果大多數人寧可比別人富有而變窮，也不要輸人而變富有。[9]
Easterlin也指出：許多人都會期待用財富的增加來提升他的快樂，那是因為他們假設當自己的財富增加時別人的財富並不會增加。[10] 愈來愈多的研究也指出：如果財富可以讓一個人更快樂，那是因為他藉財富而提升自己和別人的相對地位，而非因為財富本身可以讓他更快樂。[11] 譬如，東歐的人在德國合併後，雖然財富增加了卻反而對生活普遍地感到不滿，因為他們比較的對象從東德的鄰居變成了西德的同胞。再譬如，不管一個人有多富有，當他覺得比親戚窮時，就會感到不快樂。萊亞德教授更進一步指出：電視的普及化使得人們進行財富的比較時對象變寬廣了，偏偏電視上報導的絕大多數是不勞而獲或者不義致富的人，因而使得人們普遍地變得更不快樂。[12]
Easterlin 後來的統計分析更進一步指出：同一個人財富的增加只具有短期的效益，時間一久他就會適應新的財富水準，因而不再感受到因財富增加而感受到的快樂。所以長期而言，一個人一旦獲得生活舒適所需要的基本所得水準之後，用不著的財富對他的快樂程度不會有任何顯著的長期影響。[13]
這些研究當然有著非常清楚的政策意涵：如果財富對幸福的貢獻符合邊際效益原理，每單位新增的財富對個人幸福指數的貢獻愈來愈小，那麼把財富給富人所能增加的全國福祉遠遠比不上把它給貧困者，因此一個國家光是靠財富重分配就可以增進全國福祉，甚至不需要靠GDP的成長。此外，累進稅率比單一稅率更能增進一個國家總體的福祉。實證研究真的可以支持這一項推論嗎？是的！心理學界在2012年發表的研究證實：累進稅率愈高的國家人民平均的幸福感愈高。[14] 這個結論一點都不讓人訝異，不是麼？
對於捍衛傳統經濟學的人而言，這些研究當然是極具顛覆性的，因此也會有人想盡辦法要扳回一城。其中最努力的很可能是Stevenson 和 Wolfers的一系列共同研究。可惜的是，盡管他們想盡辦法要證明富人的快樂程度會隨財富的增加而持續增加而沒有上限，但是他們也不得不承認財富對幸福的貢獻確實符合邊際效益原理。[15] 此外，如同Easterlin所指出的，Stevenson
和 Wolfers 還未能推翻Easterlin過去的主要結論：財富對富人的幸福感只有短期效益而無長期效益。[16]
這些研究告訴我們什麼？財富的分配與共有遠比財富的創造更重要！而台灣過去的經濟政策卻一直都是在為了創造總財富而不惜劫貧濟富。無怪乎我們普遍地感受到愈來愈痛苦──因為財富的分配愈來愈不公平！
台灣主流的經濟學說（新自由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確實有很嚴重的問題！
[2] Alfred Marshall, 192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Volume. 8th ed. London
[3] Joseph
M. Sirgy, Alex C. Michalos, Abbott L.
Ferriss, Richard A. Easterlin, Donald Patrick and William Pavot, 2006, “The
Quality-of-life (QOL) Research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6:3, 343-466.
[4] Richard Easterlin,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
in Paul A David and Melvin W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Academic Press).
[5] Van Praag, Bernard
M.S. and Paul Frijters, 1999. “The Measurement of Welfare and Well-being: The
Leyden Approach” in Daniel Kahneman, Ed Diener and Norbert Schwarz, eds.,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
[6] Richard Layard, 2003,
Happiness: Has Social Science a Clue? Lionel Robbins Memorial Lectures, Center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School
[9] S.J. Solnick and D. Hemenway, (1998) ‘Is more always better? A survey on
positional concern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and Organisation, 37, pp.373-383.
[10] Richard Easterlin, 2004,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 Daedalus,
Vo. 133, Issue 2, pp. 26 - 33.
[11] S.J. Solnick and D. Hemenway, (1998) ‘Is more always better? A survey on
positional concern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and Organisation, 37, pp.373-383.
[13] Richard Easterlin, 2005,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of Income? Caveat Emptor,”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0, 243-255.
[14] S. Oishi1, U. Schimmack, and Ed Diener, 2012, “Progressive Taxation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Nat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1) 86–92.
[15] B. Stevenson and J. Wolfers, 2013,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ncome: Is there any Evidence of Satiation?,” http://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72663/1/cesifo_wp4222.pdf
[16] Richard A. Easterlin, 2013, “Happiness,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Economic Inquiry, 51(1), pages 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