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教育水準日益提升，而工資卻日益低落，愈來愈多名校歸國的流浪博士找不到就業的機會。這些亂象的根源在於過去三十年來一貫地競逐下游的產業與財經政策。
台灣過去的發展完全仰賴成本優勢，政策手段不出降低稅負、補貼油電、壓低勞動條件、犧牲環境品質，以及為了特定產業的出口配額或關稅而犧牲其他產業。這些補貼手段培養出各級產業競逐下游的惰性，只會壓榨員工勞力而沒有能力發揮員工的技術與創意，還成為政府財政嚴重惡化的元兇首惡。
主計處稱近年來各級政府稅收僅佔GDP的12%，遠低於OECD國家的27%。而世界銀行2012年的統計資料更難看，台灣政府稅收僅佔GDP的8%，遠低於中國的17.5%，韓國25.6%，日本28.1%，以及巴西與英國的34.3%，甚至遠低於國債高築的希臘與西班牙（分別為29.4%與30.7%），和政府結構遠小於臺灣的新加坡和香港（分別為13.4%和13.9%），即使赤字預算嚴重的美國都還有24%。
稅收嚴重不足，使政府沒有財源進行突破困境所需要的服務與投資。新加坡與香港都只算是城市（city state）而稱不上是國家，政府結構小所需經費自然比較少，況且他們還有賭場與彩券來補貼教育、文化與社福支出；結果結構遠大於新加坡和香港的台灣政府支出竟然僅佔GDP的16%，還低於新加坡的17%與香港的17.3%，更遠低於中國的23%，韓國33.1%，巴西38.8%，日本42%，美國42.2%與英國的51.2%。
不管是稅收或政府支出，台灣都像是一個不正常的政府！
稅收嚴重不足，使政府沒有財源進行突破困境所需要的服務與投資。新加坡與香港都只算是城市（city state）而稱不上是國家，政府結構小所需經費自然比較少，況且他們還有賭場與彩券來補貼教育、文化與社福支出；結果結構遠大於新加坡和香港的台灣政府支出竟然僅佔GDP的16%，還低於新加坡的17%與香港的17.3%，更遠低於中國的23%，韓國33.1%，巴西38.8%，日本42%，美國42.2%與英國的51.2%。
不管是稅收或政府支出，台灣都像是一個不正常的政府！
台灣的財政問題不是人事支出佔政府總預算過高的百分比，而是除了非編列的不可的人事費之外什麼經費都不肯正常地編列。假如台灣像個正常的國家，稅收提高到 GDP的24%，政府總支出提高到 GDP的32%，就有足夠的經費解決勞退基金的困境，還有經費帶動國內的交通與休閒旅遊所需要的基礎建設，用國內建設帶動需求，再創體質健康的經濟成長。
況且，台灣的成本優勢早已無法跟新興國家競爭，繼續仰賴 cost down 的老路，無異於政府率所有產業等死。
局勢已經非常明白：台灣唯有力爭上游，生產新興國家無法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才有生存的空間。所幸，台灣的社會發展領先新興國家二、三十年，在教育水準、製造能力、品質管制，以及中西文化的融合上享有可觀的優勢。只要提供業者充分的市場資訊，再有效地結合學術界的力量，國內許多中小企業在品牌與關鍵零組件上都有再創新局的機會。
台灣的品牌在歐美國家和各國的頂級消費市場都不值錢，使得過去自立品牌的廠商一再挫敗。但是新興國家中產階級迅速擴張，台灣很有機會用相對可靠的品質建立中、高階品牌的地位。譬如大陸幼兒用品的有毒塗料事件頻傳，假酒、三鹿奶粉與地溝油一再嚴重打擊消費者信心，都授予台灣品牌在大陸的發展空間。台灣的幼教產業遠遠領先大陸，很有機會在少子化的大陸開創品牌；而大陸人普遍好奇的台灣經驗，則是我們建立文化創意產業的契機。
再以關鍵零組件為例，台灣的製造業水準仍普遍領先新興國家，只要學界的龐大資源能跟業者充分結合，技術升級絕非難事。以太陽能板為例，歐美產業分析師曾預言「歐美提供專利與設計，台灣提供生產設備，大陸量產零組件」為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模式。事實上，油價高漲加速實體經濟貿易的區域化趨勢，許多歐美半導體設備大廠都有意來台灣生產半導體關鍵零組件，問題是政府、學界與業界都欠缺積極而有效的配合措施。
中小企業的弱點在於國際市場資訊不足，以及研發能力薄弱，因而找不到適合自己的進階產品。如果能善用歸國的流浪博士來蒐集國際市場資訊，並且撤除箝制學術界的大學評鑑與五年五百億，就有機會讓業者找到展翅的雙翼。歐美先進國家80％以上的企業也是中小企業，而其工資與產值遠遠高於台灣。只要發揮「上駟對下駟」的優勢，蠶食鯨吞歐、美、日中小企業的既有市場，就可以有足夠的升級空間，而徹底擺脫壓榨土地與勞工的陋習，以及對政府各種補貼的仰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