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讀者建議我把一系列批評「市場教」的文章改名為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我沒有接受。因為，假如新自由主義願意把它的主張100％地加以貫徹，即使還是不能讓我滿意，但是已經遠比現在在台灣和美國實際上演的惡質美國資本主義（有人喜歡把它稱為「雷根●柴契爾模式」）好太多了。
可以冠上「ism」的「主義」通常都有被具體書寫下來的內容，但是所有被書寫下來的內容往往都是用「可以說而不想做的部分」遮掩「想做而不可以說的部分」。妳如果努力去看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代表作「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恐怕不容易找到多少可以抨擊的條目。但是妳如果細心地去觀察目前市場機制的實際運作，妳無法不血脈賁張，義憤填膺。
丹佐●華盛頓主演的「煞不住」（Unstoppable）不是我心目中的「好電影」，它只是我吃晚飯時的小菜。但是，這一部沒什麼了不起的電影裡，卻不自覺地藏了一些很值得深思的片段。這部電影改編自2001年被稱為「Crazy Eights」的真實事件：一列載滿有毒與易燃物的列車因為操作員的疏忽而在無人駕駛的狀態下快速急駛，經過一系列驚險的過程，可怕的災難才被阻止。
導演 Tony Scott 是英國人，曾執導過《全民公敵》（Enemy of the State），算是小有名氣，不過我想不起來他有過什麼嚴肅的作品──這才是我覺得有趣的地方。一個擅長劇情片的導演，只不過是企圖在營造驚悚氣氛的過程中讓全片多一些真實性，卻不小心因而揭露了市場機制令人髮指的運作模式。
災難的導火線是一個邋遢、蠻不在乎的火車司機，他不負責任的態度使得一輛載滿危險的物資的火車在無人駕駛的情況下急速前進。你可以罵這司機不負責任，但更值得深思的是：假如火車司機的薪水就是那麼低，妳找到的司機會通通都是精明幹練而勇於負責任事的人嗎？就像福島事件，當核電廠員工就是派遣人員時，豈不已經注定災難很快地要發生？
市場教的教徒一再地歌頌自由競爭的可貴與市場效率如何造福所有消費者，但是他們卻不願意去問一個簡單的問題：消費者必須要為這些「cost down」的過程付出什麼代價？而在付出這麼高的代價之後，消費者所得到的真的抵得上他們所付出的嗎（看不見的品質被犧牲了，看不見的社會安全被犧牲了，做為員工的消費者還往往是 cost down 過程中被資淺或放無薪假的受害者）？
在HBO的電影「資本愛情故事 (Capitalism: A Love Story )」裡，導演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告訴觀眾：美國民航機駕駛員的薪水低到必須另外兼兩份工作才足以養家，因而往往工作過度而無法提供安全的飛航服務。麥可●摩爾說：我寧可付更多的薪水給這些飛機駕駛員，以確保我的身家性命。問題是：我們都只知道機票的價格，以及看得見的服務品質，而沒有機會知道其他看不見（而更重要）的其他服務品質（飛航安全、飲食安全）等。
假如我知道火車司機對公共安全影響這麼深，我會希望火車司機的薪水更高一些，至少高到可以確保有一大堆精明幹練而勇於負責任事的人擠破頭想要搶這飯碗。問題是，就如同電影的情節一樣，火車公司的管裡階層只在乎公司的資產，以及公司的盈虧，他們相對地不在乎公共安全與人命。
芝加哥學派一再地告訴我們：妳們每一次的購買都等於是一次的選舉，在眾人自主的投票行為下，符合公眾利益的企業自然會壯大，不符合公眾利益的企業自然會萎縮或倒閉；因此，沒必要同情失業的人（因為他們不願意提供公眾所需要的服務），也沒必要同情倒閉的企業（同情他們只會讓這社會沈淪，共產主義社會的失敗就是明證）。
事實呢？我們從來都不完全知道自己選擇的到底是什麼，我們甚至被廣告、媒體，乃至於政府官員慫恿、欺瞞、哄騙去選擇我們不要的東西。我們吃下三聚氰胺，我們買股票支持污染土地與水源的公司，我們投票給出賣我們的政客與民意代表。
此外，我們也從來都無法知道我們掏出去的錢到底如何地被分配。如果我為了改善自己的安全而為火車票付出兩倍的價款，多繳的錢到底會被管理階層當作跨賞自己的「績效紅利」，還是真的用來改善火車司機這種「只需體力，無須智慧的傳統產業」？假如我願意支持台灣的農業、農村與農民，而願意在大賣場付出兩倍的價格買農產品，大賣場會把它視為自己的應得之財？還是通過產銷體系把它拿給農民？消費者真的有辦法在每一次的購買行為中決定他的價款如何被分配嗎？
很多人會高聲地說：「消費者有知的權力」，但是在商業化媒體的操弄下，台灣人其實沒有多少知道事實的機會──除非我們有更好的媒體，以及更好的民間草根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