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工業國高峰會在6/13落幕，中文報導的重點多半在疫苗與氣候變遷、全球供應鏈與兩岸局勢，只有一篇FT中文網的報導把重點放在經濟政策與經濟思想的轉變，並且宣告：未來各國的經濟政策可能會從「華盛頓共識」轉向「康瓦爾共識」。
什麼是「康瓦爾共識」（Cornwall consensus）？它對全球勞工（受薪者與自聘僱者）的處境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Cornwall：亞瑟王與圓桌武士的故鄉
亞瑟王的故事代表濟弱扶強的俠義精神，以及團結對抗協惡勢力。G7高峰會選在這裡，或許並非純屬巧合。
因為，不管是對抗病毒、氣候暖化、企業增稅、強化全球供應鏈的韌性，以及改善逐漸惡化的勞資關係與貧富差距，都需要七國團結一致，並且發揮亞瑟王與圓桌武士的俠義精神。
此外，G7高峰會的核心經濟指導原則，就被官方文件稱為「康瓦爾共識」。
「康瓦爾共識」的內容
高峰會前召開的經濟顧問小組會議為各國元首提出一份具體建議「G7 Panel on Economic Resilience」，其核心綱領就是一份精簡的「康瓦爾共識」（Cornwall consensus），它包含五大原則：
- 團結：加速全球經濟活動的治理以提升彼此共同利益，確保各國政策不僅尊重彼此的利益，還要能促進共同的目標，並且更加行動一致地對抗經濟危機、威脅與市場的扭曲。
- 改善風險管理：包括經濟的、環境的、地緣政治的風險。
- 可永續且目的明確的供給面：與企業界合作，設計出開放、友善創意的市場系統，以便關鍵的（市場）部門有因應各種破壞（風險）的韌性。
- 更好的管理：促進全球性的標準、規則、規範，以便催生出新的經濟體系，使它能吻合我們的價值觀、促進永續、維持勞工的生活水準，並且強化經濟體的韌性。
- 包容（Inclusion）：加入投資在可永續發展的目標，消彌數位落差，消除稅基流失，讓發展中國家有更充足的管道可以參與全球市場；此外，在國家政策中設法消除不平等，支持傳統上較容易被忽略的婦女與少數族群。
這一份共識最鮮明的性格，就是承認現實世界的市場機制有瑕疵，會盲目追逐企業的利益而犧牲人類共同的價值（環境的永續、勞工的福祉、稅基的流失而導致政府職能的弱化），罔顧地緣政治的危機與風險，排擠各種弱勢族群參與經濟活動、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機會。也就是說，在既有的市場機制下，人類的私心會導致某些公共利益的破壞（不是全面性的破壞，也不是全面性的建設），必須仰賴各國團結一致，才能解決市場機制所無法解決（甚至是市場機制製造）的問題。
「康瓦爾共識」的背後推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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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G7 Panel on Economic Resilience」中代表義大利政府，並且很清楚地陳述自己的核心理念和研究心得：「把政府貶抑成僅僅只是在（消極地）修補市場機制的失敗（為市場擦屁股），我們讓自己變得很脆弱而容易受重傷。等到市場失效才開始有所反應，必然太遲，而且代價又通常太高——如同我們在COVID-19和2008金融危機所親見。如此地被動反應是不可能建立起韌性的——政府必須通過投資、誘因和清楚的規則，將市場的力量導向他們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等多邊協議中公開宣示過（重視）的價值。」
在她的近作「Mission Economy: A Moonshot Guide to Changing Capitalism」中，她仔細分析甘迺迪當年的登月計畫，用以支持自己的一個論點：政府不必然無能，只要目標明確，計畫詳備，善用民間（企業界）資源，科學化（理性地）管理計畫進度，政府是有可能完成眾人認定為不可能的任務。她也同時利用這個登月計畫的具體內容，說明類似的高風險計畫不可能單靠市場機制去完成（企業界不願意承擔如此大的風險）。此外，她也清楚指出來：在雷根與柴契爾執政之後，整個社會的運作被「價格」（price）牽著鼻子走，以至於全球共識的「價值」（value）徹底淪喪。
她同時從這角度指出：市場機制的指標是可以用錢衡量的「價格」與效率，而政府不可缺席的職責在於捍衛整個社會共認的「價值」（環境與生態的永續、勞工權益與福祉、平等與弱勢人權等）。因此，政府不該只是替市場機制擦屁股的小弟，也不該把政府交給無能的人管理。政府必須捍衛我們共同的價值，我們（公民）也責無旁貸地必須認真遴選足以委以重任的人才去領導政府。
這樣的觀點很有趣（具有啟發性）。在這種角度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川普（或者任何成功的企業家）何以不是適當的總統候選人（他只是個商人，沒有捍衛社會共同價值的能力與意願）。
另一方面，這個觀點也讓我們可以跳出傳統經濟問題的辯論（思考）架構，不再只是從狹隘的經濟活動與成效（生產與分配）上去辯論「馬克斯 vs 史密斯」或「大政府（凱因斯） vs 小政府（Milton Friedman）」，而是清楚地看到公共事務有兩大主軸：經濟以及價值（永續、人權、勞資關係），彼此不可以取代對方。
康瓦爾共識的後續發展
從 G7 會後發表的「公報」（Carbis Bay G7 Summit Communiqué），前述「康瓦爾共識」並非徒託空言，而是有進一步落實的具體行動計畫，包括：以12兆美元援助其他國家對抗疫情，重申將溫室效應控制在1.5度，2030年以前將30%土地與海洋劃入保護區，對 IMF 注入100兆美元協助其他國家的發展，以2.75億美元協助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更多具體細節參見該公報）。
FT 的 Lex專欄副主編 Gillian Tett 在公報發布前的 6/11 撰文呼籲企業界的讀者注意「康瓦爾共識」，因為這個共識可能會逐漸改變企業界的遊戲規則，至於到什麼程度則有待觀察。
我個人的觀察是：2008金融風暴、川普與英國退歐背後的民怨（經濟發展的果實被1%~10%的人吃乾抹淨）、氣候暖化所造成的全球災害，以及 COVID-19 中各國政府因全球供應鏈斷裂而捉襟見肘（缺乏防疫資材），都讓全世界（鄉民除外）清楚看見芝加哥學派（主流經濟學）與華盛頓共識的眼界有多狹隘，而禍患又有多嚴重（幾乎是直追馬克斯主義誤導共產國家的程度）。此外，上述問題都是「一日不解決，一日民怨難消」。因此，夠精明的國家元首都會有意願去解決，而過去誤導決策者的意識形態（主流經濟學與華盛頓共識）又已破產，剩下的是執政者的能力問題，以及企業界（既得利益者）的抗拒程度（和能耐）。
從這些角度看，G7可能會聯合起來逐步對企業界課以較高的稅負，以便提升政府稅基，用以提升勞資共同的福祉，對抗企業與勞工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氣候暖化、抗疫、公共醫療體系的建立等）；至於勞資利益不同的爭議性問題（勞動條件的改善，工資、工會）或許不會馬上被觸及，但是仍有可能在民怨的壓力下逐漸推上檯面。
中國式市場機制的競爭
有些觀察家注意到：七大工業國的產值曾經佔全球總產值的八成，因此許多國際事務都是他們說了算；然而現在七大工業國的產值只佔全球四成，因而必須邀澳洲，韓國，南非和印度列席助陣，才勉強超過全球一半產值。另一方面，中國產值將近全球的兩成，而峰會的許多主題也都需要中國的配合才能事半功倍。然而中國與蘇俄卻很明顯地缺席了，因此引發人「新冷戰」的想像。
然而七國峰會最終對中國釋出的訊息是：可友可敵，寧友勿敵。就像拜登跟普亭會面後，普亭贏在面子，而拜登要的是裡子：清楚告知普亭美國在他任內的底線。
況且，氣候暖化所造成的全球災害，COVID-19 與全球防疫網的建立，全球供應鏈的再造等，也都是中國、蘇俄無法置身事外的全球公共課題。另一方面，雖然中國和蘇俄在政治上跟G7有著不一樣的意識形態（觀點），然而中國和蘇俄也都深限於各自的經濟問題（譬如，經濟發展的果實被1%~10%的人吃乾抹淨），因而也都有不得不G7合作的現實驅迫力。
因此，未來即便有「冷戰」，其基調也會大大地不同於過去的「冷戰」：未來會更像是「政治與軍事上的對抗、經濟與技術的競爭且合作」的複雜局面。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與環境污染快速成長，且教育水準與科技水準一起同步成長，使得中國在電動汽車與綠能產業的發展速度直追美國，更有機會挾其成本優勢吞噬全球中低階市場（如同三星手機吞噬全球中低階市場），其結果將使七大工業國的勞動力更難在未來找到就業市場。
過去美國以其國內龐大的消費能力作為外貿與外交的工具，換取了無數新興民主國家對其效忠；今天中國也以類似的手段在全球換取第三世界的效忠。當中國以她的方式（宏觀調控）駕馭市場時，她在政治與外交上所擁有的動能也越來越強大。
不管你稱中國式的市場機制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目前中國跟美國（G7）都是以市場機制為經濟上的後盾，在競爭各自的對外影響力，這已經絕非當年蘇聯（USSR）經援模式（欠缺市場機制當後盾）所能比擬。
從這個角度去看，過去雷根與柴契爾所推動的「華盛頓共識」必然要退下舞台。而「康瓦爾共識」將會先從勞資利益一致的邊緣性議題（氣候變化、防疫、供應鏈的韌性）著手，逐步改造資本主義（與市場機制）；此外，在中國式資本主義的競爭下，G7也會被迫逐步摸索改善勞資關係的方法（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提升特定企業的稅負與富人稅，以便強化社會福利的）。
因此，「新冷戰」將不會只是軍事武力的競爭，而會同時是經濟與生產能力的競爭，以及分配與人心的競爭。
結語
馬克斯對資本主義的許多預言都沒有實現，原因是資本主義本身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當共產主義國家表得現越優越的時候，資本主義國家越會向福利國家的性格傾斜。
中國已經在生產面向上學會引入市場機制，然而日益嚴重的「內卷與躺平」也意味著「分配」的問題越來越困擾著中國。未來中國到底是會用社會主義與集權體制降服市場機制，還是會被市場機制腐化而越來越像貪腐與黑道治國的蘇俄，仍待觀察。
可以確定的是，世界越來越複雜，國與國的關係越來多元而不可分割。想要用簡單的思考模式去預測未來也越來越困難。習慣於「給我結論，不要跟我囉唆」的鄉民們，離真實的世界將越來越遙遠——這也是民主政治越來越難以料理的棘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