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妳有沒有修過教育學分，應該都知道教育的首要原則：「適材適教」。
台灣的中小學教育已經跟「適材適教」的教育基本原則完全脫節：不管是資優或學習遲緩，都在學完全一樣的教材（單軌制），只有讀的速度快慢，吸收程度高低的差異；不管是大學、科大、高中或高職，就算課本不一樣，家長、老師和學生對「學習成就」的評量指標還是大同小異――不管是哪一條軌道，不管換多少軌道，最後攻頂的目標都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就算不去美國，大家都念18年，碩士畢業後起碼25歲，男當婚而女當嫁，卻沒有一個有社會經驗，沒有一個有基本生活能力，沒有一個有能力「養家活口」。於是大家一起拖，拖過生理上的適婚年齡才嫁娶（或者乾脆不嫁娶）。
今天的教育不是人才的養成所，而是人才的亂葬岡。
七年級以下的年輕人，恐怕很難再有嚴長壽、吳念真、王偉忠這樣的人才。嚴長壽只有高中畢業，雖然一直待在美國運通從小弟升到總經理，但摸過公司內所有的工作；吳念真高中就開始念補校，邊工作邊上學邊寫作，絕對是老於江湖的人；王偉忠上了大學才開始打工，但一樣是江湖歷練豐富。他們沒有一個出身於名校，但是妳別得罪吳念真，他曾說過：要比嘴賤，他不會輸人，只是不願意而已；王偉忠念的是文化大學新聞系，不要管他節目好不好，光看那張臉就滿是聰明相，大概是一路上江湖混太多才會混到文化去。三個比起來，我猜嚴長壽最乖，也最沒有能力作怪。
我們那一代，最聰明的人一半在台大，一半在各校流離失所（或各得其所）――清大、成大、淡江、輔大，一路到文化，反而政大這個蔣公創的黨校最少聽到搞怪的學生，所以每次說「名校」我都忘了她的存在。這才是真正的多元價值、多元教育、多元文化：不同的學生，經歷不同的學習、成長過程，發展出不同的風格與個人特質，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道路。假如當年性向測驗與人格測驗更發達，家長更關心，才藝班更多家，我們這些在台大外面作怪的人才大概都早已悶死了！
回頭想一想我認識的人才，雖然台大佔有一半的聰明人，但是最有趣、最有特色的好像都不是台大畢業的！反而張昭雄這種文質彬彬的名醫，和馬英九、蔡英文這種沒特色的人，更像是我印象中的台大人。還有幾個極端虛榮又有名的人，也是台大的特產，不過名字就不說了。
台灣社會裡的聰明人很多，聰明才智的表現方式本來有很多種可能，但是想要成績遠比別人好，妳就不能作怪、作自己。所以，我給孩子的家規是：絕對不可以考前三名，太浪費時間了！
今天，爸媽對孩子太關心，大腦科學、發展心理學太發達，才藝班太發達，沒有一個孩子逃得過這個由家長、議員、校長、補習班、老師集體創作的「狹隘心智魔鬼營」。所有的努力只有一個方向：出人頭地、贏在起跑點、絕不可以浪費時間、甚至沒有時間給孩子從錯誤中學習；而終點只有兩個：台大醫學院和台大資電學院（或者一個――成為「集體性強迫性高功能自閉症症候群」患者）。
在這樣的單一價值觀下，我們只有單一的教育目標，單一的發展歷程，單一的養分；不管妳變多少花樣，教出來的學生幾乎一模一樣，只有學習成就的高低差異而已。甚至連補習班都已經跟學校教育無縫接軌――如果說「學校教育與補習教育無別」是太過份的評價，其實也已相距不遠。
我常跟高中老師說：教育不是工業生產，不該期望所有孩子長出完全一樣的東西。一樣是用魚粉當肥料，蕃茄吸收以後要長出蕃茄，絲瓜吸收以後要長出絲瓜，沒有任何一株植物該長出魚骨。
我們一直沒有搞懂一件最基本的常識：孩子長大後只能長成她自己的樣子，或者變成廢人，而很少有孩子能剛好就是父母所期待的那種人才。
後記
我在1983年到1987年之間在清大當講師，1989年回到清大當副教授。不管是當講師或剛當副教授的時候，臺、清、交學生人數都少（沒有國科會傑出獎，所以也沒有超收研究生來進行論文的大量生產），電機、材料、工工和動機系都有非常出色的學生。
我大學蹺課四年，所以我上課也從不點名。但是考試一定出幾題課本沒有的觀念題，沒上過我課的學生幾乎都不會――只有一個學生例外。這學生喜歡打籃球，常遲到，有時候乾脆沒來上課，但是我出的課外題他照樣會。他的期末成績91分，打破我給分的紀錄（通常最高90分）。但是他非常地單純，單純到我懷疑他對人文的東西可能不會有感覺，上課時偷講的哲學觀念他有可能不太懂。班上第二名完全沒有他那種聰明樣，但是對我講的哲學觀念確實很有感覺。生平第一次，我發現有一種聰明是跟人文的敏感度距離很遙遠的。
原來，人的聰明有很多種，而不是只有一種！我這輩子見過很多絕頂聰明的人，見過的人愈多，發現聰明的種類愈多種。但是，學校成績只有一種。想想看，只憑學校教育，針有辦法教出這麼多種傑出的方式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