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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死亡班機架次，圖片原出處：AirBus |
早期的飛機極不安全，第一樁死亡空難發生於 1908年，死者是美國陸軍中尉——奉命執行任務，不得以。
民航機事業開始於 1920年代，剛開始的死亡事故率也很高。1926 年和 1927 年共發生 24 起死亡空難，1928 年有 16 起， 1929 年甚至高達 51 起，相當於每飛行 100 萬英里就有 1 起死亡事故。我很納悶（好奇），當時到底是哪些人會如此勇敢（好奇、不得以）地去搭飛機（況且當時機票應該是非常貴）？
有鑑於死亡事故太頻繁，美國國會在 1926年通過《航空法》，責成聯邦政府建立飛安體系，包括建立航道、審核和發放飛機駕駛執照等。1935年的空難造成新墨西哥州參議員 Bronson M. Cutting 的死亡，美國終於在 1938年成立民航管理局（ Civil Aeronautics Authority）。然而就像上圖所顯示的，即便此後美國一再修法並擴大＋統一飛安主管機構的權責，1960年代的死亡空難事件依舊高得驚人（更多的飛安制度史參見這個網頁）。
回顧著血跡斑斑的早期民航史，我不免會聯想：今天急於在國中小課程裡介紹 AI、融入AI的老師們有沒有想過「可不可以在事態未明之前就把別人家的孩子當白老鼠」？ 稍微搜尋了一下網路，就發現台灣真的已經有國中老師興沖沖地在教學生如何使用 AI 生成文章與圖片，卻似乎沒有清楚交代 AI 的各種風險。然後再去看教育部的「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發現總體而言這份指引對於教育界使用 AI 基本上是「鼓勵」多於「防弊」。
反觀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2025年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與研究應用指南》，它在內容順序與篇幅比重上恰恰都明顯地是防弊先於興利。它在第一章先介紹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原理，第二章介紹將人工智慧應用於教育時所存在的爭議，第三章是如何規範與監管人工智慧在教育界的應用，第四章是監管的目標（項目），第五章才是「促進創造性地將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在教育和研究中」，但是第六章又回到防弊（包括倫理課題與智慧財產權問題等）。
面對已經有兩個美國少年和一位歐洲工程師在 AI 的誤導下自殺，以及網路上許多 AI 成癮以及對 AI 的情感倚賴，再想想國中小學生思想、情感與大腦發育還不成熟的事實，我們真的有必要如此迫不急待地把國中小學生當白老鼠，不顧各種潛在風險地將他們推入 AI 的洪流中嗎？
世界各國不是才正在糾正過去「以數位科技（ICT）推動教育改革」的盲流（迷思），開始回歸「書本與手寫」嗎？難道我們真的要重蹈過去的覆轍嗎？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鑑往知來：回顧「數位科技與教育」的覆轍
教育學界總有學者想利用新科技推動教育的新革命。美國和日本的中小學在 1950年代興起「電視教學」，認為看影片比單調、刻板的傳統教學有趣、內容豐富且有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成效；還可以將優質影片拿到偏遠地區的學校播放，以縮小城鄉教育品質的落差。科學類與史地類教學尤其被寄予眾望。
我念高一時學校也把兩間教室改建成錄製、播放影片的專屬空間，還在好幾間教室擺放了電視，全校師生都為此「教學革命」興奮不已。高三時全校師生都厭倦了「電視教學」，我大一返校時錄製、播放影片的空間又改建為教室。理論與現實的落差往往不是熱衷於教改或革命者所能想像或願意事前審慎評估的。
電視教學的狂熱剛開始退燒，網際網路讓遠距教學成為可能，個人化電腦的普及使個人化與差異化的學習成為可能。有鑑於此，歐美政府在 1990年代起每年都投入龐大經費促成數位產品在教育界的普及化，希望藉由數位科技提升教育品質，同時避免城鄉與貧富家庭的數位落差。然而數十年來的實證研究卻發現成效甚微（文獻1、文獻2），許多學者甚至懷疑數位產品對學童身心的傷害抵不上它對學習成效的提升。
另一方面，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童年與青春期過度使用數位產品時可能會損及生理與心理的健康，包括近視、高血壓、肥胖、心血管疾病、壓力調節能力降低、睡眠品質降低等。再加上社群媒體對青少年所造成的各種傷害日益鮮明，使得越來越多人擔心數位科技總體而言對青少年與學童是弊多於利。
因此瑞典教育部於2023年宣布國中小學的教育政策將改為鼓勵學校使用課本與手寫，數位科技的教學僅限於有證據支持其益處與必要性時，並且考慮禁止六歲以下幼兒使用數位產品。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也於同一年緊急呼籲各國使用數位教育時要適切而有所節制 （相關報導）。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國家也紛紛加入這個風潮。
逆轉狂潮，讓數位科技離開校園：兩部影片
台灣或許很少人聽過 Sophie Winklem 這個人（劍橋畢業的女演員），但是她在今年二月初的一場演講（The Most Compelling Argument Against Tech In Schools）被主辦單位上載到 YouTube 後，吸引了 176萬次的觀看，6.1萬個按讚，和 7,210則留言。
她的主張很明確：數位科技對教育的正面作用近乎零（甚至總子而言是負面的），對於真實的人際關係貢獻是極端負面的，還對孩童的身心有許多負面的影響，應該勇敢仿效瑞典，回歸書本與手寫，遠離數位科技與藍光，讓孩子重新找回有人味的童年與青春期。
她的言詞淺白而直截，引述豐富且證據確鑿（我查過一部分關鍵的事實，基本上都沒有誇大、灌水之嫌，只略有引述不夠精準的小瑕疵），無怪乎底下的留言一片支持。有人把她的整個演講稿完整 PO 在網路上，不想讀英文的人可以用滑鼠右鍵將全文翻譯成中文。
警醒到手機與數位科技（尤其是手機）對幼童與青少年之害的家長越來越多，德國之聲（DW）特別製作了一個紀錄片「The smartphone dilemma - TikTok, Snapchat and how to protect your kids」，請專家談手機之害，報導家長、寄宿學校如何規範孩子們的手機使用時間及其效應，最後還介紹一個人口 2.2 萬的愛爾蘭小鎮 Greystones 如何發起「It takes a village」的運動，呼籲全鎮家長不要讓國小孩子有自己的手機。該運動已經獲得八個小學的參與。
怕什麼？急什麼？有必要嗎？
不管是各國政府或 UNESCO的政策指引，關於是否要將 AI 引入教育界，都措詞模稜而「可與不可「的界線模糊。大家都怕 AI 會造成職場的巨變，企圖提前讓學生具備 AI 的技能以因應職場變遷。
事實呢？MIT 管理學院的資深講師 George Westerman 就曾在一場演講裡說：不管技術的變革速度有多快，組織的調整與員工的訓練、調適都需要時間而快不起來，因此 AI 最終影響應該是深、廣而緩慢。此外，MIT 今年八月發表的研究顯示，企業界三百個先導性計畫中只有 5％的成功率，而成功者主要是委託外部專業團隊針對現場需要開發專用的人工智慧，並且配備記憶與現場學習的能力，以便跟工作人員互動與相互調整後充分融入工作流程中。這意味著 AI 對企業界較大規模的影響是像工業界的自動化那樣，必須為每一個個案量身訂做，因此其推廣速度絕對快不起來。
事實上，耶魯大學在十月份發布的新研究，過去 33個月以來 AI 對職場的綜合影響速度跟既往的電腦、自動化等數位科技相近，只是稍微快一點而已，然而絕非美國主流媒體所誇染的那樣（參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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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科技對職場的綜合影響速度（原出處：耶魯大學） |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教育學界總會有人整天想著提升教學績效的新方法，甚至較學方法的大革命，以便寫出一篇擲地有聲的論文。教育的第一線也總是有老師想賣弄才情，博取名聲。兩種人結合在一起，再加上家長們所知有限，教育類雜誌與暢銷書為搏商業利益而胡亂吹噓、誇染，就造就了一股又一股的「教改」歪風。
事實上，國中小教育能變的理念與方法原本就很有限，真正有益的理念與方法幾乎都早已被提過、實驗過了。根本原因在於：國中小教育的目標是「人人都能學會，人人都用得著」的能力，這些能力不太會因為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的變化而急遽改變；而國中小教育所面對的難題又是千古不變的人性（小孩子永遠無法明白大人為什麼要他們學一堆不知有何用處的抽象學問，而且又如此地乏味，遠不如動漫、踢球、聊天、看卡通——例外的是少數，而那些例外的人又通常不是教改的訴求對象）。
108課綱強調「教素養，學素養」，目標抽象得老師和家長都只知其大意而無法具體拿捏。這種目標為的是因為急遽變化的社會和高度不確定的未來，理念似乎已經很進步，其實從孔老夫子開始授徒以來，哪個朝代的教育和考試目標不是為了「學素養」？
學習目標難更易，學習的難題亙古如新，只能巴望新科技帶來教育的新突破。然而就像前面所附加的幾篇學術論文所說的，新技術對於教育的成效頂多跟它們的負面作用相抵消，更常見的是事前未知的負面效應遠大於原本期許的正面效應，以至於最後是政府浪費巨資，社會後悔莫及。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
手機與社群媒體猶如潘朵拉的盒子，打開後讓無數家長為孩子的自殺與身心傷害而痛苦不已，卻很難再關起來。我們真的有必要在局勢未明之前打開AI 這個潘朵拉的盒子嗎？還是該先學會有效規範AI，確認AI對學童無害，再來謀思興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