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最近出版了新書《找回台灣經濟正義與活力》，除了批評歷來財經、外貿與產業政策的諸多缺失，也提出他自己心目中的產業政策藍圖。我讀了大失所望。
這本書裡拐彎抹角地罵陳沖推出的三業四化以及自由貿易示範區，讀起來隱隱約約覺得似乎矛頭是指向管中閔遠多於指向陳沖。對於那些既迷信新自由主義，又迷信權威的人，這本書或許可以讓他們相信台灣過去萬人敬崇的新自由主義可能真的錯了。
但是，對於那些早就已經知道新自由主義有問題，而想進一步知道台灣該怎麼辦的人而言，讀醫本朱敬一的《找回台灣經濟正義與活力》，遠不如讀張夏準的一篇論文“Industrial Policy：Can We Go Beyond anUnproductive Confrontation?”
朱敬一在《找回台灣經濟正義與活力》這本書裡所提出來的許多觀點都太粗糙、莽撞。因此我在《獨立評論@天下》寫了三篇近作〈生技產業與政府角色〉、〈台灣需要策略性產業嗎？〉和〈倒行逆施的產業與能源政策〉，批評他的主張。
在《找回台灣經濟正義與活力》這本書裡，朱敬一用「兩岸三地貿易模式」當作22K與經濟沒有成長的主要（或全部）理由，我覺得這個診斷太粗糙。因此，先在部落格寫了〈22K與兩岸三角貿易之謎〉，指出產業沒有升級才是根本關鍵：韓國成功地將大學普及化的教育成果轉化為開發全球新興市場與技術升級的動力，因此製造業的人均工資比台灣多出48%。
至於台灣過去20~30年來產業技術何以鮮少升級？朱敬一沒有從結構上與制度上去回答，卻只是提出兩項重點產業（行動運算裝置與生物科技產業），用來對比「沒有重點的三業四化和沒有產業政策搭配的自由貿易示範區」。朱敬一的提法讓我很失望。擔任過多年閣員的經濟學者，談產業與經濟問題時卻不談制度的缺失與改進之道，只想當「先知」（還是財經名嘴），指出台灣的未來產業，這實在不像是閣員的首要之務。何況，生物科技產業根本不適合當作台灣的重點產業（見〈生技產業與政府角色〉），朱院士卻似乎根本沒有去閱讀相關的國際文獻來釐清其中的風險與機會，只想憑自己的「慧眼」，這更是有違學術圈的基本教養。
朱敬一主張台灣需要重點產業與策略性產業，這一點毫無創意，張夏準老早就已經說得遠比朱敬一更透徹、周延。但是歷史上這種策略的流弊也很多，而且是經濟學上大家都知道的事。因此，要主張重點產業與策略性產業，關鍵並非找到偉大的天才，提出眾人智所不及的產業發展方向，而是要在制度設計上兼顧興利與防弊。（見〈台灣需要策略性產業嗎？〉）可惜，朱敬一這個當過政務委員與國科會主委的人竟然對制度未置一辭，反而是沒當過官的張夏準卻在學術研究的嚴謹性考量下提出很多有啟發性的建議。
朱敬一的書很容易讀，讀完後我最大的失望是：一個經濟學的院士，在擔任數年的閣員之後，卻不能從制度上較周延地指出台灣經濟與產業成長困難的關鍵因素（參見〈倒行逆施的產業與能源政策〉），以及改善或解決之道，那麼他在任內到底是在想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