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台灣史的人會寫下大財閥，會寫下台灣經濟奇蹟的「領航者」，會寫下那些騎在台灣人頭上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但是不會寫下絕大多數台灣人的父母親和祖父母親──那些真正為家人與鄰人流過汗水與眼淚，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台灣人。
但是，大財閥憑什麼代表台灣？一個家族，在日本人來時當漢奸去換取產業經營特許，然後在國民政府來台時再度賣台來換取另一系列特權，這樣的家族被寫在台灣史裡，是為了表彰台灣政治與金權的黑暗面嗎？仔細查索今天檯面上的產業與政治世家，哪一家真的敢把完整家史與政商勾結的過程放在陽光下讓全台灣人檢視？
鍾鐵民先生過世的時候，我寫下了〈無所有者的尊嚴與價值──追念鍾鐵民〉，通過他們一家三口的生命史與著作，去闡述台灣底層人民在一無所有中所創造出的意義與價值，以及他們不容輕視的尊嚴。
其實，我是從我爸媽身上開始認識這些台灣人的意義和價值，也因而逐漸了解台灣文化迥異於漢文化和歐陸文化的價值與意義。
我的父母或許跟你的父母一樣，走出鄰里之後就沒幾個人認識，離開所居住的城市之後就沒有幾個人聽聞過他們的名字。但是，卑微不表示平凡，平凡也不表示卑微；他們或許極端聰穎，只不過一輩子沒有機會發揮；他們為家人而犧牲一切，但沒有人有資格輕視他們的一生。
我的爸媽出生在1925和1927年，分別在這土地上生活過85年和86年，走過日據時代、二次大戰、光復、二二八、戒嚴、解嚴和政黨輪替，跟你們的父母親、祖父母親一起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也經歷了台灣從難以為生到富裕的過程。他們的歷史遠比虛構的「大江大海」更值得生活在這土地上的人去認識。
我父母的一生事蹟都平淡無奇，一個一輩子的法院書記官，和一個一輩子的鐵路局基層員工。但是卻也正因其平淡無奇，反而更接近他們那一代許多人的真正生平與遭遇，在卑微與平凡中蘊藏著不凡的意義和價值。我常想，唯有當我們真的有能力看見這些「平凡人」的不凡後，才會了解真正屬於台灣人的意義與價值。
小時候寫「我的父親」這種作文時，實在想不出要寫什麼。記憶中的父親，沒有一點像是我在國文課本、文學作品或名人傳記裡所讀過的事蹟，因而不知道要寫什麼給老師看。
在我從小到大的印象裡，爸爸只關心錢和功能性的事務，而不懂情感和理想、抱負。上班後偶有同學來訪，他問人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在哪裡上班」，第二句就是：「你一個月賺多少錢？」
我跟爸爸幾乎是從來都沒有說過任何心底話，從不曾告訴他我念過哪些書，有過哪些想法；也從來不曾想過要去了解他這個人，或者他的過去──他一點都不像是會了解我，或者曾經有過夢想與理想的人。
直到有一天，我無意間發現他年輕時的照片，英挺而氣宇軒昂，一點都不像是我所認識的平庸公務員。我開始去追問他的過去，慢慢地了解到這個平凡、庸俗的人也有著不凡的一面。
我們這個家族一向很窮，到我祖父時還是窮，一輩子住在租賃而來的破房子裡，三餐沒有一滴油。父親小時吃不慣三餐不變的醬菜，老是吵著要吃鄰居偶而送來的剩菜、剩湯，因此老是被我祖父打。後來我祖父眼瞎又肝病，我爸小學一畢業就必須扛起一家生計和祖父昂貴的醫藥費。他當過建築工地的小工、廚房的小廝、藥房伙計、西服店學童，什麼苦頭都吃過。有一次送東西給客人，回程在豪雨中摔入溝渠，腳踏車把柄撞傷胸口而疼痛難當。他在豪雨中邊哭邊立誓：自己命苦，但往後絕不讓後人受苦。
從此以後他拼命找賺錢和省錢的機會，臨終時最自豪的是：「我這輩子從沒有一分錢用在自己身上，所有錢都給了家人。」
我祖母養不起女兒，四個都送人當養女。我爸在考上警察後開始尋找所有的姐妹。這些姐妹歷經十幾、二十年的戰亂、遷居、婚嫁與離婚再嫁，我爸還是一一問出她們遷移的軌跡，花了將近二十年把她們全找出來，引領她們回家認親。我常想：這個不善言詞的人到底在心裡藏著什麼樣的情感？為什麼連我祖母都不關心自己女兒的去處，我爸卻願意克服一切障礙，歷經將近二十年去把她們全找出來？
也許，這個平凡、庸俗而不懂溫柔言詞的人，卻有著遠比任何詩人更溫柔而炙熱的心。如果你看過他如何對待來我家求助的底層陌生人，或者在他癌末期間照顧他的外勞，你就會知道他待人的體貼入微是多麼地罕見。
從小家裡常有不識字的農人因為法律問題而到家裡來求助，爸總是耐心地了解他們的原委，幫他們解釋法院來文與各種法律問題，從不會因為他們老聽不懂而不耐煩，還一次又一次地幫他們寫狀紙。他們無以回報，總是在農作收穫之後拿一整布袋來答謝。爸跟我說過：「因為我苦過，所以不忍心看別人受苦；只要自己使得上力，多少總要幫上一點。」我也一次又一次地見識到法律是如何地幫有錢的惡人而懲罰善良的好人，因而一輩子對法律沒有好感。
慢慢地了解爸爸的為人之後，才知道他原本不是個庸俗、平凡的人，卻只因幼年時為錢所迫，不得以才放棄一切理想與抱負，把「犧牲自己，成全家人」當成他畢生的意義與抱負。
其實，他是個聰明人。日本海軍考機械人員，待遇優渥而萬人爭考；他只有小學畢業，卻靠自修而晉入前榜，擠下許多初中畢業生。他不曾受過漢語教育，卻在光復後自學漢語與法律而相繼考上警察學校、警官學校與書記官。我年長後問他法律問題，他可以從法理到實務講得鞭辟入理，思路之清晰遠勝過我大學時的理哲學教授。
他不是沒有能力、聰明和才幹，而是被時代與命運埋沒掉的人才。
我在劍橋大學破格地在兩年內拿到博士，創下達爾文學院有史以來唯一的例子；我熟捻中西文化、美術、文學與哲學思想，在清華大學曾被稱譽為「最有人文素養的學者」。而我爸爸從來都無法了解劍橋的學術地位，連「劍橋」都唸成閩南語的「笨橋」，但是我一點都不敢看輕這個人一生所成就的生命意義與價值。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