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2日 星期六

幸福不難――台灣也許例外

丹麥在各種不同組織的調查中經常都是被評為全球最幸福的國家,10月12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佈的調查裡她又位居榜首。不同的報紙對這消息有不同的報導重點,有的沒注意到中國在這一次的調查裡位居第八(「全球最幸福國家   丹麥再度蟬聯第一」),有的把中國的排名當首要重點(「最幸福國家排名中國名列第八   丹麥居首位」)。

可惜這些報導裡都沒有真正抓到「幸福感」的關鍵:社會的公平性,以及對未來的安全感。而以GDP衡量的全國總所得遠遠不如前兩者重要。所以,美國在「幸福感」的排名中總是表現不出色(這一次是第19名,遠遠落後於中國)。

比較深入的研究是英國Leicester大學社會心理學家A. G. White 教授所公佈的全球各國快樂指數排名(Global projec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1],2007年一月底商業週刊第1000期有較完整的報導。在這排行榜上,人均所得僅1800美元的不丹在快樂排行榜上卻高居全球第八名,遠高於歐美七大工業國,而台灣、香港、法國與印尼並居全球第61名,低於馬來西亞(第17名)與蒙古(第57名),日本與韓國則分別排在全球第88名與99名,明顯落後於菲律賓、越南、中國與泰國。

許多富國都比窮國更不快樂,這是一個震撼人心的數據。也因此,這份報告引起許多國家的媒體注意。不丹的快樂來自何處?這問題尤其引起學術界的好奇與關切。


1968年的英國留學生

1968年五月13,法國大學生、農民與工人對待高樂的各種政策不滿,因此學生運動與工人的罷工迅速結合。[1]   這一波的學生運動先是迅速在歐洲各國蔓延開來,繼而波及美國、日本以及全世界和歐美關係緊密的各國,而形成了橫跨6070年代的全球性學生運動。

當時在牛津大學求學的不丹國王旺查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深感英國人雖富有卻很不快樂 [2],因而警覺到盲目追求經濟發展的弊端。他在就任第三年時的1974年首倡「國民快樂總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來代替傳統的GDP(國民生產毛額),作為國家的發展指標,力求教育、醫療與政治、經濟的平等,以及避免唯物導向的國家發展[3] 這個明智的抉擇繼以具體的施政成果,使得不丹會在各種全球國家幸福指數調查中總是名列前茅,也使得旺查克國王名列 2006 Time 雜誌上「對今日世界影響最深的人」名單。今天的不丹也成為所有研究國家發展者不敢輕易遺漏的一個典型。


財富不會使富人更快樂

到了1970年代,學術圈終於有足夠的數據對每式社會發展提出立論嚴謹的警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經濟學與人口學家伊斯特林教授(Richard A. Easterlin)首先在1974年以確實的數據論證提醒美國人:物質財富的持續增長無法增進美國人的幸福。他的證據是:儘管1946年到1970年之間美國的財富有明顯的增長,但是統計調查顯示美國人並不覺得自己的幸福程度有明顯變化(幾乎持平)。[4] 接下來的20年內GDP 持續上升,1996年每人平均GDP已達1946年的三倍,但是快樂指數還是持平 [5],反而覺得自己很快樂(very happy)的人數比率從1958左右就開始持續下降。[6] 日本從1950年代開始到最近每人的平均收入已經增長六倍,但是快樂指數也沒有什麼變化;而歐洲從1970年代以來快樂指數也大致上沒有什麼變化,只有丹麥和義大利是例外。[7]  

長期擔任英國新工黨與俄羅斯政府顧問的倫敦經濟學院Richard Layard教授在他的經濟學名著《幸福:新科學的教訓》裡把「經濟發展的悖論」作為他的主題:「我們的生活存在悖論。多數人希望收入越來越高,並為此不懈努力。但是儘管西方社會越來越富足,人們並沒有感到越來越幸福。」[8] 另一方面,Layard 卻從心理學實驗發現:人對財富的需要往往是因為嫉妒,而非因為需要。研究者請哈佛公衛所研究生就以下兩者進行選擇:(A)你每年賺五萬美元而別人只有你的一半收入,(B)你每年賺十萬美元但別人是你的兩倍收入。結果大多數人寧可比別人富有而變窮,也不要輸人而變富有。[9]  根據 Easterlin(2004) 的研究,許多人都會期待所得水準提升20%左右。

痛苦是因貧富不均

Easterlin進一步指出:許多人都會期待用財富的增加來提升他的快樂[10],那是因為他們假設當自己的財富增加時別人的財富並不會增加。愈來愈多的研究也指出:如果財富可以讓一個人更快樂,那是因為他借財富而提升自己和別人的相對地位,而非因為財富本身可以讓他更快樂。[11] 譬如,東歐的人在德國合併後,雖然財富增加了卻反而對生活不滿普遍地感到,因為他們比較的對象從東德的鄰居變成了西德的同胞。再譬如,不管一個人有多富有,當他覺得比親戚窮時,就會感到不快樂。

Richard Layard授更進一步指出:電視的普及化使得人們進行財富的比較時對象變寬廣了,偏偏電視上報導的絕大多數是不勞而獲或者不義致富的人,因而使得人們普遍地變得更不快樂。[12]

貧窮是階級問題,而非GDP的高低

貧窮有三個層次的問題,都是因為貧富均而造成的階級問題,與GDP的增減關係不大,與財富的分佈關係較大:
(1)當窮人必須跟富人生活在一起時,富人會提高他生活周邊的物價水準(住屋、地價、房租、店租、乃至於食物、衛生紙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從而提高窮人的最低生活消費,而逼迫窮人難以為生。
(2)富人的子弟以他的用品(車、衣、房、暑假出國旅遊)造成窮人子弟的壓迫感,乃至於羞辱。
(3)雷根式的資本主義追求的不是「創新所造成的效率」,而是壓迫與剝削所造成的「效率」;失業不是因為勞工的產值太低,也不是因為企業獲利太低,而單純只是因為企業主想要遷移到更高利潤的地方去。雷根式的資本主義把勞工當作「用後即丟」的工具,而不願意去面對一個事實:勞工對企業的貢獻遠大於企業支付給勞工的薪資。

台灣的問題

根據BBC在2006年的一份調查[13],81%的英國人認為政府的首要任務是追求全體民眾的幸福(happiness)而非財富(wealth)。這並不讓人奇怪,本來財富就只是手段,幸福才是目的。

台灣最大的問題是:企業主和學術領袖只顧追求GDP和個人的財富增長,卻不明白台灣的社會問題在於剝削與踐踏勞工,而非GDP不足;而許多老闆則沒搞清楚:自己的痛苦在於心靈的空虛與找不到人生的意義,結果只會用財富的追逐來逃避被人比下去的痛苦,而沒有能力善用財富來創造自己的人生意義。

台灣的政客不值得期待。如果台灣的企業領袖與學術領袖繼續地無法覺悟,當愈來愈多的窮人無以為生時,富人也將難以寧日。

[1] 趙剛譯註1994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Angelo Quattrocchi Tom Nairn 合著,聯經出版公司
[2] 1968年歐洲學生運動時旺查克國王剛好在英國讀書,可能是牛津大學一年級。
[3] 請參考商業週刊1000期林正峰的報導〈不丹 最快樂的窮國〉。
[8] Layard2005),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Allen Lane, page 3
[4] Richard Easterlin,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in Paul A David and Melvin W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Academic Press).
[5] Van Praag, Bernard M.S. and Paul Frijters, 1999. “The Measurement of Welfare and Well-being: The Leyden Approach” in Daniel Kahneman, Ed Diener and Norbert Schwarz, eds.,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413-33.
[6] Richard Layard, 2003, Happiness: Has Social Science a Clue? Lionel Robbins Memorial Lectures, Center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page 15, http://cep.lse.ac.uk/events/lectures/layard/RL030303.pdf
[7]  Layard(2003)。
[9] S.J. Solnick and D. Hemenway, (1998) ‘Is more always better? A survey on positional concern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and Organisation, 37, pp.373-383.
[11] Layard2005)的 Lecture 2,以及Solnick and Hemenway 1998)。
[12] Layard2005)的 Lecture 2

[13] M. Easton, 2006, Britain’s happiness in decline.  Downloaded f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