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日 星期一

契訶夫(Anton Chekhov)之謎(上)

      如果說托爾斯泰是俄國最著名的小說家,大概不會有爭議。如果說第二名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也許會有人認為契訶夫才是第二名。如果把杜斯妥也夫斯基當第二名,絕大多數人會把契訶夫當第三名(雖然有些人或許會說屠格涅夫才是第三名)。
      奇怪的是,我年輕時還讀過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卻到很晚才注意到契訶夫。想了很久,或許年輕時我只想從長篇小說看人性較深層曲折的展演,因而忽略了以短篇小說著稱的契訶夫。
      然而最近讀起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每一篇都黝暗、陰沉、絕望到到讓我難以置信。不禁疑惑:到底這是時代使然?還是個性使然?還是兼而有之?

擦肩而過,不曾相識
      如果問:「俄國最偉大的劇作家是誰?」很多人都會毫不猶豫地說:「契訶夫。」如果再問:「俄國最偉大的短篇小說家是誰?」很多人也會毫不猶豫地說:「契訶夫。」
      然而我年輕時讀小說,是把小說當作展演人性的舞台,尤其想要從中窺看人性在不同現實條件與社會脈絡下如何掙扎著摸索出自己的生命道路(信念、意義、價值)。
      此外,當年又處於找不到生命出路的危機時期,只想找到自己能相信的生命出路,根本沒有餘裕的心情去欣賞寫作技法、文學特色等特質,也沒有意願去看徹底絕望的小說或劇作。因此,很多社會寫實的作品都被我忽略,只剩下被我稱為「人性寫實」的托爾斯泰與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及無論如何絕望都絕不放棄追求的卡繆。至於能讀雨果,那是走出死亡陰谷,心情較為寬裕以後的事。
      為了瞭解「虛無主義」一詞,我曾讀過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但是對於這種偏重社會寫實而欠缺深層人性剖析的作品沒興趣。至於當時為何不曾注意過契訶夫?現在已經回憶不出任何線索--記憶中一片空白。
      
契訶夫的兩個例外
      我手上這本《契訶夫短篇小說選》也已經有點年紀,1995年由台灣的故鄉出版社出版,原出版社是湖南的文藝出版社。一者應該是大陸人。
      前幾篇(〈喜事〉、〈釘子〉、〈一個小官吏之死〉)寫於1883年,時值23歲的契訶夫(1860年出生)用寫作貼補大學獎學金的不足敷用。雖是文壇新手,寫作技法確實出色,充滿辛辣至極的諷刺。但是我至今對寫作技巧依舊不關心、不感興趣,耐性翻閱過很多篇,都沒有真正引起我的關切。後來就開始跳著看,越來越欠缺耐心。據說這些短篇都是不到一天就寫完,純屬謀生之作,欠缺嚴肅的關懷,因而連契訶夫自己也不看重。
      第一篇引起我注意的是寫於 1888年的中篇小說〈草原〉,我驚訝於作者對自然景色以及人在其中的感受竟能刻畫得如此細微而生動。據說這是作者在 1987年重訪童年故鄉之旅後的作品,旅途中童年在大草原上度過的種種事蹟與情懷歷歷如新,使他半帶著憶往的情懷寫就。據說原文(俄文)是聲韻優美的散文,契訶夫甚至自豪地跟朋友說這作品足堪讓有「草原的沙皇」果戈里(Nikolay Gogol)感到嫉妒。這是契訶夫在26歲立願珍惜才華後認真寫出的第一個重要代表作,也是他畢生唯一的「充滿散文與韻律之美」的作品。
      第二篇引起我注意的是寫於1888年的短篇〈美女〉。寫兩個(兩種)美女,一個是烏克蘭美女,五官與神韻美得讓人屏息、長久凝視,而忘記在草原上長途跋涉的勞累與簡陋客棧裡的憋悶、無聊、髒亂與怨煩。「彷彿有一陣清風掠過我的心靈,把一天來的種種苦悶和灰塵通通吹散了。」「我爺爺是個快八十歲的老人,為人古板,對女性和自然美一向莫不關心,而現在卻溫存地看著瑪莎足足有一分鐘。」還稱讚說:「多好看的閨女啊。」第二個是俄羅斯美女,她的臉龐有許多不夠勻稱的小缺點,但總體搭配起來卻不協調得恰到好處,而美得讓乘客都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她。尤其是她活潑的神情、豐富的表情和肢體動作,更讓人覺得美不勝收。以至於當火車啟動,月台上的美女身影漸行漸遠後,「在春的大氣中,黯淡的天空下,我們的車廂裡,處處是哀傷。」
      我看過很多關於美女的刻畫,從來不曾有一次讓我這麼認真地想要親眼看看這種美!
      可惜這兩篇作品都是契訶夫作品的「異類」,絕無僅有的例外。
      
同年、早年創作與轉變的契機
      契訶夫的祖父是農奴,憑著過人的聰明和努力為自己贖了身,繼而又累積足夠的積蓄為一家人贖身。契訶夫的父親原本是個勉強識字的農奴,被父親贖身後試圖在亞速海北岸的窮苦小鎮 Taganrog 經營雜貨店,但極不成功,還經常逼孩子偷斤減兩、欺騙客人來賺取不足以讓一家溫飽的蠅頭小利。最後還在契訶夫念高中(16歲)的時候舉家逃到莫斯科躲債,仰賴單獨留在故鄉的契訶夫販賣殘存的傢俱來貼補莫斯科的生活費,而契訶夫則仰賴家教來讓自己勉強溫飽,甚至還有可能不時挨餓。
      契訶夫在 1889年寫給朋友的信裡似乎在刻畫自己早年的遭遇:「貴族作家們天生免費得到的東西,平民知識分子們卻要以青春為代價去購買。您寫一個短篇小說吧,講一位青年,一個農奴的後代,他當過小店員和唱詩班歌手,上過中學和大學,受的教育是要尊重長官,要親吻神父的手,要崇拜他人的思想,為每一片麵包道謝。他經常挨打,外出做家教時連雙套鞋也沒有……您寫吧,寫這個青年怎樣從自己身上一點一滴地擠走奴性,怎樣在一個美妙的早晨一覺醒來時感到,他的血管里流動的已不再是奴隸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轉引自刘文飞的「4.1 契诃夫 | 契诃夫的一生」)
      中學畢業時,他以最優異的成績獲得省府獎學金赴莫斯科大學唸醫學院,唸書期間他為一個娛樂性的雜誌寫幽默、諷刺的短篇小說取閱讀者,並以此貼補收入微薄的父母和自己的生活費。
      事實上,他的父親貌似信仰虔誠卻又極端偽善,他一向對子女極端嚴厲與殘酷,輕易地就責打、體罰(或許從小是農奴,習慣於被人當牛當馬,也就把子女當牛當馬與苟延活下去的工具)。或許是從小不曾被父親愛過,或許從小被父親當作欺騙、苟活的工具,或許因為寫作只不過是他勉強溫飽的工具,他不曾認真對待過寫作。
      另一方面,在僥倖活下來的六個子女中契訶夫排行第三,兩個長兄年輕時都遠比他更才華洋溢,很可能是被家境與時代埋沒的天才。相較於這兩位從小被父親虐待後叛離家庭的兄長,或許他更難以認真對待自己的才華,而只把自己的犀利文筆當作遺傳自父親與祖父的口才辨給,無足掛齒。
      導致改變的關鍵是來自前輩著名作家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Dmitry Vasilyevich Grigorovich)在1886年3月25日寫給契訶夫的一封信。他勸契訶夫珍惜自己的才華,用它從事嚴肅的文學創作。而契訶夫則「如同被閃電擊中一樣」,「激動得差點哭出來」,並充滿感激與決心地在1886年3月28日給季諾維也夫回了一封信(中文譯本在此),一方面表示感激,一方面解釋自己過去以來的窘境和不得已。
      寫於1886年的〈風波〉或許就是第一個嚴肅的嘗試,它刻畫一個女家庭教師毫無尊嚴地被無知傲慢的女主人侮辱(懷疑她偷一個首飾且在她外出時肆無忌憚地在她房間內翻箱倒篋,事後還不收拾),必須在繼續忍辱住下去以求溫飽,或者為了尊嚴而辭職回去跟媽媽一起挨餓受凍。
      儘管幾乎已經讀遍托爾斯泰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所有中文譯著,我從不曾如此深刻地體認到知識分子在階級社會裡的無助、沒有尊嚴,與「靈(人格尊嚴)肉(溫飽)難兩全」的進退維谷與困窘。
     開始從事嚴肅的文學創作後,契訶夫的作品開始被主流媒體接受刊載,名氣也開始響亮。然而許多評論家卻開始批評契訶夫缺乏堅定的政治和社會觀點,作品也缺乏方向感。契訶夫為此感到惱火,突然在 1890年初決定擺脫都市知識分子的生活,獨自前往一座臭名昭著的偏遠島嶼(沙皇時代俄國政治犯的流放地薩哈林島)進行社會學考察。他克服無數的艱難與風險之後,完成這一趟旅程,並且將見聞寫成一本具有學術性格的《薩哈林島》(1893-94)。這本書後來在俄羅斯刑罰學史的研究上佔有重要地位。

殘酷,沒有極限
      1892年的著名短篇〈第六病室〉(中文譯本)或許就是這一趟旅行見聞的副產品,它讓我更深一層地看到在人權毫無保障,甚至徹底漠視人權的舊俄羅斯社會裡,人可以如何輕易地失去一切,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被關到廢墟般的精神病院,或任何不見天日的陰暗角落。
      它說:「民間有一句話:討飯和蹲監牢可是誰都說不定的兩件事。」「在目前這種審判程序下,法院的錯判是完全可能的,不足為怪的。」「法官、警察和醫生是對別人的痛苦負有著直接責任的人,如是時間一久就變得麻木不仁。」「從這方面講,他們農民在自己後院里屠宰羊牛而看不見血的冷酷無情是沒有任何區別的。」結果,一個貴族出身的低階文官(男配角或第二男主角)因為認真看透這個事實,而焦慮到真的被鄰居送進精神病院關起來。最後,連那個對病人漠不關心的精神病院主持人(醫師)也被莫名其妙地當作精神病人關起來,並且很快地死在醫院裡。
      據說,列寧在年輕時讀了這部作品,「覺得可怕極了」,「好像自己也被關在第六病室裡了。」
      1898年的〈套中人〉筆尖一轉,不再是指控政治體制的迫害,而是指出知識分子嚴厲的自我審查、自我設限,生怕得罪哪個小人,為了勉強糊口的缺而跟著大夥陪笑、說謊、搬弄是非、容忍虛偽;儘管讀過屠格涅夫鼓吹歐洲自由主義與進步思想的書和俄國左翼作家謝德林(1826—1889),卻不敢堂堂正正地當個自由人。
      然而最震撼我的,卻是1897年的〈農民〉。它寫農民的貧窮與困苦,甚至因為難以溫飽,沒有多餘的糧食可以養不勞動的(吃閒飯的)人口,而變得連對自己病殘的親生兒子也極端絕情,真的有如「鐵石心腸」。
     我小時候住在新竹郊外下階層勞工的賃居連棟住宅裡,跟一群唯利是圖的人共用一口井,深知底層群眾可以有多自私、勢力、惡劣;也親眼目睹那個把所有女兒全部送人的祖母如何歧視自己親生孫女(只因為養不活所有子女),見不得她們分享小鍋裡的肉(用她的筷子把她們的筷子從鍋邊踢開)。
      但是我從沒想過俄國最窮的農婦竟然可以絕情到無視於親生兒子的病弱而把他當多餘的人口。偏偏契訶夫的描寫卻生動到讓我不得不相信人在難以自保的情況下既有可能犧牲自己來保護子女,也有可能只顧自己而不顧子女。
      然而契訶夫的這篇小說卻觸犯了當時知識界的「政治正確」,被斥為對農民的處境欠缺同情。
      其實,若要指責契訶夫對農民欠缺同情,是有失公允。他只不過是如實刻畫農民,猶如醫師在寫問診記錄般地客觀,毫不粉是,而不盡然沒有同情或同理心。譬如,契訶夫就在這篇小說的尾聲裡說:「在夏天和冬天有過一些日子,這些人生活得彷彿比牲口還糟,跟他們在一塊兒生活真可怕,他們粗野、不老實、骯髒、醺醉。他們生活得不和睦,老是吵嘴,因為他們不是互相尊重,而是互相害怕和懷疑。」「誰開小酒館,灌醉人民?農民。誰把村社、學校、教堂的公款盜用了,喝光了?農民。誰偷鄰居的東西,放火燒房子,為一瓶白酒到法庭上去做假見證?誰在地方自治局和別的會議上第一個出頭跟農民們作對?農民。」「不錯,跟他們一塊兒生活是可怕的。不過話說回來,他們也是人,他們跟普通人一樣受苦,流淚,而且在他們的生活里沒有一件事無法使人諒解。勞動是繁重的,使人一到夜晚就周身酸痛,再者冬季嚴寒,收穫稀少,住處狹窄,任何幫助也得不到,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去尋求幫助。」「比他們有錢有勢的人是不可能幫助人的,因為他們自己就粗野、不老實、醺醉,罵起人來照樣難聽。任何起碼的小官兒或者地主的管事都把農民當做叫花子,即使對村長和教會的長老講話也只稱呼『你』,自以為有權利這樣做。再者,那些愛財的、貪心的、放蕩的、懶惰的人到村子里來只是為了欺壓農民、掠奪農民、嚇唬農民罷了,哪兒談得上什麼幫助或者做出好榜樣呢?」
      人性無常(或者說,人的行為模式無常),因人而異,也因環境壓力與個人承受的能力、意願(往往與信仰有關)而異。然而我的童年經驗讓我不敢對窮苦的底層有過分浪漫的想像,也因而相信契訶夫筆下的農村與農民遠比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更如實地傳述俄國農村較普遍的苦難與真實的人際互動。
      然而政治的迫害與社會的困境是一回子事,知識分子的絕望是另外一回子事。現實可以讓人絕望,但也有始終不放棄一絲希望的知識分子。
     索忍尼辛因為批評史達林而被判在勞教所度過八年,然後被流放,直到赫魯曉夫進行改革後才於1956年將他從流放中解放出來。他不曾因為現實讓人絕望而放棄自己內心最後的堅持和期望。
      我在數十年前(1990年代?)還看過一部俄國電影,描述一群知識分子被下放到礦場勞改,天未亮就下礦坑,太陽下山才出礦坑,終日「不見天日」。然而其中一位哲學教授照樣在礦坑裡談人的尊嚴,思索人的本質,因而被夥伴們稱為「蘇格拉底」。這部電影給我的最深刻印象是:「身體可以被囚禁,思想無法被囚禁。身體可以被屈服,自我不必然會隨之屈服。」
      偏偏,契訶夫最嚇壞我(也最讓我不解)的是,他的小說裡充滿無解的絕望,徹底的絕望。

絕望,沒有盡頭
      〈脖子上的安娜〉發表於 1895年,寫一個窮苦而貌美的18歲女孩,極端委屈地嫁給一個吝嗇、肥胖、醜陋的52歲文官,為的是希望能在婚後賙濟窮苦的爸爸和弟弟們。婚後吝嗇的丈夫沒能讓她賙濟娘家,還讓她在夫家吃喝都不能安心。後來,一場聖誕舞會裡她成為全場最美麗、矚目的焦點,從此成為權貴競相走訪、邀約的對象。從此她在丈夫面前不但抬得起頭,還充滿自信,而她的丈夫也「夫以妻貴」地獲得渴望已久的勳章。沒料到,她也從此忘記爸爸和弟弟們,好似跟他們已經分屬社會階層的兩個極端。
      男人負心有如陳世美(中狀元,成駙馬,不認髮妻且欲殺之),女人飛上枝頭變鳳凰後也可能一改初心。雖說這樣的人或許不多,卻讓人看了對人性難免感到心寒。
      人的善良到底能有多持久?在最惡劣的現實條件和最誘人的奢華裡能支撐多久?
      〈乏味的故事〉發表於 1889年,寫一個譽満俄羅斯與歐陸的醫學院老教授,既沒有能力為自己的學術找到合適的傳人,學生也不用功,女兒要嫁給一個騙子他阻擋不了,連從小在他監護下長大而有如養女般親近的孤女,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從熱愛表演到認定自己沒有才華,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甚至不到親生父親留下來的巨額存款能對她的人生有何意義。他枉友有成功的、輝煌燦爛的一生,卻救不了社會的沉淪,甚至阻止不了女兒嫁給騙子,也沒辦法為養女般的孤女指出人生的方向,以至於小說篇名的英文譯名是 "a tedious story",意指他的晚年是一則乏味無聊的故事。
      《匿名的故事》發表於 1893年,故事裡一個海軍退伍軍官匿名到一位皇宮低階侍從的文官家裡當聽差,企圖輾轉打聽這位文官的父親(一位政府要員)的某些計劃,以便報復。這位文官飽讀各種書籍與新思想,嘲諷彼得堡(俄國歐化與新思想的最前緣)所見的一切,不願意受婚姻拘束而想要擁有完整的自由,但是有過許多情婦。其中一位情婦(女主角)受過良好的教育(絕大部分時候使用法語,這是崇歐與上流社會的象徵),敢於掙脫傳統的束縛與社會俗見的物議,最後率然離開丈夫而住到這位文官家裡。這位文官卻開始用各種藉口出外不歸,迴避跟這情婦的溝通與相處。主角看不過去,終於對女主角揭露她早已知道卻畏於承認的真相,並且鼓勵她遠離俄國,跟他到國外去尋找新生活。最後,他們到了陽光燦爛的威尼斯,遠離了俄國的酷寒。他愛她,卻始終沒向她求婚。最後她絕望地表示:她終究無法擺脫情婦的角色,終究沒有新生活的可能性。緣此,她在產下女嬰(文官之女)後服毒自殺。男主角愛這女嬰,撫養她到兩歲,卻發現自己罹患絕症而不久於人世。他回到彼得堡,向文官說明一切,希望他考慮女嬰的未來。由於女主角未曾離婚,女嬰仍舊用了女主角法定丈夫的姓,並且在法律上屬於女主角法定丈夫的子女。結果,女嬰真正的父親(自由派的文官)答應去跟女嬰名義上的父親協商其未來,後來的協定是將女嬰送到國外的寄宿學校。
      在這故事裡,敢於做自己(遵循自由意志與內在聲音)的女主角無法掙脫情婦的地位。表面上開明進步的自由派(文官)只有一張嘴,不但無意改變他們所鄙視的現實,實際上連自己該承擔的責任(情婦來住,只會逃避;連自己的骨肉都送到國外的寄宿學校去)。而男主角雖然一副勇於揭露事實,掙脫現實,實際上面對自己所愛的人卻不敢求婚,對於自己所愛的女嬰成為實質上的棄嬰一事也莫可奈何地只好接受。
      契訶夫利用男主角給自由派文官的信說出了他自己對俄國社會的絕望與控訴:「為什麼我們感到這麼厭倦?為什麼我們原先那麼熱烈,大胆,高尚,有信仰,到了三十歲或者三十五歲卻完全泄氣了?為什麼這一個害肺癆病死掉,那一個往腦門開一槍,第三個在酒和紙牌里把一切遺忘,第四個為了撲滅恐懼和痛苦就無恥地踐踏自己純潔美好的青春時代的形象?為什麼我們一倒下去,就再也不努力爬起來,失去一件東西就不再追求另一件東西?為什麼?」他引述聖經裡耶穌在十字架上赦免一個罪犯的故事說:「一個被綁上十字架的強盜,哪怕活命的時間或許只有一 個鐘頭,也能夠重新喚起生活的樂趣和大胆的、可以實現的希望。」對比下,自由派(文官)卻只有譏諷而沒有任何的行動或改變現況的努力:「您前面還有漫長的歲月,我大概也不會象表面看來那樣很快死掉。萬一出現了什麼奇迹,使得現在的一切變成一場夢,一場可怕的惡夢,等到我們醒來,變得面目一新,純潔,強壯,由於正確而自豪,那該多好?……美妙的幻想燃燒我的心,我激動得透不出氣來。我滿心渴望生活,渴望我們的生活神聖,崇高,莊嚴,像天空一樣。讓我們好好生活吧!太陽一天不會升起兩回 ,生命也不會有第二次。您緊緊抓住您下半世的生活,把它挽救過來吧。……」
      但是在這一篇小說裡,「我滿心渴望生活」卻變成一句空洞的話語!他鼓舞女主角跟他遠赴威尼斯,他熱切地愛她,他渴望生活,卻還是把她推進自殺的深淵。
      這樣的徹底絕望嚇壞了我!為什麼人生的前頭不止漆黑一片,甚至絕望到只剩自殺一圖?為什麼空懷滿腔真誠地活下去的熱切渴望,最終自己活不了,所愛的人自殺,而女嬰成為實質上的棄嬰?
      是俄國社會太黑暗,讓人看不到希望?還是契訶夫個性太悲觀(他絕不是軟弱的人),只看得到生命中的負面事實,而看不到任何正面的跡象?
      《我的一生》發表於 1896年,時年36歲,距離他的死亡(1904年,44歲)只有八年,是他生命末年的代表作之一(而著名劇作《凡尼亞舅舅》發表於 1897年,僅隔一年)。在這個故事裡,男主角接受了托爾斯泰晚年的人生要旨:中產階級與貴族靠著剝削底層群眾的勞動所得而養尊處優地過著「體面」的生活;自由派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批判這種剝削,一方面繼續四體不勤地參與這種剝削,卻又偽善地高談各種進步思想,批判俄國社會的落伍與不公平;想要表裡一致的人首先必須靠勞動養活自己,不要只有空想、譏諷與偽善。於是,原本貴族出身的男主角放棄學業和辦公室裡的工作去當油漆工,為此挨餓(收入不定,飢飽交替),放棄了原本熱愛的劇場義務工作,還忍受街坊鄰居與社會各階層的鄙夷、歧視,甚至被老父以「滿蒙蒙羞」為由與之決裂(雖然他始終愛著那「其心似鐵」的父親)。
      他的勇敢實踐換來姊姊的暗中羨慕與敬佩,也換來自由派女主角(工程師的女兒)的好感與愛情,她終於跟她結婚,滿懷期待地要去實踐托爾斯泰啟迪的新生活(靠種植與務農養活自己,為農民辦學校來改革社會)。
      然而農民有農民難以教化的現實,農業有農業的艱難,女主角很快地熱情消逝,認清個人的努力有如螳臂當車,不足以撼動現實;但改成幻想著唯有藝術(戲劇)的教化才能大規模改變世界,因而逐漸遠離男主角而從事續劇表演,最後準備出國去美國,遙想著在那裡會有機會實踐「有意義的人生」。
     小說中的男配角是個自由派的已婚醫師,而男主角的姊姊則渴望像他一樣地活出屬於自己的生命(脫離獨裁、霸道的父親)。於是姊姊愛上醫師和他滿口的理想,懷了他的孩子,最後在貧苦中早逝。而滿口自由主義與愛的醫師(孩子的生父)卻只想著自己的前途(博士學位、學術前途、論文發表),根本無意收養自己的骨肉,只會繼續高調地講:「您那個蘿蔔(跟男主角姐弟住在一起的勞工朋友)恨我,一個勁兒要我明白我待她(男主角的姊姊)不好。他按他的想法是對的,不過我也有我自己的觀點,我一點也不為過去發生過的事後悔。人應當愛,我們大家都應當愛,不是嗎?缺了愛就沒有生活;誰怕愛,躲開愛,誰就不自由。」
      在契訶夫眼中,只會空談而沒有行動力的自由派,就跟他那貌似信仰虔誠而實則殘酷、欺騙客人的父親一樣地偽善。他對自由派的鄙夷和痛恨,在他的晚期作品裡流露無遺。
      故事的結局裡,男主角成為承包油漆工作的工頭,不時舉債以度青黃不濟的時節,坦然面對勞工的各種現實。但是他的專業與敬業終於贏得人們的肯定,會用敬稱稱呼他「您」,在他做工的房子里主人會請他喝茶,問我要不要留下來吃飯,而不是把他看成像一般勞工(或牲畜)那樣下賤、不可救藥的「下階層」。他成為一個有尊嚴的勞工,某種象徵意義上挽救了自己一個人的靈魂和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這個結局讓我們想起契訶夫在生命晚期裡對朋友說的:俄國只有孤立的、零星的少數人(智識份子、工人或農民)可以獲得救贖,而整體社會基本上是沒有救藥的。也許這就是他生命晚期的看法── 終於看見隧道盡頭的一絲光線,然而它只屬於稀有的極少數,跟絕大多數人無緣!
      然而1899年發表的短篇《帶著小狗的女人》依舊透露著近乎絕望的訊息。故事裡,年近四十的男主角在度假勝地習慣性地勾引一位像似大學剛畢業的新婚女子,兩人理性而依依不捨地在假期末了分手,認定彼此不會再見面。然而兩人後來卻發現無法忘懷對方,想盡辦法瞞著家人去幽會。在結局裡,「後來他們商量了很久,講到應該怎樣做才能擺脫這種必須躲藏、欺騙、分居兩地、很久不能見面的處境。應該怎樣做才能從這種不堪忍受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呢?」男主角痛苦地思索著解方,然而「似乎再過一忽兒,解答就可以找到,到那時候,一種嶄新的、美好的生活就要開始了,不過這兩個人心裏明白:離着結束還很遠很遠,那最複雜、最困難的道路現在才剛剛開始。」
      類似地,1903年發表的《新娘》,帶著曖昧的訊息。即將結婚的女主角在兒時好友的警醒下覺悟到她必須脫離早已習慣(且即將無止盡地延續下去的)無意義的生活模式,出去唸書,出去尋找真正值得活的人生。最後,她勇敢地離開家裡(不告而別),隻身到外地求學,「出去當自由的哥薩克」。過了將近一年之後,她趁考完試(學期結束)的時候回鄉去看她所思念的祖母和母親。家裡一切沒變,依舊如一灘死水。最終,「她清楚地意識到,她的生活,正如薩沙(他的童年好友,卻他逃家出去讀書的人)期望的那樣,已經徹底改變;她在這裏感到孤單、生疏、多餘;這裏的一切她都覺得沒有意思,她同過去已經決裂,它消失了,像是焚毀了,連灰燼也隨鳳飄散了」「她回到樓上房間開始收拾行裝,第二天一早就告別了親人,生氣勃勃地、高高興興地走了,——正如她打算的那樣,永遠離開了這座城市。」「在她的想象中,一種嶄新、廣闊、自由的生活展現在她的面前,這種生活,儘管還不甚明朗,充滿了神秘,卻吸引著她,呼喚她的參与。」
      這個結局看似充滿希望,問題是:女主角的生命意義是什麼?等待她的未來如果值得追求,那是怎樣的生活?她會不會像《我的一生》的女主角,只是用一個不可能的想像在換另一個不可能的空想?

謎題
      契訶夫在24歲那年便感染了肺結核,但是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肯治療。此後他一直活在肺結核與死亡的陰影中,尤其是生命晚期。他的悲觀跟這個病有關嗎?跟個性有關嗎?為什麼托爾斯泰與杜斯妥也夫斯基都在信仰(生命信念)的危機中(近乎絕望)努力地為自己和讀者尋找希望,而契訶夫卻顯得相對地絕望?
      我對這問題還充滿疑惑,下一篇文章再來談我的思索與我所找到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