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天我在日本賞楓，心裡卻不時思索著：「川普的二度當選，對民主政治意味著什麼？」
我尤其耿耿於懷的是，拉美裔的川普女性粉絲說：「只要川普能解決問題，我不在乎他對女性的歧視。況且，我的叔叔、伯伯們也是經常污辱女人、歧視女人，但他們終究是養活一家的男人，我們早已習慣了！」（她沒說的是：我的姊妹淘裡被叔叔、伯伯、爸爸強暴過的也不只一、二人）而白人、黑人、拉美裔的男性粉絲普遍認為他的粗魯、粗暴、蠻橫才是「男人本色」，也唯有他才能讓美國再度強大，給非法移民和中國該有的教訓。
川普的二度當選清楚顯示：有怎樣的選民，就有怎樣的民主政治和怎樣的總統。或者說：「民主」這個制度只不過是一套遊戲規則，真正決定一個國家的具體實況的，不是這一套遊戲規則，而是多數選民的思想、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甚至於是封建、保守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
現實世界裡的民主政治跟我理念中所珍惜的民主核心價值相去如此之遠，我還有必要為了「捍衛民主」而付出或犧牲嗎？
有怎樣的選民，就有怎樣的總統
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在解讀川普的二度當選，或者說藉著這一事件在促銷自己原本就想推銷（提倡）的理念。一個長春藤大學的教授說，就這一次大選而言，區隔選民的各種光譜（性別、種族、學歷、年齡層，etc）裡，最鮮明的是學歷：有大專文憑的投民主黨，沒大專文憑的投川普（和共和黨）；然而長期以來美國的精英大學入學制度（憑成績表現和聰明程度）卻把美國人給分化（階級化、區隔開），同時又培養出一群完全不懂絕大多數人（沒念過大學的）的「政治精英」，因此他們的作為讓廣大選民失望，而這一次的選舉又讓那些對民主政治懷抱著期待與理想的人徹底失望。他的建議是改變入學甄選標準，接納各種不同的能力表現，使大學的教師與學生都多元化。
然而我不相信這一套建議，畢竟數千年來我們始終只懂得教解析與思辨的能力，而不知道要如何教創意、美感等能力，也不知道要如何吸引不愛（不擅）思辨的人去反思他的核心價值（蘇格拉底就是因為整天糾纏著年輕人要他們去反思自己所相信的一切，因而被雅典的民主制度判決死刑，理由是：「惑亂年輕人的價值觀」）。以上這些事實的背後，恐怕有深刻而不易更改的理由存在，不是將師生給多元化就會帶來重大的改變。
Michael Sandel 說：民主黨想用協助貧窮學生念大學來解決失業，等於是間接把失業（就業、經濟）問題歸諉為個人問題，其隱性涵義就是「你的就業與經濟問題是因為你的能力太差，不能怪別人。」然而這個未曾明宣的隱性涵義卻很刺激為經濟與就業問題而痛苦的選民（川普支持者），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很認真地在現實世界裡掙扎，是政治人物把美國搞砸，怎麼又反過來怪他們這些沒日沒夜地在底層賣命工作的人？病根呢，就是長期鼓舞的「自私對公共福祉有利」摧毀了「我們」的社群共同意識，也摧毀了民主政治必要的基本共識（民主政治的基礎）。他的意思是要回歸社群主義，重建社區。我同意他的批判，問題是：How？
Robert Reich 說：這是一次「anti-established」的選舉，而川普的粗魯與粗暴則討好了許多選民，讓他們相信唯有川普吻合他們的價值觀，會替他們出口氣。我佩服他鍥而不捨地想要通過科普化的教育改變美國人的觀念和作為，然而他的個人直播頻道「Coffee Klatch」風格上偏向教育水準比較高的選民，川普選民根本不可能會去聽。
通過選民教育來擺脫「庸俗民主」是可能的嗎？尤其是在社群媒體興起，大眾媒體只能通過社群的小眾進行間接的傳播時，過去精英主導的主流媒體已經不再具有「上行下效」的社會影響力，反而是庸俗的、低級趣味的，乃至於粗暴、野蠻的社群平台更能吸引庸俗而欠缺思辨（反思）能力的人。
況且，每一個社會都注定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擅長思辨與抽象思考，更多人是憑直覺、衝動、從家庭、家族或社群習染而來的價值觀（與偏見）在做決定。面對這樣的事實，社會教育如何可能？
然而在日本的八天七夜裡，我卻又幾乎難以置信地發現：人的可塑性竟然如此之大！
地鐵上的三種擠車模式
台灣號稱行人地獄，即便已經規定「行人先行」，還是會有車子虎視眈眈地緊靠在斑馬路邊，一抓到行人的空檔就立即衝過去；如果你還沒走到斑馬線上，車子會往前移動，試探看你會不會讓它。至於地鐵的博愛座，年輕人站著不讓座已成慣例，低頭看手機裝瞎，甚至你對他冷嘲熱諷他還可以裝聾。如果地鐵已擠滿人，而你還想上車，車上旅客多半會紋風不動地立在原處，冷眼看你自己有沒有辦法擠上車。這樣的群眾，不只選不出像樣的總統，連像樣的候選人都沒有，每次都只有兩、三個爛蘋果。
不過，上海的地鐵更可怕，不是擠不擠得上去，而是到站時能否下得了車。車一到站，不只是等車的人根本不排隊地蜂擁而上，而是根本不管有人要下車，只管自己能不能擠得上去。結果，我在上海就有過到站而下不了車的經驗。
後來，去看一個古鎮。下了火車後在公車站等車，我對等車的年輕人高聲說：我們來排隊，建立文明秩序，不要搶著上車。年輕人欣然同意，旁邊的大叔、大嬸們置若無聞地坐在樹蔭下。車子一到，他們照樣一個箭步就紛紛擠到我們這些排隊苦等的傻瓜們前面。
如果讓這些充滿狼性的人可以直選上海市長或中國總理（總書記）？他們會選出怎樣的人？會不會選出承諾要「報復百年恥辱，立馬武統台灣」的國家領導人？
有一次在名古屋搭地鐵，讓我簡直無法相信。當時我要搭地鐵去轉機場特快，以便搭飛機。當時因為因為意料之外的延誤而使得時間有點緊，前面排隊等著上地鐵的人龍卻很長，我心裡焦急得不得了。等人龍上去一半，清清楚楚地看到人已經站在車門邊，不可能再擠上去。沒想到人群繼續往上走，而已上車的人持續地往內移動，奇蹟似地將另一半的人龍用又吞納進去。等到我的時候，我實在很想放棄，因為無法相信還可以擠進去；但是時間實在太趕，怕搭不上往機場的特快車，只好硬著頭皮擠上去。萬萬沒想到，我一上去，前面的人立即往前移動，讓出空間給我站；我再往裡面站更穩一點，前面的人一感到我貼近，馬上又往前挪移，竟然就這樣地騰挪出一個充足的空間讓我可以站穩在車門邊。我不禁想起日本美學的源頭「物哀」：體恤他人難言的苦衷。
這樣一個重視「體恤他人難言之苦」的族群，竟也培養出一大批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以及在中南半島燒殺、擄掠、強姦婦女。我實在無法相信人的可塑性如此之大！
今天的日本人究竟是怎樣地被教育出來的？走在路上，即便距離斑馬線還有幾步路，汽車看到你明顯地意圖穿越斑馬線，會乖乖地等在那裡，而不是搶空檔穿越過去，或者移動一下試探看你會不會讓他。上下班時間誰不心急？今天的日本人就是可以在那裡等行人穿越（我只看過一次騎腳踏車的女子搶在行人前面穿越斑馬線）。
從桃園機場搭計程車回家，從交流道要切入光復路時我提醒司機：這裡的汽車不讓人，你要小心。他知道我從日本回來，就感慨地說：在日本，只要你一打方向燈示意要換車到，後面的車子一定會讓你。
我對日本今日的政治所知近乎零，無法臆測他們選出來的首相會是怎樣的人。但是面對狼性的上海人，不輕易讓人的台灣人，以及能體恤他人的日本人，我不禁想著：人的可塑性如此之大，差異如此之大，卻又如此難以有效地提升選民的水準。
面對這樣難以理解的社會現實，我們的「社會科學」所能提供的解釋實在太貧乏，以至於我心裡的謎團始終是謎團。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浩嘆：日本人、台灣人跟上海人的差別真是好大！可是我心裡又難免有一種警惕：這樣的一群人，只要浸染於特定的意識形態下，就可以變成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喔！緊接著又難免想：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讓上海人願意排隊，讓台灣人懂得（願意）體恤需要博愛座的人嗎？
假如連這麼簡單的事都做不到，要教到一半以上的選民有能力「選賢與能」又怎麼可能？假如不可能教到一半以上的選民有能力「選賢與能」，就不該太高估民主的價值，更不該歌頌「神聖的民主，普世的價值」！
民主只不過是一套遊戲規則，就像圍棋的規則，可以讓高手玩得出神入化，可以讓愚昧的外行人玩得旁觀者個個吐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