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莫在1994-95年的時候，清大的一級行政主管會議曾討論過一個問題：「理工為主的大學需要有藝術中心嗎？」結論是：「我們不需要！」外加一個重要附註：「學藝術的人跟我們無法溝通，只會給學校惹麻煩。」會議的決議：廢掉藝術中心！
剛上任的校長沈君山割捨不得已有五年歷史的藝術中心，就說：「讓我找找看有沒有能跟我們溝通的主任人選。」
最後，一個說客找到我，兩度冗長的遊說都推不動我的鐵石心腸。反而是系上一個同事的一句話改變了我的心意。最後，我終於決心走出書房，承擔起這個責任：說服理工學院的教授們：「我們確實需要藝術中心」。
此後三年的任內，充滿戲劇性的轉折。
三顧茅廬，臨危授命
清大藝術中心的源頭，是劉兆玄校長的一個念頭：德育的根源在美育。於是，他從1988年起每年撥100萬「美育專款」，請人社院公認的才子宋文里辦理「相關活動」。宋文里教授就找了劉惠媛當助理，在當時的圖書館頂樓（第二綜合大樓8F）辦起畫展。
後來，徐小虎教授從1991年起接任藝術中心。她似乎深受劉兆玄器重，讓藝術中心搬到圖書館大門對面的黃金地段（第一綜合大樓1F），佔據了學生進出餐廳與教室的必經之地，從鮮有人知的小媳婦變成與圖書館同等顯著的單位。
然而徐小虎的行事作風卻一再得罪一級主管們。譬如，她未經校方事先批准就自作主張地從國外買了一架二手鋼琴，準備要辦音樂會；因為過程嚴重脫離採購與會計的法令規範，校方無法按照政府法規支付貨款、運費，也無沒辦法依法編列財產、列管。結果這一架鋼琴變成，沒人願意（有能力）處理的爛攤子。據說，一級主管為了避免類似的情事再度發生，因而決定乾脆廢掉藝術中心。
後來，當沈君山的說客在1994年第二度遊說不成時，他語近恐嚇地說：「如果你不肯接任藝術中心，藝術中心就會因你而被廢掉，你願意看到這種結局嗎？」我微笑以對——藝術中心被廢，既非因我而起，又與我何干？
數日後，一位素不曾相聞問的同事語重心長地對我說：「身為工學院的教授，我這輩子最大的憾事就是對藝術一翹不通。這種痛苦，學藝術的人不會懂，也不可能幫得上忙。但是我不願意看到我的學生步上這個後塵，所以請你務必要接掌藝術中心。」
他那誠摯而嚴肅的臉孔讓我為之動容，因而答應他：「我會認真想想。」數天後，當說客第三次登門時，我答應了擔任藝術中心主任。
忍辱負重，面對殘局
我接任時，藝術中心的經費已經被砍回到最初的100萬，原本聘任的兩位助理只能留下一位，連展覽廳與辦公室的隔間都已被拆除，以至於藝術中心只剩展覽廳而沒有辦公室。
還好那時是暑假，我把僅剩的一位助理安置在展覽廳裡，請她按照徐小虎既有的規劃繼續籌辦下學期的第一檔畫展。同時由教務長陪著我在附近各系館商借閒置空間當藝術中心的辦公室。
我生平腰桿硬，自稱有「脊椎僵直炎」，從不向人低頭，也因而視商場與官場為畏途。然而既承諾接掌藝術中心，只好卑躬屈膝地四處陪笑、哈腰。沒想到各個單位擁地自重，即使充滿霉味而從不曾用過的地下室也不肯外借。
這一段時間是我生平最痛苦的兩段歲月之一；每思欲效陶淵明的掛冠求去，卻又不得不恪守「試用一個月」的承諾。
最後，四處懇求無功，校長只好下達行政命令，要求與藝術中心「僅隔一牆」的校史館（同處第一綜合大樓1F）割讓一席之地（一個陰暗的角落），給藝術中心當「微型」辦公室。
理工大學需要怎樣的藝術中心？
清華立校以來就只想成為一個「以理工為主的優秀大學」，沒想過要藝術學院；連人文與社會學院都落腳在校園的邊陲，以至於理工學院的人依舊習慣於稱清華為「理工大學」，頂多是「理工為主的大學」。
如果你問：「理工為主的大學需要有藝術中心嗎？」你無形中預設了「藝術中心只有一種」——就是大家從來都不曾想進去，偶而路過也毫無興趣的那一種。結論很自然地是：我們根本就不需要藝術中心，何苦設立一個來給自己惹麻煩？
如果把問題改為「理工大學需要怎樣的藝術中心」，藝術中心就變成有很多種可能性，其中或許會有一種適合清華大學——即便大家都對它的存在視若無睹，而一級主管們和圖書館長都必欲去之而後快，還是勉強有立錐之地。
我思索了一段時間後，為藝術中心的困境下了兩個最關鍵的診斷和處方：
（1）大家都不願意進藝術中心，因為我們從小到大的藝術欣賞教育是徹底失敗的：只有一小部分美術系的人學會一些技巧，極端少的人懂一點點藝術欣賞與評論。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進去美術館只會有兩種感受：不懂、而且氣氛沈悶（禁語、肅穆）到讓人喘不過氣來。
解決辦法是：藝術中心必須背負起「從小學到大學一路上都被空負掉的藝術欣賞教育」的責任（角色與功能）。
於是，我決定為畫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解說與導覽體系（詳下文），其入門門檻是設定在所有科系（美術系除外）的大學生，也就是：針對「對美術史一無所知」的人。
（2）大家都不敢（不想）進藝術中心（畫廊、美術館），自然就無法累積藝術欣賞的相關經驗和能力；沒有藝術欣賞的經驗和能力，就不會（不敢、不想）進藝術中心。於是形成惡性循環。
我的破解辦法是：「如果他們不進來，就換我們出去」！
於是，我終於形成一個非常清晰的「藝術中心的定位」：它是清大這個理工大學的藝術教育中心（不是美術品的展覽聖殿），它通過兩個形式跟全校師生互動：（1）通過戶外的美術與展演活動，闖進師生的日常生活，破除全校師生對藝術的陌生感與刻板印象，讓他們不再覺得自己跟藝術是「無緣」的。（2）展覽廳內的畫展搭配多層次的導覽活動，讓任何有心親近藝術的人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門檻，而不會覺得「高不可攀」；但是又要保持藝術展覽的水準，而不是一味遷就觀眾水準與品味。
或者說，藝術中心將扮演一個「階梯式」的角色，讓各種不同背景的人可以找到他跟藝術互動的層級與模式。
戶外粉筆彩繪
秉著前述理念，我們辦了一場「名畫仿作＋粉筆彩繪」的活動，把綜合一館與綜合二館之間的空地（原名「鴿子廣場」）切割成十數塊「畫布」，讓全校師生提前組團報名，並選擇自己擬畫的名畫明信片。
沒想到活動當天竟有不少高手，其中一個動力機械系的學生（周昕）獨自完成了梵谷的《星夜》（The Starry Night）。
更沒想到的是，前校長劉兆玄竟然被家人拉去廣場，一起蹲在地上，邊畫邊咕噥著：「到底是誰去想出這種主意！」
這次的活動讓藝術中心一夕成名，許多人突然發現「原來清華大學也有一個藝術中心」。此外，大家心裡對於藝術中心（畫廊、美術館）的刻板印象（冰冷而不易親近）也大幅改觀。
得道多助：文化公園
後來，我跟媒體記者說了一個心願：在歐洲，視覺藝術與音樂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街道上隨處可以看到；因此，我也想在清大成功湖畔舉辦一系列的戶外藝術活動（藝品展覽、音樂會與表演活動），讓清大師生和新竹的鄉親都可以在生活中感受到藝術的可親性，從而擺脫藝術品「高不可攀」的刻板印象，也藉此提升（進一步落實）新竹市一向自許的「文化城」傳統。
唯一可惜的是，這個想法所需的人力與經費遠超乎當時清大藝術中心所能負荷。
沒想到這個心願傳到新竹中小企銀董事長詹紹華耳中，他以華婉文教基金會的名義承諾每年捐贈清大藝術中心一百萬，用以承辦我構想中的「文化公園」，時間在春暖花開時，每個月挑一個週末讓所有活動在成功湖畔的樹蔭下相繼展開戶外畫展、陶器與手工藝品展（且有應邀而來的創作者在現場與觀眾互動）、音樂會、戲劇表演。同時，華邦文教基金會等跟科學園區關係密切的單位也在義工們的促成下捐款共襄盛舉。
這樣大規模的藝術展演活動在 1994-95 的台灣是首創（華山藝文特區是閒置多年後，在1999起才重新活化再利用，更晚才成為臺北市的藝文展演場所），在新竹市更是史無前例。
此外，藝術中心的義工團（下詳）也對此活動深感興趣，主動表示要由她們（幾乎都是女性）負責在現場賣廉價的優質咖啡（一杯十元，咖啡豆的成本就遠超過咖啡的售價）。
因為這些在現場賣咖啡的義工們幾乎都是清大教授的太太或科學園區高階主管（總經理）的夫人，所以有一次我聽到一位園區的總經理在現場跟她夫人抱怨：「妳說忙不過來，讓我請人幫妳做家事，結果妳卻跑來這裡賠錢賣咖啡！真不知道妳在想什麼！」
那些年裡，很多清大學生會請家人把來訪的日期定在文化公園的活動日。而且，因為受邀的藝術家、表演團體、義工團，以及藝術中心助理們的用心，我們確實把活動現場的氣氛維持得截然不同於「夜市、地攤」，也讓當時不容易出國感受歐洲戶外文化活動氣息的學生、家長和清大校園的其他遊客體驗到跡近歐陸的戶外文化氣息。
此外，據說交大校友們羨慕清華大學有文化公園的活動，因而募款捐贈給交大，指定用途請交大成立藝術中心，負責籌辦藝文活動（當時交大音樂廳早已成立多年，因為有鋼琴家辛幸純主持，因此有許多在國內堪稱高水準的演奏）。
義工團與「有驚無險」的裸體人像畫展
有了前述活動之後，藝術中心在校園內的知名度與可見度都急遽上升，許多對藝術有興趣的學生紛紛到藝術中心來當工讀生。
此外，有了華婉文教基金會等單位的捐款後，藝術中心的人事也得以擴編為三位助理。除了籌辦文化公園活動之外，還可以投入人力精心籌辦畫展以及完整、豐富的導覽材料，乃至於義工培訓。
義工團的成立，純粹是一群義工熱心、主動的結果。我剛接任藝術中心後不久，一位科學園區蕙竹社的前任社長一再託人表示希望到藝術中心來擔任義工。當時藝術中心的人力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助理，實在沒有多餘的心力組織、培訓義工，因而一再婉拒。沒想到這位社長鍥而不捨地通過不同管道再三表示意願，我只好有條件地答應：她必須負責義工的所有組織與聯絡，藝術中心只負責在展覽前為義工講解畫展內容，當作培訓的重點。
由於蕙竹社的成員主要是科學園區高階主管的太太和清大眷屬合唱團（教授太太）的成員，所以連帶地藝術中心的義工團就變成是上述兩種背景的女性所組成。而她們的熱心與好學，以及在文化公園的熱心付出，對藝術中心的專職工作人員也變成是一種鼓舞：我們不是曲高和寡或自以為是地在辦畫展，而是真的能引導那些跟藝術品「素未謀面」的熱心人士，讓他們一點一滴地增進對藝術的了解。
此外，為了讓助理們擺脫「奉命行事」的委屈與無奈，發揮主動、積極的精神，我讓他們可以擬議並規劃整檔畫展與導覽，提交所有專職人員一同議決。萬萬沒料到，其中一位助理竟然在1995年提議要展出畫家張振宇一系列跟人體同尺寸的全裸油畫，而且這些油畫中的人物（不管男女）都是正面而立，性器官與毛髮都毫無遮掩地「纖毫畢露」（參見〈靈魂的照⾒──⾃畫〉一文中的第六章插圖）。
我一想，一旦展出這一檔畫，一年前一級主管會議的憂心豈不是要「一語成讖」（搞藝術的人就是很難跟理工的人相處——即便是由工學院教授擔任主任）？
這位助理卻質疑我：老師口口聲聲說藝術中心是要啟迪全校師生的藝術觀念和提升大家藝術欣賞的能力，實際上卻又不挑戰學校一級主管對「藝術與色情」的刻板印象，這樣的作為讓我懷疑老師言行不一！」其他助理也似乎心有戚戚焉地看著我。
我只好硬著頭皮接受這一場挑戰，把這一場畫展的「教育理念」定位在「引導全校師生分辨藝術與色情」，並且跟大家一起認真規劃導覽與義工培訓活動。
結果，畫展第一天的開幕茶會裡果然有一級主管蒞臨，匆匆看一眼之後就立即回辦公室，把這個「不成體統」的畫展消息傳播給其他同仁，要他們親自過來看看。一傳十，十傳百之後，校園內許多教授都已耳聞（甚至目睹）藝術中心在展覽「赤身裸體，一絲不掛，纖毫畢露」的人像畫。
然而事先已經看過藝術史上許多全裸人像畫的義工們，也早已通過藝術中心的課程對「藝術與色情」的分辨建立起相當的認識，因而在展覽廳裡神色坦然，還特地在成功湖畔的風雲樓跟張振宇餐敘。
當時國內風氣依舊保守，張振宇的裸體人像畫很難找到展覽場地。沒想到一群跟藝術學院無關的婦女們竟然可以坦然面對他的畫，還侃侃而談，讓他難以置信，也因而對於清大藝術中心的辦展理念、實踐以及義工培訓課程感到莫大的好奇和佩服。
後來，不只一人輾轉告訴我：開展當天的晚上，好幾位清大教授以及科學園區的高階主管在家裡的餐桌上跟夫人抱怨：清大藝術中心「不輪不類」、「不惜廉恥」，結果卻被太太們搶白一頓，認認真真地教導他們「藝術與色情」的分際，說得這些人啞口無言。
過沒幾天，我見到沈君山校長，他跟我說：你膽子好大，還好有驚無險，大家總算是對藝術中心服氣了。
這一役，如果沒有義工們助陣，實在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後果。然而在這一役之後，再也沒有哪個教授敢「自以為是」地對藝術中心指指點點。
藝術中心可以為理工學院的學生做什麼？很多！全看工作人員懷著什麼樣的心態、精神。
難以忘懷的中秋音樂晚會
後來，我們還在清大的運動場上辦了一場中秋音樂晚會，人山人海，幾乎站滿了一個標準田徑場的三分之一面積。周遭月光皎潔，耳中則是藝術歌曲和古典音樂，而台上的演出者泰半是「友情襄助」的國內知名音樂家和音樂系教授。
這一場音樂在清大絕對是「空前絕後」，說不定在台灣島上也依舊稀有。
我已經忘了這一場音樂的確實日期和緣起，也許是我自己不小心說溜了嘴（另一個心願），只記得義工們再三央求我一定要辦一個以藝術歌曲和古典音樂貫串全場的戶外中秋音樂晚會，而且她們答應會在全新竹市貼海報。
後來，有人跟我說在香山看到這一場音樂會的海報，我聽了真的很感動！新竹是我歷代祖先世居之地，我對她有一份情，因而希望清大藝術中心的活動可以分享給自己的鄉親。然而義工團的成員們長年旅居美國，活國後絕大多數人只在科學園區和台北活動，跟新竹市民素來鮮少互動。沒想到她們竟然會把海報貼到最遠離清大的「天涯海角」，這樣的用心，遠遠超乎我原本所能想像！
結語
四十歲以前，我鎮日困居書房，思索自己的人生困惑和哲學問題。接掌藝術中心純係偶然，卻因而認識一群熱情、無私而積極奉獻的專任助理和義工們（以及我未能直接接觸的工讀生們），大家一起把夢想化為實踐，在清大校園內一再做出當時台灣社會未曾有過的創舉。
這些助理、義工和工讀生們的熱情與無私，最是值得懷念。對比下，後來淪為「綠營打手」或「綠營側翼」的所謂「社運人士」，欺世盜名，不值一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