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喜歡對其他的學術領域說三道四，我不是那種人，卻老是在批評經濟學界。關鍵原因是：今天這個世界上的許多苦難是源自於某些著名經濟學家（譬如 Milton Friedman）的誤導，和許多人在言談間自以為是地為這些經濟學理論（口號）推波助瀾。
除非我們（所有人）在談總體經濟問題時警覺到狹隘的總體經濟學視野會如何禍害今日的世界，否則這些禍害只會持續加深，而不會自行緩解。
右翼崛起
歐洲許多國家的右翼政黨近年來獲得日益升高的選民支持，德國更有聲勢日漲的極右派政治人物主張「放棄回教信仰，或者離開德國」。這些跡象難免讓德國媒體敏感地聯想起二戰前德國經濟的困境與納粹的崛起有著密切的關聯。於是，Conflict Zone 這個深度訪談節目以「The rise of illiberal Europe - The enemy inside the gates」為題，訪問各種立場的政治人物，並提出警訊：德國（與歐盟）不只是政黨版圖正在日益右傾，實際上某些對異文化、異種族懷抱不友善（敵視）態度的政治人物已經勝選並且日益加深對德國（歐盟）的政治影響。
不幸的是，六月份歐盟議會的選舉中法國、德國與義大利的右翼與極右翼的聲勢都上漲，顯示歐洲總體的政治氛圍更區保守，更不願意容忍異己（尤其是移民與不同的宗教信仰）。
近年來我已經有好幾次在英文媒體上聽到「全球右翼政黨正在獲得日益高漲的選民支持」的警訊，但是一直沒有充分瞭解其背後的成因。最近「德國之聲」（DW）的一個深度報導（「Does the economy matter to the far right?」）把這個跡象跟經濟問題連結在一起，並且訪問了兩個立場相反的學者：一個主張經濟是關鍵因素，一個主張文化與核心價值是關鍵因素。
仔細聽完後，我雖然不懷疑歐美國家的「向右轉」跟文化、價值觀有關係，然而更相信許多人是因為經濟上的沒有出路而絕望，轉而以宗教、信仰、文化、傳統價值等比較說得出口的理由來遮掩他們對個人經濟處境的不滿（乃至於絕望）。
政治與總體經濟：穿的是同一條褲子
從總體經濟的角度看，柴契爾與雷根時代大規模推動貿易自由化、國營企業民營化，以及削減政府對弱勢國民的補助（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或者各種關於「大市場、小政府」，或「政府退位，讓看不見的手管理市場」的經濟主張），結果造成許多傳統產業的倒閉，連帶地讓那些靠傳產支持的鄉鎮、地區產業空洞化，沒有足夠積蓄遷移的人（和他們的下一代）變成被政府與社會遺棄的人，看不到希望。
底特律的破產是這個政策的代表作之一，事實上在英國、德國類似的問題也發生在許多台灣媒體從不報導的城鎮、區域。
對於這些被遺棄的人而言，過去數十年來他們從「主流」媒體上所獲得的訊息始終是「政府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本身」，或者「經濟自由化有助於總體經濟發展」，「先把餅做大了，再來談分配」，「高稅率有礙（總體）經濟的發展，會助漲失業」，「貧富差距有助於經濟發展」，「政府沒有義務救懶人（窮人），更沒有理由浪費納稅人的錢在不肯自助的懶人身上」，etc。
在2008年金融風暴之前，盡管有少數頂尖的經濟學者為這些經濟自由化下的受害者發言，主流媒體往往把他們扣上「左翼經濟學家」或「凱因斯主義」的帽子後就把他們視為「落伍、保守、無知於主流經濟學」的極端分子而予以漠視。
於是，當右翼或極右翼的政治人物把一切的罪過都簡化為「都是（非法）移民搶走你們的工作」時，那些資訊不足或辨識能力不足的受害者就只能相信為他們說話的（極右翼）政治人物；當川普嘩眾取寵地說要築起美墨邊界的高牆時，無數選民就把票投給他；當川普選後涉及違憲、判國而官司纏身時，許多選民認定「在這個全球富人無法無天而政府又對我們的困境置若無睹時，唯有敢於衝撞體制的人才有可能為我們帶來希望」。
依稀記得好像是金融時報（FT）的 Martin Wolf 說的：當人們在經濟上被政府遺棄時，就只能把希望寄託在許諾他們未來的極右翼人物身上（如同二戰前的德國人與希特勒）。
總體經濟與所得重分配
所有的總體經濟政策都是由政府部門決策並落實的，也就是說：所有的總體經濟政策都同時具有政治意涵與政治的後果。經濟全球化是通過政府推動的，其權力的來源是全部選民，必須對全民負責，然而最後的受惠者卻是頂層 10% 的富人。如果說這不叫「出賣絕大多數選民」和「結貧濟富」，還有什麼是「出賣選民」和「結貧濟富」？
把政治與經濟的光譜完整地看，就算是要「先把餅做大」，也應該是要「先把90%人的餅作大」（才對得起授予決策權的絕大多數選民），而不是「只把10%人的餅作大」（以全民授予的權力去圖利極少數人）。
捍衛市場機制（新自由主義）的人又說：頂層的富人有多餘的錢，就會拿去投資，創造工作機會；一旦對富人徵高稅，富人就會跑光光，反而讓經濟蕭條，失業暴漲。這是睜眼說瞎話！假如這話屬實，北歐三國的富人豈不是應該早已都移民到台灣（富人租稅天堂）或美加，經濟早該蕭條，為何他們的人均所得反而明顯地高過美加，遠超過台灣？至於她們的失業率，是比台灣高；但是我寧可選擇北歐妥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和8%左右的失業率（失業後生活還是有保障），而不要台灣薄弱的社會福利制度和4%上下的失業率（不是因為經濟繁榮而失業率低；而是收入再低、工作條件再差，都不得不靠工作養活自己和全家，所以失業率低）。
看著這些事實，我不得不懷疑：那些右手捧著「市場自由化」與「貿易全球化」的聖經，左手捧著「小政府、大市場」與「市場自主」的人，要不是瞎了眼，就是人格分裂，或者精神錯亂。
（總體）經濟學傳統上叫做「政治經濟學」，後來偽裝成「去政治化」的「純經濟學」。但是，在現實世界裡，哪一項經濟政策與政治無關？哪一項經濟政策不該負政治責任與社會責任？
我跟一個市場教徒說：如果真的要叫政府先把餅做大，至少應該要「讓 60%以上的人（也就是受薪階級，尤其是底層勞工）分到的餅變大」，而不是「總體的餅變大，但是利益盡歸 10%的富人，其他人是淨受害者。」
他卻鴕鳥地回答：我們只是在談經濟的總產值，財富重分配是財政系與稅負學者的事。這種「鋸箭法」，不禁讓我想起《厚黑學》。這些人的書架上是不是都有一本《厚黑學》，沒事就翻閱？
明明自己是禍首，卻叫別人給他擦屁股。這是什麼樣的「學者」？學的是什麼？
區域發展與所得重分配
一個區域發展的專家說：鄉鎮沒落是全球化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現象，但是政府必須設法避免讓一整個廣大區域的經濟一起倒退——如果一個區域的整體經濟發展持續維持穩定或持續成長，衰沒產業的員工就有機會遷移到成長的企業去；如果一個區域的整體經濟發展持續衰沒，失業的員工就沒有機會遷移到其他的企業去。
然而當年柴契爾的雷厲風行是粗暴而沒有配套的，不只是許多礦業城鎮因而陷入沒有出路的困境，連許多曾經風光一時的城市也和附近一整個區域陷入長期的衰退，因而製造許多社會問題。
最近在 MOD 的 BBC 頻道上看到 Simon Reeve 的深度報導「The Lakes with Simon Reeve」，難以想像地發現英國人最自豪的湖區已經變成觀光客與富豪們的遊樂園，而整個湖區的傳統產業（漁牧業為主，連帶相關的人文景觀與文化）嚴重地沒落。這樣的湖區，還值得英國人繼續自豪嗎？還是說，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都是湖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台灣的媒體哪天才會覺悟
英國今天許多慘不忍睹的社會問題幾乎都跟柴契爾當年的雷厲風行脫不了關係。然而國內媒體似乎從來都不曾去思索：從當年的蔣王論戰以來，國內報紙上的經濟評論究竟是否曾經讓哪些社會階層受害（譬如犧牲農民與國人健康來換取出口）？該不該要政府負起某些責任和善後？此外，對柴契爾、雷根乃至於梅克爾的評價是不是該調整了？
政府確實不是萬能，也不該期待它萬能。然而市場也不是萬能，更不該期待它每件事都能處理得比政府好。有些事是該由市場機制主導，有些事卻非得要政府介入不可，還有些事可能需要政府與市場相互合作（而非相互踢皮球）才有機會改善。
如果經濟學者昧於事實，在應該由政府負責的事情上高唱「市場自由化」，那就是經濟學對政治與社會議題的不當干預與顛倒是非。尤其是在跟總體經濟有關的事務上，經濟學者如果不肯較全面地（跨越經濟學的狹隘視野）去思索政府該負的責任，以及自己的倡議會對社會可能會產生哪些重要的影響（貧富差距的擴大，某些產業空洞化所導致的城鎮與居民陷入絕望等），那就是極端地不負責任。在這個意義上，總體經濟的學者必須重拾「政治經濟學」的精神，把總體經濟學跟政治學、社會學再結合，從一個較周延的角度去思索自己該有的建議，而不該再盲目地跟在雷根與柴契爾屁股後亂喊口號。
至於媒體和那些老愛自以為是地就經濟政策大發狂言的「市場教」信徒，真的該認真想清楚：市場機制究竟有哪些不足（以及政府該戮力管理與補救之處）？政府又到底該對選民負哪些責任（不要什麼都推給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