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想看什麼，不想看什麼」，YouTube 一直深感困惑——我的選擇與偏好似乎很難被歸類。最近它終於覺察到我喜歡較嚴肅、深入地探討經濟與社會議題的演講和紀錄片。
結果，它陸續給我推薦一系列 Martin Wolf 的演講。而我則不無驚訝地發現，這個我一向很喜歡的《金融時報（FT）》首席評論員竟然開始憂心：1980年代（雷根與柴契爾夫人）奠定的經濟政策可能會導致民主國家的崩解。
Martin Wolf 其人
了解 Martin Wolf 最近的轉變幅度之大，以及背後意義的重大，我們有必要簡略地了解其人及其早年。
Martin Wolf 曾被稱為「對全球經濟政策最具影響力的人士之一」。他畢業於牛津大學，曾經專攻經濟學，且被學術界與財經界視為舉足輕重的經濟學家，最近卻在演講裡稱自己過去的經濟學涵養是「瑣碎而無足輕重的」（trivial）。
這個評價不是在說他自己沒有好好學，而是說：他終於認定自己曾經認真地學過的主流經濟學（芝加哥派經濟學）「瑣碎而無足輕重的」。
這樣的公開宣告，讓我大吃一驚——因為他一向主張明確而措詞婉轉，絕對不會「語不驚人死不休」。「Martin Wolf 怎麼啦？」這是我的第一個疑問。
他在 1967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政經界最著名的「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學位（堪稱英國精英薈萃之地），1971年取得牛津大學的碩士後進入世界銀行服務，很快地（三年後）升職成為資深經濟學家。
他在1970年代原本是英國工黨的死忠支持者，後來因為受到海耶克等經濟學新自由主義（一般統稱「芝加哥學派」或「新自由主義」）的深刻影響，而開始徹底懷疑（與反對）對市場機制的任何干預。接著他在 1981年離開世界銀行，成為倫敦「Trade Policy Research Centre」的研究部主任。1987年起他加入《金融時報（FT），並且在 1990年起成為該報的首席評論。
全球化與市場自由化的關鍵旗手
直到2008年的金融風暴之前，Martin Wolf 都是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重大旗手。2001年9月11日的雙子星大樓恐攻事件之後，他發表了 Why Globalization Works（Yale University Press © 2004）一書，把全球各地風起雲湧的抗議浪潮和許多人對於貿易全球化的憤怒理解為對事實的無知，並且力主：雖然貿易全球化的過程連帶地發生國內產業的空洞化與失業潮，然而有效的解決辦法是加速與加深貿易全球化的腳步，而非反其道行之。
在這個階段，他依舊只看到全球化對於 GDP 成長的貢獻，而沒有去檢視和思考這些經濟上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誰得利由誰，誰受害）。
金融風暴與首度轉向
然而 2008年的金融風暴逼迫他認真地反思：假如當時的主流經濟學（所謂的芝加哥學派，或者所謂的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真的像他一向所信任的那麼足以反應真實世界裡的經濟行為模式，就不該無聲無息地為全球帶來那麼巨大的災難，而該學派的人事前都毫不覺察，甚至對於各種警訊嗤之以鼻！歷經數年的深思熟慮之後，他在 2014年發表了 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 What We've Learned, and Have Still to Learn,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一書，而且蓄意用較通俗的筆法在較通俗的出版社（Penguin）出版，而不再選擇著名的大學出版社。在這本書裡他砲火全開，指責經濟部門（企業界）、金融界、財經學界以及政治界的精英既貪婪且無能：因為無能，所以惹出這麼大的災難，而事前沒有任何人有一絲覺察或疑慮；因為貪婪，所以這些精英把全球化與經濟成長的果實全部納入私囊，而對於受害的部門與個人沒有任何的愧疚與補償，因而使得越來越多人不滿，也不再信任企業界、金融界、學術界與政治界的精英。
最重大的轉變是：他終於承認群眾的憤怒與不滿是正當的，不是因為無知，或者被煽動；他也終於徹底覺悟，財經學界的主流理論是「無能」的。
川普、脫歐與徹底轉向
2016年英國公投支持脫歐，過程中保守黨以造謠、違背事實的聳動宣傳，以及將群眾對經濟與失業的憤怒誤導向歐盟。同年年底，川普以類似的手法贏得總統大選。
Martin Wolf 在遍讀相關的古今著作，並且歷經多年的深思後，於2023年發表了 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一書。這一次他終於承認：唯有在吻合公民意志的民主政體治理下（不是只有投票，而是政府用符合民意的方式設立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並且配合稅收與財富重分配的手段，讓絕大多數人獲得經濟成長的利益；而不是任由企業與金融精英貪婪而不公地掠奪所有經濟成長的果實，然後讓絕大多數中產階級看不到未來，甚至日益失落與絕望），資本主義才能健全地運作；一旦民主政體被財經精英綁架，恣意掠奪經濟成長的果實而辜負大多數（絕大多數）選民的期待，民眾將會對民主政體（併同財經精英、媒體精英、學術精英、政治精英）感到失望與絕望，而把希望寄託在「強而有力的領導人」身上（尤其是那些許諾以威權主義或集權手段將他們救出泥沼的「救世主」）。
這一次，他終於極其婉轉地承認市場機制需要被適切地管理，以便讓經濟的果實可以「全民均霑」，而不是任由各界所謂的「精英」中飽私囊。
此外，他也終於承認：英國金融業是全球化的最大贏家，而他們的資金原本來自於製造業的產出與累積；然而全球化卻使製造業空洞化，導致無數勞工失業，整個城鎮蕭條、沒落有如鬼城——關鍵是英國金融業在全球追逐低風險而可以輕鬆入手的利潤（譬如炒作匯率，在國外股市炒作，甚至投資新興國家而不願意投資英國），而不願意投資於自己所在地的母國（形同為了個人之私而犧牲舉國之福祉）。
當他願意睜開眼睛仔細看真實世界裡的財經運作實況時，才充分了解到自己過去所信任的主流經濟學離真實的世界有多遙遠。當他自稱過去的經濟學涵養「瑣碎而無足輕重」時，他表達的也是對80年代主流經濟學的失望、懊惱。
Martin Wolf 的警訊與不足
Martin Wolf 最近急著警告歐美精英：希特勒的崛起，就是因為當時的政治與經濟精英讓中產階級（絕大多數民眾）感到絕望，看不到未來，所以把希望繫於庸俗無能而敢於許諾的希特勒。
他也在川普身上看到類似的特質，在川普的支持者身上看到類似的絕望與憤怒。因而急於向歐美精英提出警告：你們在繼續如此自私、貪婪而無能的話，不只是當前的經濟困境無法緩解，甚至還有可能把民主政體給一起陪葬。
我聯想到台灣：如果台灣的經濟繼續停滯而實質所得持續惡化下去，總有一天人們會失去對社會上各種精英的尊重與信任，甚至開始渴求「高效率」的集權統治。畢竟，對絕大多數人而言，生活水準（實質所得）是切身的問題，意識形態（民主、自由、台灣獨立，etc）是閒著沒事幹時的話題（噴口水用的，沒多少人在認真）。
不過，盡管 Martin Wolf 的轉向幅度大得嚇我一跳，他對經濟問題的看法在我眼中還是已經太落伍與保守了。譬如，他還是死抱著 GDP 增長不放，隱約地假定「先把餅作大，再來談分割」。
其實，從中產階級（或者 99%人）的角度看，GDP有沒有增長不重要，99%人的所得有沒有增長比較重要。
此外，既管 Martin Wolf 對全球貿易寄予厚望且曾深入研究，卻似乎還是沒有想到：「資金流向背棄母國而造成母國產業空洞化」這個事實根本就是各國政府在 WTO「服務業自由化」的一系列談判中立下規則的；既然 WTO 的金融自由化需要各國政府的許可與配合，理論上各國政府當然也可以一起在 WTO 的規則中對資本的流動進行必要的管理。譬如，在 WTO 中推動「企業與個人所得會計全球化」，將企業與個人的國外與國內所得一起合併課累進稅；同時將跨國企業的「註冊地」加以管理，避免跨國企業利用既有漏洞逃避較高稅負等。
政府原本該對選民負責，卻被財經精英綁架，又用白癡學者的理論護航（掩護、遮掩、顛倒黑白），最後通過政府簽約的各種貿易協定來圖利財經精英而出賣選民（以及製造業和農業的從業人員）。
對政治理論略有所知的人應該都會想到：唯一的解決方案（如果有機會成功的話），就是組織選民來監督政府，邀集進步學者來破解學界的妖言魅惑（各種與現實脫節的理論），以便將政府的控制權從財經精英的手中奪回來。經濟的問題就是必須用政治來解決，而 Martin Wolf 卻始終不敢徹底地如此覺悟。這一點讓我頗失望的。
然而要靠非營利組織來扮演組織選民的角色，在我的經驗中是不可能的。以台灣為例，絕大部分的社運團體都早已成為民進黨的外圍組織（甚至打手），毫不忌諱地跟民進黨進行利益交換。務實地講，既然分配的不公平首要源頭在資本利得太高，那就應該要發展勞工組織，通過勞資協商來緩解一次所得的分配不公，以及在企業界的理監事會議中保留勞工代表的席次，參與企業經營的決策（德國制度）。北歐國家與德國的所得分配相對地公允，其實就是因為他們的勞工組織比較健全、發達；英美勞工在全球化中受害最嚴重，就因為雷根和柴契爾夫人當選期間不遺餘力地打壓勞工組織。從政治的角度看，這個道理其實是很淺白的，可惜 Martin Wolf 深思了那麼多年卻似乎始終沒有徹底看破。
其實，既有體制為各界精英保留了各種漏洞來規避稅負以及進行不公平的勞資交易，其中細節與詳情 Robert B. Reich 研究得遠比 Martin Wolf 更透徹，而相關對策也提得更詳盡。
尤其是 Robert B. Reich 在加大柏克萊分校開授的大學部跨系課程 Wealth and Poverty，已經全部在 YouTube 上架，是我所知道的課程中最寶貴（不做第二人想）的。以後再為文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