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試圖用德國、日本、波蘭三個案例的作法跟台灣對比，說明一個主題：「轉型正義」是撫平傷痕，記取教訓，忘記仇恨，走向未來；而不是傷口撒鹽，記取仇恨，忘記教訓，走不出歷史。
戰爭與屠殺無辜不會只是統治者的責任
德國與日本同是二戰的發起者，德國在歐洲殺了六百萬猶太人，史稱「Holocaust」；而日本在亞洲也到處濫殺無辜，人數約莫596萬（也有可能高達一千萬人）。納粹與日本軍政府的殘忍無道，基本上是一丘之貉，不相上下。
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納粹的崛起、集權、發動戰爭受到一部分德國民眾的支持（至於支持者佔總人數的多寡恐怕是再也無法釐清的歷史事實），而不是完全只靠警察國家的高壓統治，因此德國民眾必須分擔一部分的戰爭責任，而不能自視為全然無辜的受害者。
這些事實印證了在漢娜·鄂蘭在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譯本《極權主義的起源》）第306頁裡的論述：如果沒有廣大的群眾支持，集權體制是不可能存在的。
匹茲堡大學歷史系的退休教授 Richard Smethurst 認為漢娜·鄂蘭的看法也適用於發動二次大戰的日本，因此他寫了一本書 A Social Basis for Prewar Japanese Militarism: The Arm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用微觀的角度呈現了日本民眾對戰爭的支持。這些證據也確實足以證明：日本軍政府是獲得日本民眾可觀的支持的。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從許多有關二戰期間的紀錄片裡不斷看見日本民眾、士兵對「為天皇捐軀」的無上光榮感——這種「效忠天皇」的狂對才是神風特攻隊可以存在的理由，以及硫磺島之役日本官兵不顧死活的瘋狂戰爭模式之由來。
一戰與二戰是人類文明的黑暗期，發生了許多人類史上最野蠻的行為。如果有所謂的「整型正義」，關鍵指標之一是這個國家能否走出戰前的狂熱和戰後的陰影，以確保戰爭（或任何不人道的集體迫害）不會再發生。
談這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非常簡略地交代一下日、德野蠻行為的背後因素和機制。
兩次大戰的野蠻暴行＝「偉大祖國」的號召與激情
德國人對納粹與戰爭的激情，必須追溯至一戰之後《凡爾賽條約》施與德國的羞辱與經濟上負擔不起的賠款；而法國在《凡爾賽條約》中對德國的不合理報仇又必須追溯至普法戰爭（1870-1871）後德國對法國的種種羞辱。
至於普魯士發起普法戰爭的原因，則是因為剛剛工業化的普魯士商團急需藉戰爭擴大市場規模，取得德法邊界（亞爾薩斯與洛林）的優質媒、鐵礦——而戰後的巨額賠款則是德國急速發展重工業所需要的資金。
因此，德國的政府、戰爭機器跟德國的資本主義其實是緊密締結合在一起的「三合一」：媒鐵、市場與資金是發展「鋼鐵工業」的必要元素，而鋼鐵工業攸關國防工業（槍砲、飛機、船艦），國防工業與軍事武力又關關國家與百姓的生存權，以至於「軍國主義＝鋼鐵工業革命＝壟斷資本主義＝國防＝生存權」。
德國人在二戰之前對納粹的狂熱，正是來自於「沒有強大的國家（武力），就沒有個人的幸福與生存權」——在「強權即公理」和欠缺維持世界秩序的有效機制之前，人類就必須活在彼此殺戮、血腥、仇恨和恐懼之中。
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過程跟德國雷同：1853年的黑船事件讓日本亟欲建軍強國以自保；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將日本一步步地帶向軍國主義與壟斷財閥的相互勾結；福澤諭吉在1885年始倡「脫亞入歐」論，1894年的甲午戰爭讓日本成為亞洲霸主，1905年日本打敗俄國時已經自以為「脫亞入歐」了。
這些過去的現實背景是我們能原諒，但必須力求避免再犯。因此，追溯過去的目的不是記恨和報仇，而是想辦法走出野蠻的陷阱。
其次，除了前述的現實背景，還有一股更可怕而不易覺察的力量，在燃燒著人類的野蠻熱情。
納粹主張亞利安人是偉大的民族，日本人以為大和民族是亞洲唯一的偉大民族，兩種民族主義同樣地傲慢、自大、視他人如草芥；「偉大的日本」和「偉大的德國」一樣，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是日本軍政府支持者和納粹支持者最強效的春藥，夜夜歡騰，終年不休。
於是，以不當手段擁有滿洲國與台灣的日本食髓知味，夢想著擴張霸權與榮耀——不是只有軍政府，還包括日本的財團，以及夢想著建構「偉大日本」的許多日本人（當然也包括那些夢想著要建構偉大德意志帝國的德國人）。
《紐倫堡大審》（Judgment at Nuremberg）是一部1961年的黑白電影，它以美軍的第三次紐倫堡大審（Judges' Trial）為故事背景，以虛構的人物和情節探索猶太大屠殺的責任歸屬。該片虛構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Ernst Janning（說成是國際聞名的德國法學家兼納粹政府的法務部長），並且藉著 Ernst Janning 的自白譴責所有德國人要一起為猶太人大屠殺負責，因為他們「為了拯救德國，可以犧牲任何的個人」；此外，該片藉著虛構的主審法官說出：「當第一個無辜的人被犧牲時，你們就該知道最後會有六百萬人被無辜地屠殺。」
這部片子的導演 Stanley Kramer 是猶太裔美國人，片中有許多看似理性而實則過分激情的渲染，然而它確實提出一個警告：如果國家的存在高於個人，如果為了挽救國家可以犧牲任何無辜的個人，那麼這種犧牲最後終將無法控制。它也提出了一個值得深省的觀點：國家的存在是為了服務於更高的價值，而不是僅僅只為了讓國家存在而已。
我們這個世代走過少棒的狂熱，今天應該有許多人為了台灣代表隊在亞運的表現而感到高興或驕傲。適度地滿足集體的熱情可能是人性的必要（跟飲食、男女一樣），甚至有助於一個社會、社群的合作與消彌（抑制）自私；但是集體的狂熱一旦過頭或失控，很容易導致自毀的行徑和野蠻的暴行。
因此，節制民族主義和狹隘的愛國情操，以攸關民生與人權的實質社會發展目標取代充滿意識形態狂熱的「愛台」、「愛國」，是我們走出兩次大戰惡夢的必經之路。這也是當代國家能否走過兩次大戰而邁向文明的關鍵指標之一。
接下來讓我們用這指標檢視今天的日本與德國，看他們從兩次大戰學到什麼，發展出什麼樣的機制來避免重蹈覆轍。之後再回過頭來看看波蘭和自己。
德國與日本——天壤之別的對比
日本在1905年打敗俄國時，就自以為已經「脫亞入歐」了。其實，日本始終只有在經濟、工業與武力上擠身強國，要說他們已經在文明水準上趕上歐洲，恐怕還差得遠。
只要比較一下日本和德國的二戰紀念館，兩國的文明程度立刻高下互判，猶若天壤之別。
BBC駐首爾的記者史蒂夫·埃文斯在2015年寫了一篇很精彩的報導《記者來鴻：德國和日本不一樣的戰爭反思》，清楚對照著日本的毫無悔意，以及德國的反省與悔悟之徹底。他比較了長崎和德勒斯登的兩個紀念館（兩個城市都是在二戰期間被夷為平地），前者主要是在呈現原子彈對日本的傷害，德勒斯登的紀念館主要是在反省德國的「咎由自取」。
他說：「德累斯頓博物館並列陳設的展品旨在喚起參觀者的深思：緊挨著德雷頓燒得漆黑的鋪路石，是鹿特丹的鋪路石，1940年，鹿特丹遭到納粹德國空軍的狂轟濫炸；再過去，是波蘭城市維隆（Wielun）的鋪路石。納粹德國的斯圖卡轟炸機襲擊維隆、打響二戰第一槍。」他還提到德累斯頓博物館在2015年推出一項大轟炸特別展覽，「導言還說，德累斯頓大轟炸挽救了部分生命：如果德累斯頓繼續不受挑戰的存在下去、那些可能被殺害的人，『包括猶太人、政治犯、奴工。』」
至於長崎的核爆紀念館裡，史蒂夫·埃文斯的觀察是「在這家博物館內，日本不是自己行動、而是戰爭的受害者：沒有坦率講明戰爭是怎樣爆發的。」
德國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須從此根絕讓納粹再度崛起的機制，因而不遺餘力地教育民眾，希望他們絕不會重蹈覆轍。對比下，日本政府從不曾下定決心要剷除導致戰爭的社會機制，因此也不願意積極教育民眾如何避免重蹈覆轍。
一個沒有勇氣面對歷史真相的民族，沒資格說自己是文明的國家；一個不曾積極地防範戰爭再起的國家，隨時都有可能重新墮入野蠻的激情裡。
當然德國也有右翼激進份子，也有人把一切過錯都推給決策的少數人；而日本也有知識分子以良知主動揭露日本軍政府的罪行。然而兩股勢力較勁的結果，是德國社會絕大多數人獲得了深刻的反省，而日本則絕大多數人沒有機會進行深刻的反省。
被遺忘的亞洲大滅絕（Asian Holocaust）
日本政府一再否認亞洲大屠殺（Asian Holocaust）的具體事實，或者將過去的罪行「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其中除了跟其文化有關之外，還跟罪證已被大規模湮滅有關：（1）重要的文件和證據已經被日本政府在投降前銷毀，而美軍所掌握的證據又被美國政府刻意隱瞞；（2）偏偏受害最深的中國在戰後忙於內戰與內部權力鬥爭，所能提出的數據（譬如官方認定的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高達三十萬，但是卻提不出確鑿的證據佐證），等到文革結束且社會安定時，要回頭蒐證已經太遲；（3）其他亞洲國家或者忙著打美蘇代理戰爭，或者根本沒有能力進行嚴謹的研究和調查。
此外，同樣涉及六百萬無辜亡魂的大屠殺，國際歷史學界對德國案例的關注之深與廣，恰恰與國際史學界對日本暴行的漠視成強烈對比。
廣島大學的歷史教授田中利幸（Yuki Tanaka）在 1996年出版 Hidden Horror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 一書時，一篇英文的書評說：關於納粹的暴行以出版的學術著作堆積如山，關於日本軍政府的暴行以出版的學術著作卻如此之少，形成強烈對比。
這強烈的對比從公元 2000年左右才開始慢慢地改觀。導火線是美國華裔作者張純如在1997年出版了《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這本書中雖然有許多錯誤，但是也同時引證許多美國和德國見證人的文件紀錄（包括耶魯大學神學院保存的許多傳教士的文件），因而引起公眾對相關事實的注意。該書進入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重新激起美國公眾（尤其是二戰期間被日軍迫害的戰俘和他們的家人）要求解禁聯邦政府有關日本戰爭期間各種罪行的文件。
後來，美國聯邦政府在 1999年組成跨部門專案小組 Nazi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Record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負責審查、建議該解密的機密文件。該小組在 2006年出版一本書 Researching Japanese War Crimes Records：Introductory Essays，簡介相關研究的近況。
美國陸軍的軍事史專家 Edward J. Drea 在該書序言（1 Introduction）裡說：美國政府蓄意協助日本保守日本二戰期間的各種罪行，並且讓好幾位甲級戰犯免受懲罰，目的可能是要交換日本的人體實驗機密；此外，日本早在被接管之前就已經大量消滅相關的文件與證據。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史學家 Daqing Yang 在第二章中指出：新發現的日本文獻指出，南京淪陷時至少有一萬名投降的中國士兵被下令屠殺；也有日本士兵的日記具體記載部隊主官收到上級指令，以重機槍屠殺、滅村。
因此，南京大屠殺的確不是一些孤立的個案，而是大規模、蓄意的滅村、滅城行動——雖然確實的死亡人數或許已經很難嚴謹地查證，但是南京大屠殺的殘酷、野蠻程度泯滅人性，這已經是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
據說英國的教科書裡也迴避不談她的殖民史，也許人都軟弱，反而襯托出德國知識分子和民眾的水準難得可貴。
波蘭：受害者與加害者的雙重回憶
德國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蘭，揭開二次大戰的序幕。因此，波蘭是二戰的受害者。
然而在德國佔領期間，雖然有許多波蘭人保護境內的猶太人，也還是有許多波蘭人變成納粹暴行的幫兇——1941年在波蘭境內的 Jedwabne 大屠殺，就是波蘭人下手的。因此，波蘭也是二戰的加害者。
此外，德國佔領區的波蘭是「最後解決方案」最大規模的執行地點，因此她也是人性最黑暗面最重要的見證者。
波蘭沒有迴避她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雙重身分，他們把猶太大屠殺的關鍵場址、建築物、文物保留下來，用心設計成許多紀念館與文物展覽館，（譬如奧斯威辛集中營、電影《辛德勒名單》裡的辛德勒工廠等）。這些紀念館名列 UNESCO 的世界遺產，甚至變成波蘭最重要的觀光資源之一，每年都有來自全球的各種人士到此參觀，順便遊覽波蘭的其他景點（譬如古城Kraków）。
這些紀念館背後有嚴謹的學術研究支撐，展示方式充滿創意、質感與世界頂級的製作水準，遠超過台灣各展覽館，許多地方甚至超過故宮博物院。
此外，他們也設法把進行都更而必須拆除的建物留下遺跡。譬如，他們巧妙地在行人步道上標示出過去猶太隔離區的牆址，受害者人數，或者在保留下來的殘牆上用模型標示猶太隔離區的範圍（見下圖），讓歷史進入波蘭人的日常生活圈，變成活的歷史。
此外，華沙有些社區公園裡會在一個較僻靜的角落裡讓步道下行而創造出略高於地面的凹地，向著開放空間的部分則略為壟起而佈置成假山，植以花草，從而創造出一個更隱蔽、靜謐的空間。在這個半開放的空間裡，有一個簡單而素淨、莊嚴的大理石版，刻印者這社區裡死難者的名字，家屬可以在此獻花並且靜坐、哀思，而不會被打擾。
我在一個這樣的小空間裡靜坐過幾十分鐘，想不出來二二八亡魂的家屬可以去哪裡安靜地默哀、默思。
台灣的二二八紀念只有政治操作下的激情，而沒有人性深層的哀思，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我們怎麼會變成比共產黨治下的波蘭人更欠缺人性化的深情？
台灣：受害者的回憶
台灣的歷史記憶跟教科書一樣，始終是偏頗、狹窄、被嚴重地染色與過濾。
你如果認真爬梳網頁，就會發現：好些人去過台北市的二二八紀念館或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後，只知道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是「本省精英」，好似「外省人」都是加害者或其「附隨組織」似的，而不知道二二八事件也有許多受害者是外省人；其次，這些人往往只知道二二八事件之後的清鄉造成本省精英大量殞沒，卻不知道清鄉的過程確實涉及日系共產黨員與大陸派來的共產組織。
假如二二八紀念館的設立功能僅止於「安慰一部分（本省）的亡魂和遺眷，掩埋另一部分（外省）的亡魂和遺眷」，那是嚴重地不及格的！
其次，我們只有了解二二八的起因、背景和社會機制，才有機會避免再度發生類似的傷害。
根據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於1992年2月22日正式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上下兩冊，而不是時報公司出版的刪節版），二二八事件的關鍵背景之一是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長期隔閡與彼此誤會（外省人以為台灣人自居為日本皇民，在街頭用唱日本國歌當作區別敵友的關鍵；本省人以為外省人來台只為剝削、壓榨台灣人，根本不把台灣人當同胞）；中間夾雜國共內戰（因此派來台灣的國軍與省長都是劣等）、共諜（謝雪紅）和日系共產黨員（這是後來「寧可錯殺一百，絕不輕饒一個」的屠殺背景）；而對台灣社會長期發展的最大傷害是造成後來長期的省籍對立與仇恨，甚至使得台灣的民主發展一直停留在「統獨與藍綠」，而無法思考、討論「台灣要成為一個怎樣的民主社會」。
因此，二二八事件本質上跟德國納粹或日本軍政府的屠殺不同：蔣介石、蔣經國、陳儀、柯遠芬、彭孟緝這些人的屠殺無辜並沒有得到當時在台外省人的大規模支持，而是屬於責任歸屬範圍較窄的「決策、下令與執行」。假如當時有本省人與外省人互毆的現象，主要是因為彼此的不了解與誤會，而不是因為泯滅人性的惡意或蓄意。
也因此，二二八紀念館至少要達成兩項功能：（1）精確地追究責任，安慰死者和遺眷，但絕不可以訴諸「國民黨部隊、情治單位」甚至「外省人」這種含糊壟統的詞彙，極力避免歸罪給無辜的人；（2）釐清本省人與外省人相互的猜忌與誤會，以及造成誤會與猜忌的機制，並且指出避免重蹈覆轍所需要的認識與機制。
如果含糊壟統地把洩恨的對象擴大到與事件無關的絕大多數外省人，這跟當年二二八事件濫殺無辜的機制有何不同，豈非百步與五十步之差而已？蔣介石、蔣經國、陳儀、柯遠芬、彭孟緝都死了，他們的後代可能也都不在台灣了。假如我們只在乎「誰殺人，殺了誰」，那麼省籍的情節要如何化解？
然而台北的二二八紀念館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有達到前述兩大功能嗎？從各種網誌來看，微乎其微。
當年規劃、設計二二八紀念館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人，有認真要達成以上兩個功能嗎？我頗懷疑！從各種網誌來看，台北的二二八紀念館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功能僅只於：（1）許多出入台北新公園的人根本不知道有二二八國家紀念館，（2）知道有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人也鮮少進去看，（3）有進過這兩個紀念館的人通常根本不了解二二八的複雜背景，也不解發生的機制，和走出傷痛的機制，只知道曾經死過許多「本省精英」。
跟波蘭比起來，我們處理重大的集體歷史記憶嚴重地失能，無能到非我所能形容與理解的。
假如二二八真的是台灣近代史上最大的傷痛，我們怎麼會設立（經營）出兩個連經常進出火車站的台北人都不想去看看的紀念館？假如二二八真的是台灣近代史上最大的傷痛，為什麼我們總是只有選舉的時候才談它？
今天，台灣史學界還有多少人拋棄個人恩怨在對二二八從事嚴謹的學術研究？文化界還有多少人在思索如何保存、呈現、再生產我們關鍵的集體記憶？有多少人在思索如何走出過去，走向未來？
民進黨總是強調二二八不可以被忘記，那麼他在執政期間是被仇恨淹沒而失去其他視野和思考、執行的能力？還是根本就只想把二二八當作他的選票兌換機？
假如民進黨只想利用二二八換取選票，別說是那些外省的亡魂，連本省的亡魂恐怕都會在九泉之下無法瞑目。
這樣子的「轉型」，到底有多少的「正義」和「不義」？
台灣：加害者的回憶
台灣的本省人好像只記得自己是受害者，而從來沒想過自己會不會也曾是施暴者，或附庸？
國民黨的教科書用「日據時期」意指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權是基於暴力攫取（甲午戰爭），不承認她的合法性。台大歷史系某教授用「日治時期」指稱那個年代，通常這意味著認定日本是合法地依據馬關條約統治台灣。
如果從「日本人李登輝」和其他「皇民」的角度來看，台灣人跟日本人一樣地必須為日軍在二戰的殘酷暴行負起一部分的責任。
事實上，根據英文版的維基百科（在「4 War crimes trials」這一節裡），戰後的日本戰犯審判裡，5,700個乙級和丙級戰犯中有178個台灣人和148個韓國人——而受害者中難保沒有中國（大陸）的人。
然而台灣從來沒有人去談過台灣人（或者至少是「皇民化的台灣人」）需不需要對日本在二戰的大屠殺負擔起部分責任，或者探討皇民化的台灣人是否狂熱地支持日本軍人慘無人道的暴行？以及，假如有的話，如何避免讓這樣的狂熱再度在台灣社會被引燃？
譬如，許多人都知道日軍濫殺戰俘跟武士道精神有關（看不起戰敗而不自裁的軍人，覺得他們不配活下去，因此肆意虐待、殘殺戰俘），而「日本人李登輝」卻用日文撰寫《「武士道」解題：做人的根本》，鼓勵日本人要重拾武士道精神。
擁護武士道精神的人可以淨說武士道好的一面，但是歷經兩次大戰期間以「愛國」為名而進行的各種恐怖屠殺，我們真的不需要對「忠君、愛國」的思想劃個界線嗎？
附記：
本文作者的雙親都是世居新竹市的閩南人，朋友圈跨外省、閩南和客家人，不屬於任何政黨。
寫這篇文章的原始動機，其實是因為：（1）漢娜·鄂蘭的一系列著作，讓我覺得所有關心「人性」的人都該去深思兩次大戰泯滅人性的各種暴行究竟是如何發生的，以及如何避免它的再發生。（2）數年前訪波蘭的各種大屠殺紀念，感慨於台灣人把二二八當政治炒作的本錢，從不曾真心去面對過去，嚴重地對不起二二八的亡魂，因而早就想寫一篇關於二戰省思與紀念方法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