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鬼才導演 Michael Moore 的《插旗攻城市》（Where to Invade Next）又在 MOD 的 FX-HD（72台）重播，引領觀眾思索：為什麼德國和北歐都可以做到高社福、低工時高工資，和環保、永續等多元的社會發展，而美國卻為了少數人的財富而犧牲絕大多數人的幸福？
跟歐洲比起來，美國（和台灣）到底是比較像民主國家（民有、民治、民享）？還是封建社會（剝削多數人，成就少數人）？
一、年輕人的痛苦何來？有解嗎？
為什麼台灣的中小企業有許多「隱形冠軍」，「隨時可以服務全球第一品牌」，而年輕人卻看不到未來？
關鍵在於什麼叫做「隱形冠軍」。
德國的「隱形冠軍」是在高工資、低工時、高福利的營運下維持高毛利、高附加價值；而台灣那些「隨時可以服務全球第一品牌」的企業裡，泰半是在壓榨勞工，在「政府減稅，工資減半」的情況下依舊只有「毛三到四」的利潤率。
「隱形冠軍」的核心精神絕非「隨時可以服務全球第一品牌」，卻甘於剝削自己和勞工（堅強的奴性）；而是掌握核心競爭力，足以跟品牌廠有平起平坐的議價能力，因而維持著跟世界頂尖品牌一樣高的附加價值。
《天下》的報導只從表象上理解「隱形冠軍」，以「隨時可以服務全球第一品牌」自傲，卻沒覺察到其中隱含著剝削勞工和土地，浪費國人的才華與創意，自甘為奴地為惡質的全球資本主義（代工體系）服務。
這種表象式的淺層認知，反應的是整個社會「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盲從風，以及「膝反射」式的淺層思考能力。
而且，問題的根源可能是「從大學爛起」：許多大學教授忙著寫論文，爭名奪利，不曾深思，而變成愛因斯坦口中的「專家（訓練有素的狗）」。這些人從來都沒有徹底搞清楚民主政治的核心精神與社會發展目標的核心內涵，仍舊不自覺地活在許多從美國進口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裡，也走不出藍綠政治集團數十年的洗腦，而不自覺地用極其膚淺、表象的方式在理解民主、經濟與社會發展。
最極端（也最常見）的幼稚表現是：誤以為美國的一切都是對的，比美國現況更好的倡議都是妄想天開；至於台灣，因為擁有對岸所沒有的各種自由，所以已經是天堂——誰要批評她就會被扣上「統派」的帽子，被罵「不喜歡你就滾到中國去！」好像這個世界上的政治、經濟與人權一共就只有兩種選擇：台灣跟中國（大陸）。
為了要破解這種「膝反射」式思考背後層層疊疊的意識形態，底下先借用《插旗攻城市》（Where to Invade Next）的鏡頭，逐一揭穿較常見的意識形態，最後再來探討根本的問題：為什麼歐洲能，而美國（和台灣）卻不能？
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插旗攻城市》這部紀錄片已經被 PO 在網上（可惜只有前面 90分鐘，還缺後面30分鐘），不想看 MOD 的人，可以點選這個連結。
這部電影用歐洲各國的實際現況去跟美國的現況對比，藉此凸顯一個事實：雖然美國的軍事武力是世界最強的，而且有許多全世界最有創意、最賺錢的企業，但是美國也同時是最不人道的「已開發」國家，只關心少數富人的福祉，而任令他們壓榨其他人（尤其是勞工和弱勢的階層、族群），並且以各種野蠻的方式壓迫人權與人性的需要。
當歐洲在戮力追求「更人性化的勞動、教育與生活」時，美國卻用各種意識形態在捍衛「新奴隸制度」。
（2A）「勞工權益保障=失業」？
台灣的媒體和主流論述整天在宣導：「對勞工太好，會使產業失去國際競爭力」。真的嗎？
德國人均工時每週只有 36小時，工作壓力太大的人還可以在醫師的處方下接受 3週的「SPA渡假村休閒治療」——錢由全民健保給付，渡假村內還有人替你照顧孩童。但是，德國製造業的競爭力卻是全球第一，甚至到今天都還有工廠以高工資、高福利、低工時的方式在生產鉛筆（多麼傳統的產業！）。
義大利很窮，但是卻可以讓勞工每年帶薪休假 30~35天，假期沒用完還可以跟次年的假期加總在一起用；此外還有育嬰假等等美國勞工很難享受到的假期。
有人或許會說，就是因為勞工工時太低，所以義大利的失業率才會那麼高。這是美國「新奴隸主義」的典型政治宣傳，意圖對勞工洗腦，讓他們自願接受各種違背人性的工作倫理和惡劣的勞動條件；而台灣的許多「膝反射」級教授、教父、舵手們卻奉為圭臬與舉世皆然的真理。
事實上，各國政府對失業的定義概念相似，但執行上各有差異，使得跨國的失業率比較有困難。
尤其是美國對「失業率」的定義遠比加拿大和歐洲嚴苛，把許多實質上失業的人歸類為「自願失業」，而不計入美國的失業率之中。[1] 譬如，如果一個人只靠從報紙上找工作而沒找到工作，加拿大會認定他是失業，而美國則認定他是「自願失業」。光是這個小小的差異，就使得加拿大的失業率平白比美國多出1%。
其次，美國的社會福利和政府對勞工權益的保障都遠比歐洲差，因此有許多人是被迫接受惡劣的工作條件（非典就業）。用這種不人道的方式增加就業率，其實是美國之恥，卻被美國政客和台灣的無知評論者說成是美國的榮耀。
此外，影響失業率的因素還很多，包括產業政策、技職教育體系的優劣，產學知識與技術內涵的落差，以及金融體系的健全程度等，不能以偏概全地把失業問題全部都推給「工作保障」。
事實上，福利國家之間的失業率差異懸殊：德國的失業率（3.9%）和挪威、瑞士的失業率都低於美國（4.7），荷蘭、奧地利、丹麥和瑞典僅略高於美國，但是義大利、西班牙與希臘則遠高於美國（見圖一）。這意味著：勞工權益的保障對失業率的影響可能遠不如其他因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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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OECD國家 2016年Q4失業率，原出處 OECD |
而德國人之所以能享受高工資、高福利、低工時，則是因為產業政策、技職教育，以及產業、學術與金融機構三者密切的合作與協調能力。
產業競爭力跟許多因素都有關，那些認定「失業率正比於勞工權益保障」的人，腦容量真的是比豌豆還小！
（2B）社會福利=浪費&無效率？
法國最窮的社區裡，學校的營養午餐看起來像是美國法式餐廳的三星級美食，從開胃菜到甜點（數種 cheese 挑一種）一共四道，逐道由廚師端上桌。相較下，法國孩子覺得美國的營養午餐看起來好像很噁心且不健康，法國廚師覺得美國的營養午餐看起來根本沒資格被稱為「食物」。
法國學校用一小時吃午餐，把這一小時當一堂課去設計，藉以教導孩子分享、均衡飲食、餐桌禮儀等（我們還可以在想像中加入食農教育、全家共餐的意義與價值，以及「好的食物來自人人都可以學會的烹調，而非價格昂貴的「美食」，與階級或收入無密切關係」等）。假如沒有營養午餐，只靠課本和口頭講解，窮孩子是不可能真正學會這些重要知識的；而窮苦家庭飲食失衡的結果，將會加重醫療體系的負擔。
此外，跟許多歐洲國家一樣，法國提供免費的醫療，近乎免費的日間托嬰，以及近乎免費的大學教育；而美國卻有許多人負擔不起醫療保險，以至於美國的嬰兒夭折率竟高於古巴——更別提許多大學畢業生一身學債而找不到工作。
認定「美國永遠是對」的「衛美派」人士可能又要根據膝蓋反應說：「法國（跟歐洲國家）就是這樣吃垮政府，才會國債高築。」
對不起！美國的國債比法國高，也比絕大多數歐洲國家高——甚至比許多開發中國家高（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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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General government debtTotal, % of GDP, 2015 |
那麼，歐洲國家的稅率（政府支出）真的遠比美國多嗎？各國差距蠻大的（見圖三）：美國 37.7%，英國 42.8%，西班牙 43.8%，德國 44%，荷蘭 44.7%，挪威 48.8%，瑞典 50.2%，義大利 50.3%，丹麥 54.8%，法國 56.6%，芬蘭 57%。
法國政府真的很浪費，是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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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General government spending（Total, % of GDP, 2015） |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美國人的薪水除了要繳交聯邦、州與地方政府稅之外，還必須要自付高昂的醫療保險、退休基金等，以至於很多人實質上拿到的薪水只有一半——這還不包含子女的大學教育教費、托嬰與育幼等費用；而德國政府雖然花掉 GDP的 44%（只比美國多 6.3%），卻可以提供上述所有的保障和政府服務，相較之下德國系統的服務效率還是比美國高很多。而挪威和瑞典表面上政府支出比例比美國多出11%~13%，可是人家所獲得的服務卻是「從搖籃到墳墓」的全套服務——在美國要辦齊這些所有的項目，總花費恐怕是不只薪水的60%。
所以，重點不在於一個政府的稅收有多高、支出有多高，而是你從政府所獲得的服務跟你繳的稅比起來划不划算。這麼說吧，如果北歐政府是用四星級的價格提供五星級的服務，而美國政府是用三星級的價格提供二星級的服務，那當然還是北歐國家比較划算，比較有效率。
（2C）童年、家庭與生活的可貴
中國大陸的教育強調「今天不吃苦，明天會更苦」，這是貧窮國家的無奈——畢竟要讓 13.8億人口一起脫貧很困難，目前只有一億人口可以脫貧而擠身中產階級；為了孩子的未來，只好剝奪他們的童年與青春，以及中壯年人的健康與家庭生活，以便成為「吃得苦中苦」的「人上人」。
但是，台灣跟美國這樣實質人均所得早已逼近或超過五萬美元的國家（根據 IMF 2016的估算，美國是 57,436美元，台灣是 48,095美元，緊追著德國的 48,111美元），還有必要剝奪孩子的童年與青春，以及中壯年人的健康與家庭生活，以便立志「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嗎？
芬蘭的教育曾在 PISA 取得第一名的表現，但是他們的上課時間卻比美國少，關鍵在於教育的品質。上課時間有多長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師資品質（待遇）、教學方法、教育的情境，以及學習成效與教學成效的評鑑方式（越精緻、可靠的評鑑方式越耗人力與成本）。[3]
教育的成本不必然正比於教育的品質，但卻是重要的參考數據。圖四和圖五顯示：不管是用 GDP百分比作比較基準，或花在每個孩童身上的教育成本當比較基準，美國都遠低於北歐國家，甚至於落後或只有東歐國家的水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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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幼兒教育與照護的費用（%GDP）[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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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幼兒教育與照護的費用（美元/孩童）[4] |
更值得深思的是：芬蘭人認為童年很重要，「他們可以當孩童的時間很短，很寶貴。」「除了功課，他們還有很多事要做。」
你還可以在這影片裡看到，北歐國家的教育目標是培養「有能力創造幸福，並擁有幸福的人（每一個人）」，而台灣和美國的教育制度則是培養「可以吃得苦中苦的優質、廉價勞工」和「少數統治階級」——北歐國家是在拉抬弱勢，消除階級與階層差異；美國和台灣刻意通過教育制度在維繫階級社會、複製階級。
美國人還要把人均所得拉抬到多高，才有資格追求童年、青春、中壯年與人生的幸福？台灣人要到人均所得有多高的時候，才有資格追求童年、青春、中壯年與人生的幸福？「衛美派」人士與「膝反射族」不知道有沒有足夠的腦容量去回答這個問題——或者至少認真想一想？
此外，德國人教導他們的孩子：德國人曾經迫害過猶太人。他們在各個街頭、街角樹立牌子，紀錄納粹在各地犯下的罪行和時間。德國人學習歷史，是要避免歷史重演。我們呢？德國人有勇氣教孩子祖先犯過的所有錯誤，以免後代再重蹈歷史覆轍嗎？而我們呢？
我們扭曲歷史事實，教孩子媚日，教孩子恨國民黨，甚至把軍公教當成是「外省人的幫兇」那樣地鬥爭、醜化。我們教孩子記恨，因為我們要為二二八的死難祖先復仇，因為我們希望所有的後代都記得「父仇不共戴天」？
台灣人活著，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發洩憤恨；北歐人活著，是為了跟別人一起追求更公平、平等、幸福的社會。
（2D）對壞人不能太好
整部片子裡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葡萄牙的警察竟然把「人的尊嚴」當成警察培訓與執勤時的首要綱領；而挪威人竟然以為只要剝奪了謀殺犯見親人和朋友的自由，就已經是足夠的懲罰，不需要進一步剝奪他們做為人的尊嚴！
如果不是親眼目睹，我實在無法相信這樣的觀念和制度會在這世界上存在！
在白色恐怖的時代裡，我們被教導成：只有壞人會被關到綠島，好人不用害怕（所以，你不用管他們有沒有被公開審判，也不用管他們有沒有被刑求口供，更不用管他們在監獄裡過什麼樣的生活。
在好萊塢片的教導下，我相信美國人被教導成：只有壞人會被警察打，好人不用害怕。在美國，犯人沒有尊嚴，沒有自由，更沒資格擁有尊嚴和人道的待遇——那只會讓他們殺害彼此，雞姦彼此，對誰都沒有好處。
在台灣和美國，我們被教導而相信：監獄中的生活必需遠比監獄外痛苦，才不會鼓勵犯罪，才可以嚇阻犯罪。
當我們在好萊塢影片裡看到警察粗暴地將「嫌疑犯」打到頭破血流，我們跟美國的「好公民」一樣不在意，因為「警察只打壞人，不會打好人」。
因為我們相信人有兩種：好人跟壞人，所以我們相信只有好人可以享受人權，「壞人」不可以享受人權。而且，不管警察對「壞人」有多壞，都跟我們無關——因為我們都是「好人」，永遠不會不小心犯錯也永遠不會在街頭或機場被誤認為嫌疑犯。
結果，我們在機場或街頭被警察誤當成嫌疑犯而粗暴地搜身、制伏在地上；我們被污告、陷害，或一時激憤辱罵噁心政客（「毀謗罪」）而被判一年以下刑期時，才發現監獄與看守所裡的痛苦不是你所能忍受的。這時候，你才突然發現人或許只有一種，而且每一個人都有機會進入監牢或看守所。
芬蘭人把傳統的打獵維生變成今天的休閒活動和嗜好，因此槍械擁有率排名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葉門），但是槍擊犯罪卻罕有所聞。[5]
芬蘭的警力比美國小，對罪犯的懲罰遠比美國輕，為什麼犯罪率和重犯率卻遠比美國低？原因或許很多，但是絕不能忽略這一個：如果你讓一個孩子成長在因為貧窮、失業而充滿酗酒與暴力的家庭裡，毫無安全感與家庭溫暖且備嘗痛苦的童年，長大以後又要面對自己的失業與艱困的生活，人道化的監獄對他而言將會是值得嚮往的天堂（美國）；如果你讓一個孩子成長在溫飽無虞而充滿幸福的家庭與童年裡，長大以後只要肯努力就不會失業，失業也不會陷入艱困的生活裡，人道化的監獄對他而言仍舊會是一個失去自由的痛苦地獄（芬蘭）。
美國的許多有色人種都活在地獄第一層裡，所以監獄必須像地獄第十八層，才會有「懲罰」的效果；芬蘭人都活在比台灣大多數人更幸福的天堂第一層裡，所以監獄看起來比台灣的許多弱勢家庭都舒適，卻已經有「懲罰」的效果——這就是北歐讓所有人都可以分享到經濟的果實與幸福滋味的重要理由。
為什麼歐洲國家可以讓每一個人都分享到經濟成長的果實，使得每一個國民（大人和小孩）的生活都可以隨著經濟發展而變得越來越人道，越來越幸福（真正的社會發展）；甚至在經濟發展遲滯的時候，整體社會仍舊繼續往更人道、更公平（人權與經濟成果的分配）、更環保、價值更多元的幸福大道快速邁進？
為什麼美國人在冷戰時期可以普遍享有接近歐洲的社會福利與經濟上的公平，冷戰後變成全球唯一強權，勞動人權與勞工的經濟權（工作權、分享經濟成長果實、參與企業層級與國家層級的產業決策等）卻反而下降？
這跟傳統文化有關，跟工會與公民組織的發達程度有關，也跟教育的內容和社會制度有關。底下我們一一探究。
三、幸福又平等的社會——歐洲能，美國為何不能
有人說，美國勞工的權益下降是因為全球化競爭的結果：美國勞工必須跟中國（大陸）的工人搶 Apple 訂單，所以勞動條件就必須跟中國（大陸）看起。相信這套說法的「膝反射族」甚至會引述一個很炫的經濟學術語和理論：「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
但是，難道只有美國必須面對全球化，而歐洲國家卻不需要面對全球化？
大家都是全球化這個熱鍋子裡的螞蟻，全球資本家都想靠著大陸和印度的代工撈一筆。但是，當一個國家的外銷產業跟新興國家形成足夠的技術區隔（所謂的「垂直分工」），就不會有被新興國家取代的問題，也不會有「要素價格均等化」的現象（參見我發表在「獨立評論＠天下」的專文〈次世代產業與台灣人的移民性格〉）。
反之，如果 CEO 的薪水無上限，資遣的勞工愈多，out-sourcing 的業務愈多，收入就愈多，當然就會鼓勵這些 CEO 將產業外移——美國的產業外移往往不是因為企業經營不下去，或者賺得不夠多，而是因為不擇手段地想要賺更多。
所以，歐洲與美國的差異主要來自於：歐洲的政府和企業都致力於拉開（或維持）外銷產業跟新興國家的技術落差，美國的政府和企業則任令製造業與服務業的代工持續擴大。
但是，全球化的各種負面效應都是美國在 WTO 主導的結果，為什麼美國的上班族會同意政府持續推動會導致產業外移的外貿政策？此外，美國企業在產業持續外移的過程中資本獲利率是持續的上升，以至於 30年來經濟成長的果實全被 top 10%的人吃光。為什麼佔投票人口 >90% 的上班族不會通過投票行為挾持政府，以便藉由稅收等方式進行財富重分配？
為什麼美國的上班族只能任令政客、政黨和財團勾結，只能有形式上的民主（投票、選舉時喊爽，然後任令兩個爛政黨跟華爾街勾結），而沒辦法落實「民有、民治、民享」的立國精神，讓政府根據 >90% 公民的意志來訂定與推動對上班族有利的外貿、財經、產業政策？
關鍵在於勞工（上班族）有沒有機會參與企業和國家層級的最終決策。
企業家（資方）往往比散沙一般的公民更有組織，因此也比一盤散沙的公民更有能力影響政府決策；而且他們還可以買通學者發表對資方有利的論述，再通過媒體散播有利於資方的論述，壓抑不利於資方的論述——除非勞方能形成有利的組織，以集體行動對媒體、政府和資方施壓。傳統上，這就要靠工會組織；1960年代以來，歐洲各國的各種公民團體興起，各就他們所關心的社會議題爭取立法並對政策施壓，也取代了工會的部分職能，和傳統工會所無法負擔的職能。
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社會）裡，工會和其他公民組織越發達，就越有機會把 >90%人給團結成有組織的力量；並且通過這些組織進行消費者教育、勞工教育與公民教育，以便帶領 >90%人口脫離資方、媒體與政黨的洗腦。通過這些機制，>90%人口才有機會對抗資方的力量，落實「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本意。其中工會的發達程度常常是學術界觀察的首要重點。
四、工會必然會式微？
美國勞工處境的惡化，跟美國工會的式微有密切的關係——1970年代開始，美國工會式微的速度遠超過許多歐洲國家（工會參與率從1950年代的30%降到2010年代的10%）。
根據 "When Institutions Matter: Union Growth and Decline in Western Europe, 1950-95" 這篇論文 [6]，戰後的 1950~1975 之間，西歐絕大部分國家的工會參與率（工會會員佔勞工總數之比例）都在成長，尤以北歐國家最明顯；1975-95期間北歐三國工會參與率持續成長，挪威與西德大致穩定，其他絕大部分國家都進入工會的衰退期（參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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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西歐工會參與率變化 [6] |
至於歐洲工會的式微，一部分是因為工會的傳統任務已經完成立法，勞動人權與社會福利已經獲得保障，因此勞工人不再像二戰剛結束時那麼積極爭取更多的社會福利或勞工權益。以英國為例，英國人在醫療、教育等方面所享受到的社會福利明顯地高於美國，這變成是柴契爾夫人打擊工會和社會福利制度的藉口。
德國的例子跟英國不同，歷來工會所要爭取的許多權利都已經完成立法（譬如中、大型企業裡的董監事成員必須有一半來自勞方代表），而且各種社會議題都有相關的公民組織或社會團體在倡議，使得加入工會的急迫性下降。但是，德國工會參與率雖然低於英國，工會對社會與企業的影響力卻遠大於英國（通過董監事會議與其他既存的工資保障條款等）。
歐美國家在 1970年代以後普遍發生工會參與率降低的現象，有些學者認為是服務業勞工與婦女勞動人口增加了，但是他們對工會的參與不熱衷；但也有些學者認為，全球化使得工會組織最嚴密的產業最快外移，被新興國家的代工產業取代掉，因而工會成員數萎縮。從這種角度看問題的人，往往以為工會式微是不可免的趨勢。但是看懂這趨勢並適度調整發展策略的加拿大汽車工會卻絕地反撲，且戰果令學者矚目。[7]
此外，如果仔細比較表一中西歐各國之間的工會發展趨勢，我們還可以看見國與國之間有很大的差異。最引人注目的是，北歐國家已經是全世界社會福利制度最完善的國家，但是他們的工會參與率卻持續地上昇，瑞典甚至高達 91%，而丹麥和芬蘭都大約是 80%——真的非常地嚇人！
北歐的工會參與率和社會福利、勞動條件都高到嚇人，為什麼？
五、三種民主社會
我們可以根據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程度、勞動條件、工會的影響力與參與率等因素，將所謂的「歐美」國家分成三種民主國家：
（1）「民有、民治、民享」的真民主社會，以北歐為最出色的代表，德國、奧地利、荷蘭和比利時（萊茵制度）亦相似；特色是每一個人都有實際參與企業與社會各級決策過程的機會與機制（而不只是投票、民調等民主表象），落實「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初衷，關心勞工權益，關心普遍人權，以及生態、保育與永續。
（2）勞方與資方處於拉鋸狀態下的「半封建、半民主社會」，以英國為代表（英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原本遠比美國完善，在柴契爾夫人執政以後才被大肆摧殘）。
（3）為資方與少數人服務的階級社會（假民主社會），以美國為代表；特色是社會福利與社會安全網有很大破洞，產業政策以圖利少數人（<10%）為首要考量，藉以逼迫勞工對資方的利益做出最大的讓步；於此同時，對人權與環境、生態的保護最不積極。
衛美派人士對此辯護說，美國只是「階層社會」（收入、人權、教育與醫療機會等有差等或差異懸殊，但是每一個人都有公平地追求幸福的機會），而不是「階級社會」（收入、人權、教育與醫療機會等差異變成世襲）。如果這些人之中有些人只是被洗腦而腦容量還正常，我建議他們去讀一讀我過去的文章〈正在改變21世紀的一本書〉。
如果我們再把北歐國家的特色與美國的特色拿出來比較，就會很清楚地看到：美國是從個人主義出發，以自私為動力建構起來的社會體系，每一個人都是原子化的個人；而北歐是一個重視集體（我群）的社會，以互助和追求集體的最大利益為動力，因此可以細緻地考慮到每一個人的人權與尊嚴，願意為子孫的福祉而戮力於生態、保育與永續的發展。
這種差異既來自於傳統精神與傳統文化，也逐漸地根植於社會制度和教育內涵裡，並且通過社會制度和教育內涵而持續、穩定地複製，甚至成長——美國白人領導階層變得越來越貪婪而不知節制，北歐國家變得越來越人性化、越來越有人道精神。
六、還有一部電影呢？
我沒忘記，這是正在日舞電影台 Sundance Channel（70台）播放的《光榮之路》（Bound for Glory），講述美國民歌之父 Woody Guthrie 的故事，從另一個角度引領我們深思台灣跟美國的社會發展（與意識形態）問題。
Woody Guthrie 關心公平、正義與窮人的疾苦，四處流浪為窮人唱歌，安慰他們、鼓勵他們。不過，這篇文章已經太長，我必須從簡。關於 Woody Guthrie 的故事，請看電影，或者參考《樂多日誌》裡張鐵志寫的〈唱人民的歌、為人民歌唱︰Woody Guthrie〉。
Woody Guthrie 最有名的歌是〈This Land Is Your Land〉，完整歌詞（共七段）請點選這個連結。底下是其中的第一段，以及最後三段。
This land is your land This land is my land（1）「民有、民治、民享」的真民主社會，以北歐為最出色的代表，德國、奧地利、荷蘭和比利時（萊茵制度）亦相似；特色是每一個人都有實際參與企業與社會各級決策過程的機會與機制（而不只是投票、民調等民主表象），落實「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初衷，關心勞工權益，關心普遍人權，以及生態、保育與永續。
（2）勞方與資方處於拉鋸狀態下的「半封建、半民主社會」，以英國為代表（英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原本遠比美國完善，在柴契爾夫人執政以後才被大肆摧殘）。
（3）為資方與少數人服務的階級社會（假民主社會），以美國為代表；特色是社會福利與社會安全網有很大破洞，產業政策以圖利少數人（<10%）為首要考量，藉以逼迫勞工對資方的利益做出最大的讓步；於此同時，對人權與環境、生態的保護最不積極。
衛美派人士對此辯護說，美國只是「階層社會」（收入、人權、教育與醫療機會等有差等或差異懸殊，但是每一個人都有公平地追求幸福的機會），而不是「階級社會」（收入、人權、教育與醫療機會等差異變成世襲）。如果這些人之中有些人只是被洗腦而腦容量還正常，我建議他們去讀一讀我過去的文章〈正在改變21世紀的一本書〉。
如果我們再把北歐國家的特色與美國的特色拿出來比較，就會很清楚地看到：美國是從個人主義出發，以自私為動力建構起來的社會體系，每一個人都是原子化的個人；而北歐是一個重視集體（我群）的社會，以互助和追求集體的最大利益為動力，因此可以細緻地考慮到每一個人的人權與尊嚴，願意為子孫的福祉而戮力於生態、保育與永續的發展。
這種差異既來自於傳統精神與傳統文化，也逐漸地根植於社會制度和教育內涵裡，並且通過社會制度和教育內涵而持續、穩定地複製，甚至成長——美國白人領導階層變得越來越貪婪而不知節制，北歐國家變得越來越人性化、越來越有人道精神。
六、還有一部電影呢？
我沒忘記，這是正在日舞電影台 Sundance Channel（70台）播放的《光榮之路》（Bound for Glory），講述美國民歌之父 Woody Guthrie 的故事，從另一個角度引領我們深思台灣跟美國的社會發展（與意識形態）問題。
Woody Guthrie 關心公平、正義與窮人的疾苦，四處流浪為窮人唱歌，安慰他們、鼓勵他們。不過，這篇文章已經太長，我必須從簡。關於 Woody Guthrie 的故事，請看電影，或者參考《樂多日誌》裡張鐵志寫的〈唱人民的歌、為人民歌唱︰Woody Guthrie〉。
Woody Guthrie 最有名的歌是〈This Land Is Your Land〉，完整歌詞（共七段）請點選這個連結。底下是其中的第一段，以及最後三段。
From California to the New York island;
From the red wood forest to the Gulf Stream waters
This land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
As I went walking I saw a sign there
And on the sign it said "No Trespassing."
But on the other side it didn't say nothing,
That side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In the shadow of the steeple I saw my people,
By the relief office I seen my people;
As they stood there hungry, I stood there asking
Is this land made for you and me?
Nobody living can ever stop me,
As I go walking that freedom highway;
Nobody living can ever make me turn back
This land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值得玩味的是，YouTube 上面的版本幾乎不唱後面三段，只因為它們具有社會主義思想（雖然 Woody Guthrie 最早的念頭來自美國的立國精神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唯一例外的是受到 Woody Guthrie 深刻影響的另一個美國民歌之父 Pete Seeger 唱的。
Woody Guthrie 雖然跟美國的左翼關係密切，但從來都沒有共產黨籍，單純只是一個關心底層民眾的歌手。為什麼許多美國人都不敢唱出他跟底層民眾真正的心聲（〈This Land Is Your Land〉最後三段）？或許是因為一段強力壓制所有左翼思想的歷史——所謂的「麥卡錫主義」（美國版的反共八股和白色恐怖）。
結語
美國人因為自私和反共八股而不敢擁抱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政治，台灣也因為自私和反共八股而不敢擁抱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政治。
至於「大一經濟學的真理」，只不過是財閥、政客和御用學者用來捍衛「新封建社會」的工具與說詞，無知的「膝反射族」卻被終日洗腦而不自知。
台灣確實比大陸更自由，有更多的人權保障。但是，這樣就算是「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政治了嗎？我們在意的到底是統獨藍綠？還是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政治？
後記
耐心看完這篇近萬言的文章後，你或許可以了解到：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而多元體系，其中各種因素複雜地交互影響，沒有任何一種因素或現象可以被孤立起來分析語理解。
因此，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必須整合起來，才有辦法較完整地解讀任何一種影響深遠的社會現象、政治現象或經濟現象。一旦把三種學問（觀點）給拆開來，各自獨立去解讀任何重大的經濟、政治或社會現象，往往都是掛一漏萬並以偏概全，嚴重地扭曲事實。
所以，芬蘭的社會福利、產業政策、工會、政治制度、教育體制、監獄制度等都彼此息息相關，無法切割，也無法被獨立地討論。此外，德國工會參與率低於英國，但是德國工人對企業決策與國家產業政策的影響遠遠大於英國，因為還有許多跟工會參與率無關的因素在影響著工人的權利與角色。
不幸的是，經濟學從理工學院學會一個惡習：喜歡把各種現象與因素孤立起來看，並且「假定其他相關因素維持不變」。其實，這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抄襲理工的結果，而沒真正地把理工學院的智慧給學透。
首先，理工學院跟經濟學所要研究的對象截然不同：理工學院研究的對象是人造的物，可以一次孤立起一個因素去徹底研究它（或者可以通過特殊實驗條件而孤立起來的現象）；但是經濟學研究的卻是無法被孤立起來研究的社會。
其次，一次研究一個因素的影響，之後再加總起來，並且假設加總過程「正的效應仍會維持正的效應」（譬如，「其他一切因素不變的前提下，工資上漲會導致失業率上升」），這種想法是基於理工學院常假設的線性疊加（linear superposition），嚴格講只適合線性系統（linear system），或者變化幅度很小的非線性系統。但是經濟現象經常在面對的是變化幅度很大的非線性系統（譬如，過去25年來工資漲幅跟失業率的關係）。
最後，工學院畢業生的最大挑戰是如何縫合理論與現實的落差，而較有實務經驗的工學院學者也往往會在課堂上提醒學生課本知識跟現實世界有多大的落差。然而，經濟學界到底有多少人關心課本知識跟現實世界的落差，可真是一個國外經濟學界吵翻天的問題呢。
[1] Constance Sorrentino, "International unemployment rates: how comparable are they?", Monthly Labor Review, June 2000, 3-20.
[2] The Economist, "Italy's regional divide-A tale of two economies", May 2015.
[3] Stanford Report, "How the Finnish school system outshines U.S. education", January 20, 2012.
[4] OECD, "Public spending on childcare and early education", November 2016.
[5] Michelle Tsai, "Packing Heat in Helsinki-Why do Finns own so many guns?"
[6] Bernhard Ebbinghaus and Jelle Visser, "When Institutions Matter: Union Growth and Decline in Western Europe, 1950-95", Mannheimer Zentrum für Europäische Sozialforschung, 1998.
[7] Jonathan Eaton and Anil Verma, "Does “Fighting Back” Make a Difference?-The Case of the Canadian Auto Workers Union",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Vol. XXVII, No. 2, 187-212, 2006.
